第十三章 大順政權的失敗

  第一節　明朝官紳的叛亂

  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的失敗和被迫放棄北京，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農民軍自從崇禎十四年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利，攻無不克，現在卻在一次關鍵性的戰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氣難免受影響。清方旗開得勝，一舉拿下了北京，邁出了多年夢寐以求的進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興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於大順軍後方的兵員尚多，活動餘地仍然很大；清軍戰鬥力雖然比較強，畢竟受到滿族人口稀少的限制。因此，在大順和清爭奪天下的抗衡中，具有關鍵意義的卻是漢族官紳地主的動向。

  漢族地主中的許多人，大約從崇禎十六年冬開始，已經看出明王朝大廈將傾的前景。他們在這場社會大動盪當中倉皇四顧，迫切地尋求新的保護者，見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如日東升，兵鋒所至，風捲殘雲，很自然地便把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託於大順政權。這也是李自成起義軍進潼關以後，不到半年時間幾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個黃河流域數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漢族地主們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順軍的主要領導人，雖然由於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響而開始逐步地向官紳地主轉化，可是這種轉化還沒有達到質變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順政權的領導人仍然堅持維護農民階級的利益。在階級社會中，一個政權的政策總是要維護某些階級、階層的利益而損害另一些階級、階層利益的。大順政權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它的財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地維護著農民（可能還有一些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給地主階級，特別是其中最有權勢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擊。當時，大順軍的兵員已達百萬左右，在大片地區內建立了政權，用什麼辦法來籌措這筆龐大的兵餉和行政費用呢？一種辦法是在承認和保護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這是歷史上許多新建王朝的傳統辦法；另一種是實行剝奪剝削者的農民革命政策。李自成於崇禎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崇禎十六年初在襄陽建立政權時，又具體化為「三年免徵」的政策。是信守這些諾言呢？還是出爾反爾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堅持了保護貧苦群眾利益的農民革命立場，決定繼續執行暫時（計劃在三年之內）免除農民賦稅的政策。這樣，一方面要解決龐大的軍餉和日益增多的政府開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許下的諾言，大順政權的財源就只能依靠沒收明宗室財產、接收所克城鎮官府的微薄庫存、對明朝官紳實行追贓助餉了。三者當中，最後一項是主要的。從現有史料來看，李自成雖然早在河南時就提出過「貪污吏籍其家以賞軍」的口號，但追贓助餉作為一項政策，是在大順軍進占西安以後才正式形成並且廣泛實行的。這以後，隨著大順政權管轄地區的擴展，遂普遍推行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河南等地。雷厲風行地執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湯火」。他們不僅像剜卻心頭肉似的被迫繳出貪污盤剝所得的錢財，而且在追贓過程中刑拷相加，縉紳體面掃地以盡。這樣，官僚地主作為一個在各地擁有盤根錯節的潛在實力的階層，政治態度就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原先希冀託庇於大順政權的保護，現在發現這個政權的刀鋒正是對準著自己。嚴酷的事實使他們同大順政權處於不共戴天的敵對狀態。當大順軍在軍事上勢如破竹地向前挺進時，各地的官紳地主懾於兵威，表面上俯首帖耳潛伏忍受，骨子裡卻咬牙切齒，待機報復，即所謂「人人飲恨，未及發也」[1]。甚至一些被大順政權吸收參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紳，也不免產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對執行這種政策的大順政權的前途表示懷疑。

  

  封建社會中的農民畢竟受到所處時代和地位的局限，在同官紳地主的鬥爭中，他們只能借用原有的政權形式加以懲罰，而不可能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貧苦農民組織起來，對本地的鄉紳劣衿實行有效的專政。於是，在大順政權管轄區內就存在著一種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勢：一方面是顯而易見的，農民們如釋重負，意氣風發，沉浸於勝利的喜悅當中；另一方面是潛在的，官紳地主在各地的頭面人物雖然被弄得衣冠掃地，但他們所代表的封建勢力卻依然相當強大，在某種程度上講，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利用各種社會聯繫、習慣勢力把當地的人力、物力調動起來。這就是說，封建社會中的農民由於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飆突起的革命高潮中，也不可能產生科學的思想武器，創造出有效的組織形式，用以鎮壓統治者的勢力和保護自身利益。他們的勝利當中就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或者說隱藏著失敗的因素。

  山海關戰役中大順軍的失敗，特別是全國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各地官紳地主認為時機已到，紛紛發動叛亂。他們殺害或拘捕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襲殺當地大順軍駐兵，「榜闖大逆無道罪狀」，「凡逆闖政令一切革去」[2]。叛亂一旦得逞，原來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權，從而實現了全面復辟。

  現將山海關戰役後兩個月內北直隸、山東、河南地區發生的官紳地主叛亂情況列制為表，附於本書之後，供讀者參閱（見附錄）。

  這些叛亂雖然是分散、自發的，但都不謀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較早發生的叛亂往往以為崇禎帝發喪，恢復明朝年號，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號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帥金炊為「濟王」[3]；大同總兵姜瓖也以明棗強王朱鼎冊「續先帝之祀」[4]。等到他們弄明白了大順軍是敗在清兵之手時，就差不多全部歸順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東、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紳地主，則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間搖擺。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廷，在很短的時間裡便能在黃河流域站住腳並且進而推行征服全國的事業，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漢族地主，特別是這個階級中最有權勢的階層——官紳地主的支持。

  在這些叛亂當中，對農民革命事業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竊據了大順政權重要職務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撫宋權在李自成進京時拜表投降，被任命為大順政權遵化節度使。[5]他發動叛亂時，大順軍守將黃錠還被蒙在鼓裡，仍用對上司的禮節對待他，結果倉促遇害，鎮守軍隊全部被搞光，防禦使、府同知和縣令等下屬文官也被一網打盡。[6]又如李自成在晉北重鎮大同留了上萬名重兵，由制將軍張天琳負責鎮守，由於沒有解除明朝投降總兵姜瓖等人的軍權，加上防範不嚴，以致姜瓖叛變得逞，張天琳等大順軍將領被刺殺，駐防的軍隊也隨之瓦解，使李自成放棄北京後固守山西的計劃轉眼就落了空。

  第二節　李自成返回西安時的部署

  一六四四年五至六月，大順政權領導集團經由山西太原、平陽（今臨汾）返回西安。由於兵力不足，對畿輔和山東地區已經無力顧及，所以把防禦重點放在山西、河南一線。五月中旬，李自成對山西一帶的防務做了具體部署：晉北大同地區由制將軍張天琳統領一萬多名士兵鎮守；晉中太原地區由文水伯陳永福帶領兵馬一萬鎮守[7]；晉東南長治地區由平南伯劉忠鎮守，兵員數字不詳。李自成離開太原時親自召見了陳永福，「授以堅壁清野之計」[8]。為了加強山西的防務，又留下右營大將、綿侯袁宗第以兵萬人屯於臨汾掛甲莊[9]。在河南衛輝府一帶也留下劉汝魁等部大順軍鎮守。

  為了鞏固對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順政權還採取了措施打擊和防範各地官僚豪紳的叛亂活動。大順軍主力西撤以後已無法有效地鎮壓北直隸、山東的叛亂，而在山西、河南則仍然採取了有力的對策。對於已經發生的叛亂，堅決用武力平定。五月上旬，大順軍從北直隸撤入山西時，山西平定州（今平定縣）、榆次縣和太谷縣的官僚劣紳背叛大順政權，關起城門，不讓義軍進城，甚至填塞水井，給軍隊飲水造飯製造困難。李自成等人當即下令攻城平叛，把參與叛亂的分子處以死刑。[10]五月中旬，山西定襄發生了大順政權的餉銀被明朝官僚組織的「游兵」劫去、典史被害的事件，該縣縣令密報省城太原，當即派來大順軍三千多名平定了叛亂，並由鎮守忻州的大順軍將領「兼轄定襄」[11]。大順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里堅決打擊叛亂活動，在一段時間裡遏制了北直隸、山東官紳地主叛亂活動的蔓延，使山西、河南等地的大順政權得以暫時穩定。

  為了同樣目的，大順政權還採取了一項重要的防範措施，即在六月間下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紳，強制遷往陝西各地重新安置。如五月間，河南滑縣舉人王良翰、程見周等紳衿，定盟「起兵，將斬偽令以待王師」。相鄰的濬縣明典史李化桂也勾結當地士紳，秘密策劃逮捕大順政權縣令馬世聰。這兩起陰謀敗露後，首惡都被處死。滑縣令劉三晉還具疏奏請「李自成，欲一網打盡」。六月，大順軍將領劉汝魁帶著兵馬來到，把濬縣、滑縣、長垣三縣的明朝官紳押往陝西，「各安置邊遠州縣」[12]。大順政權山西巡按也奉命把全晉之縉紳，「其未死與潛匿者，票催盡解西安」[13]。河南輝縣一帶的「大小鄉紳、舉貢，則盡並其家屬押解陝西」[14]。順治二年清都察院的揭帖中說：「河南、山西官紳為賊逼勒西行，甚有合家顛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15]這種大批遷徙明朝官紳的目的，在於使這些地頭蛇脫離故土，無從發揮他們的反革命能量。

  關於李自成等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為什麼沒有在山西就地組織固守，伺機反攻，而是徑直返回西安的問題，由於其失敗後檔案被毀棄一空，我們無從知道李自成等人當時是怎樣商議和決策的。看來主要是因為西安是大順政權立國的地方，稱為西京。一些史籍曾經記載大順軍渡河東征時，中央機構仍然留在西安，李自成統兵所到的地方稱為行在，六政府各選一侍郎從征。[16]此外，李自成的妻子高氏從來沒有在北京露過面，可以肯定這位皇后一直留在西安。這就意味著，大順軍占領北京期間，實際上存在著兩京制度。北京失守以後，西安就成了大順政權的政治中心。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西北地區的大順軍隊比較多，李自成需要親自去組織反攻力量。然而，李自成在西撤過程中，沒有儘可能地把較多的主力部隊留在山西，也沒有任命一位高級將領統籌山西防務，回到西安後又沒有及時地從陝西調集兵力加強山西的駐軍，這在戰略上似乎是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

  李自成回到西安以後，確實很快就開始了反攻的準備工作。順治元年七月，清大同總兵姜瓖在一件塘報里，提到了大順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發出的行牌，其中有「長安二府田（指田見秀），綏德、漢中高、趙（指高一功、趙光遠）從西河驛過河，統領夷漢番回馬步兵丁三十萬，權將軍劉（指劉宗敏）統兵十萬過河從平陽北上。又報皇上（指李自成）統領大兵三百五十萬，七月初二日從長安起馬。三路行兵，指日前來。先恢剿寧武、代州、大同、宣府等處，後赴北京、山海，剿除遼左。至叛逆官兵盡行平洗，順我百姓無得驚遁」等語[17]。這個行牌為了先聲奪人，在兵力數字上不免有所誇張，但表達了大順政權領導人有整兵渡河、同清軍再決雌雄的意向。行牌中宣布以田見秀、高一功、趙光遠（原為明朝漢中總兵）統兵三十萬為先鋒，也值得注意。他們在大順軍進軍北京時分別留守西安、綏德和漢中，養精蓄銳，兵馬齊整，計劃中讓他們打頭陣，安排也是合理的。大順政權還加緊了反攻的其他準備工作，如籌集軍用物資，在平陽府屬各縣「派征鋼、布、翎毛」等物[18]；在山西澤州、潞安（今晉城、長治地區）「打造盔甲」[19]；在河南懷慶地區也積極徵集製造箭翎的羽毛。[20]在軍事方面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在順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說：「臣接易州道塘報，流賊尚在太原，日事招練。又詢之真定副將王燝雲，偽將馬總兵（當即大順軍大將馬重禧）徑倚固關以蔽我。且連日據守門官軍盤獲流賊奸細，供稱來京探信，實繁有徒。可見逆闖包藏禍心，固未嘗一刻忘東向者。」[21]七月間，大順軍還曾派出部隊東出固關，一度占領了井陘縣城。[22]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權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談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說：「然道路傳聞，闖賊盤踞晉中，以多寇守紫荊、倒馬、井陘等關，似賊不甘心於（虜）而與為難者。」[23]九月間，高一功部也曾經一度由陝北攻入山西。然而，這些措施畢竟屬於準備工作和局部行動，大規模的反攻始終沒有成為事實。我們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時遇到了哪些困難。從一些跡象來看，內部的不穩定是個重要的原因。不穩定的因素包括：一、當時在西北地區的明朝投降將領還掌握著部分兵權，清王朝則利用各種社會聯繫對他們廣為招徠，而他們的態度或是曖昧難明，或是躍躍欲試；李自成為了防範可能發生的武裝叛變，不得不在戰略要地分駐大順軍舊部，這就必然要牽扯相當一部分力量。這年六月，大順軍綏德守將高一功和延安守將亳侯李過，突然把鎮守榆林的確山伯王良智（李自成進攻西安時開門投降的明朝守將王根子）處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務[24]。王良智為什麼被殺，沒有見到能夠說明當時情況的材料。上面曾經提到，清廷寫給「西據明地諸帥」的書信曾送到了他手裡。此後他同清方是否有來往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更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上文說到七月間大順軍組織了一次反擊，由山西出固關占領了井陘縣。正待擴大戰果時，投降大順政權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晉西永寧州（今離石）叛變。他聚集鄉兵逮捕了大順政權的州牧，占領州城，並且騷掠接境的臨縣、寧鄉（今中陽）二縣。大順軍被迫「移兵圍州城」，直至八月二十五日才攻克。[25]這次叛亂雖然平定了，反攻的部署卻被全盤打亂。二、在文職官員當中，原明朝投降官僚以至一部分沒有出仕明朝的封建文人，在大順軍遭到重大挫折時也陰萌異志。《豫變紀略》記載了牛金星在西安時對其親戚說的一席話：

  一日，出為貢生置酒，飲間忽嘆曰：「人生亂世，貴賤何足道，孽報耳！」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難。我在禍網中，或庶幾可以倖免，即不免而砍之懸於市曹也亦宜。君死網中胡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變，利有逃匿，保此頭顱。」遂嗚咽流涕而罷飲。

  李自成還懲辦了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員，如刑政府尚書耿始然、戶政府侍郎李天篤以及平陽防禦使張爌等。有的固然是因為貪贓枉法，有的則是同政治態度有關。上述跡象表明，大順軍敗回西安之後，內部矛盾有逐漸激化之勢。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全力對敵就不大可能了。

  最後，我們還要著重指出一點，即從一六四四年農曆六月李自成返回陝西到下一年正月放棄西安，經過了半年的時間，大順政權當時管轄的地方還相當廣闊，處理著好幾個省的政治、經濟、軍事日常事務。從現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說明，大順政權在西安期間不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策上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如在財政政策上就做了重大的改變，停止了追贓助餉，改而實行按土地數字徵收賦稅的政策。上文說過，李自成在北京時就感到大規模地追贓助餉對大順政權的穩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親自出面干預，把拘留在營中追贓的明朝官僚全部釋放。然而，當時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對明廷官員的追贓助餉，其他地方則仍在繼續進行。回到西安以後，便「通行免追比」[26]。全面停止追贓助餉的原因固然比較多，但主要原因還是避免對官紳地主過分打擊而不利於後方的穩定。

  追贓助餉一經停止，各地政權便失去了財源，勢必要用其他方式來代替。我們至今還不清楚大順朝廷是否規定了統一的徵稅制度，但從各地的零星材料來看，從一六四四年農曆六七月起，許多地方確實開始了徵收賦稅。如順治元年七月，清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中談到，大順政權在他家鄉河南輝縣，「每地一畝派銀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畝征解闊布，花缺布貴，敲朴就斃，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鄉此鳥最少，乃至死鴟一隻，費銀十兩有餘。又派打造盔甲」[27]。曾任明朝兵部尚書、投降大順政權不久又降清的張縉彥也說：「鵰翎、魚膠，盡派窮民；鋼鐵、牛角，亦入地畝……初誘百姓以三年免徵，後輒百端催科。」[28]史料還記載，陝西麟遊縣大順政權曾經「踏勘荒熟」，徵收稅糧，「計當時共坐闔縣熟地一千五百一十六頃四十五畝，按地該糧一千八百八十三石」[29]。這些史實都說明在形勢逆轉的情況下，大順政權被迫提前改變了賦稅政策。只是由於滿漢地主階級相勾結已成大勢所趨，局面已無法挽回了，財政政策的改變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

  第三節　清軍占領山西

  清軍進入北京以後，一面鞏固自己在畿輔地區的統治，一面逐步蠶食山西、山東兩翼，為大舉進兵作準備。六月，明恭順侯之弟吳惟華自稱應襲侯爵，「請招撫山西自效」[30]。攝政王多爾袞欣然同意，派其前往山西招撫，又派明降官王鰲永以戶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名義前往山東招撫。同月，「遣固山額真覺羅哈納、石廷柱率將士平定山東一路」，「遣固山額真葉臣等率將士平山西一路」[31]，以為武力後盾。

  當時，姜瓖對大順政權的背叛使大同地區落入了清方手裡，吳惟華乘勢招撫了大同府南面的代州及所屬繁峙、崞縣。投降大順政權的明將唐通，在大順軍西撤時同李過部一起退到陝西府谷地區。他看到大順軍的處境日益困難，就在清廷招誘下[32]，向李過部發起突然襲擊，隨即把部隊拉過黃河駐於山西保德地區，至九月十五日便拜表投降了清廷。[33]整個山西北部遂為清方所有。

  大順政權山西節度使韓文銓、制將軍陳永福和山西巡按李若星等見形勢日益緊張，加強了保衛太原的準備。他們處死了明宗室千餘人，又把大批明朝官紳押往陝西，藉以消除內患。陳永福還遵照李自成「堅壁清野」的指示，下令拆除了城外關廂的全部房屋，以免清軍攻城時用作掩蔽，並且派出軍隊「四出搜野，為固守計」[34]。九月十三日，葉臣等統率的清軍經固關進抵太原城下。在一段時間裡，陳永福等人防守太原是相當認真的，清軍無機可乘。十月初三日，清軍調來「西洋神炮」，集中火力轟擊西北城角，城垣被毀塌數十丈，清軍由缺口一擁而上。大順軍抵擋不住，從東門突圍，又遭到埋伏在城外的清軍截殺，傷亡很大。陳永福向南逃脫，後來投降了清朝。[35]節度使韓文銓戰死，巡按李若星投降，山西省城太原遂告陷落。

  晉東南長治地區，大順政權原派平南伯劉忠鎮守。開始劉忠也採取了拆毀關廂民房等堅壁清野措施，防備清軍攻城。可是，八月間清將孟喬芳等從澤州（今晉城）北上進攻長治時，劉忠卻棄城而逃。大順政權防禦使孫明翼、潞安府尹師心知以及長子縣令、屯留縣令均被捕殺。清軍以原明朝潞安府通判馮聖兆署冀南道事，隨即北上參加攻取太原之役。劉忠探知清軍已離長治，又引兵來取。馮聖兆會同當地士紳，驅迫百姓據城防守。劉忠以帛書射城上說：「明亡，天下分裂，秦晉當屬我，而拒之，是逆也。百姓執馮通判出，即不屠。」[36]因此城中人心動搖，「嘖嘖多偶語」。但馮聖兆以清軍勢盛相威懾，繼續堅守。十月，清軍攻破太原，派兵來援。劉忠被迫經澤州撤退，攻陽城十一晝夜也未能得手[37]，不得不率部轉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僅剩下西南一隅仍屬大順政權，李自成扼守山西的計劃已基本瓦解了。

  第四節　懷慶之役和清軍占領西安

  一六四四年九月，多爾袞把順治皇帝福臨由瀋陽接到北京，於十月初一日舉行了即位典禮。滿洲貴族在畿輔、山東、山西的統治逐漸穩定下來後，清廷便以為征服全國的時機已經成熟，遂決定大舉進兵。多爾袞等清廷決策人的胃口起初是非常大的，他們分兵兩路，企圖一舉摧毀西安的大順政權和南京的弘光政權。十月十九日，英親王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等由北京出發，準備先攻陝北，然後南下西安，鎮壓大順農民革命。途中把宣府、大同兩鎮降兵盡調隨征，「搜括無遺」[38]，總兵力達八萬人。同月二十五日，豫親王多鐸、孔有德、耿仲明等統領另一支大軍南下，原計劃是收取江南。

  就在清廷調兵遣將的前後，大順軍向河南懷慶地區發動了局部的反攻。十月十二日，大順軍兩萬多人由山西垣曲東下河南懷慶。「懷慶肘太行，踵黃河，為南北要道。」[39]大順軍連續攻克濟源、孟縣，「其鋒甚銳」[40]。清軍懷慶總兵金玉和領兵出戰，被擊斃於柏香鎮。大順軍乘勝攻懷慶府城沁陽，清衛輝總兵祖可法火急趕入沁陽組織城守。

  大順軍反攻懷慶、金玉和被擊斃的消息傳到北京，多爾袞大驚，不得不立即改變進軍南京的計劃，命多鐸先救懷慶，然後攻取潼關，同阿濟格夾攻西安。大順軍發動的懷慶之役，把清軍主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這方面來，在客觀上延緩了弘光朝廷覆滅的時間。朱由崧、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朝廷的決策人在清軍主力西向，山東、河南、北直隸等地兵力相當薄弱的時候，只是鼠目寸光地欣賞著清軍代為討平「流寇」，自己卻按兵不動，棄擲了進取山東、北直隸的良機。這不僅充分暴露了弘光朝廷仇視人民、認敵為友的反動本質，更重要的是給清廷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多鐸的大軍進抵懷慶後，大順軍兵力不敵，主動撤退。清軍從孟津渡河，十二月十五日進至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陝州區），大順軍張有曾部屯於靈寶城外，被清軍擊破。多鐸遂於二十二日進抵潼關二十里外立營。

  李自成等大順領導人獲得清軍將攻陝北的消息後，注意力集中在加強陝北的防務。[41]這年冬天，大順軍便源源不斷地大批北調。史料記載：「順治元年冬十二月，李賊自同州過白水，北趨延安。戰敗，復奔白水。」[42]「自成遣其部偽侯劉、賀、辜、高等來援。已而，自成親至，率偽汝侯劉宗敏踞洛浹旬。」[43]這兩段記載彌補了一般史籍上的缺略，使我們知道當多鐸統率大軍正向潼關進發時，大順軍領導人才發覺根據過去情報做出的部署有問題，但自己已經陷入了南北夾攻的困境。《洛川縣誌》說，李自成、劉宗敏由西安北行至該縣後整整停留了十天。顯然是被清軍兩路來犯的形勢弄得進退失據，只好暫時不動，需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後方能決定增援何方。這樣，原來準備在陝北迎擊清軍的戰略設想，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得不改變，使自己在戰局上完全陷於被動。由於阿濟格軍迂道蒙古土默特、鄂爾多斯部地方「索取駝馬」，進軍緩慢[44]，而潼關的消息卻越來越緊，李自成才決定同劉宗敏等帶領增援部隊匆忙趕往潼關。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關戰役開始，劉宗敏先戰不利。次年正月初四日，劉芳亮統兵出戰，受到挫折。李自成「親率馬步兵拒戰」，也遭到多鐸部八旗兵全力反擊，大順軍再次失利，步兵損失很大。初五、初六兩日晚間，大順軍連續出擊，都沒有取得效果。初九日，清軍調來攻堅利器紅衣大炮，進逼潼關口，大順軍「鑿重壕，立堅壁」阻之。十一日，清軍先用紅衣炮轟擊，接著大舉進攻。在不利的情況下，大順軍仍然英勇奮戰，派出騎兵反擊，又分兵迂迴到清軍陣後突擊，竭力想扭轉戰局，但都沒有成功。

  這時，北路阿濟格帶領重兵已由山西保德州渡過黃河，進入陝北。他留下一班投降將領圍攻榆林，自己則統兵南下。十二月十四日，清軍占領米脂，慘無人道地將李自成故里李家跕和李繼遷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45]接著，便向西安推進。李自成在兩路清兵夾攻的形勢下，看到陝西的陷落已成定局，被迫帶著主力撤回西安。正月十二日，鎮守潼關的大順軍將領巫山伯馬世耀及所部七千餘人偽降，清軍占領潼關。當晚，馬世耀派使者送密信給李自成，被伏路清兵截獲。次日，多鐸假說打獵，在潼關城西南十里的金盆坡口埋伏軍隊，旋又聲言舉行宴會，把馬世耀所部軍隊的馬匹器械全部解除。然後一聲號令，伏兵四起，七千多名大順軍將士統統被殺。[46]

  潼關戰役是大順軍保衛西北地區的一次決定性戰役，經過十三天的激戰，因力量不敵以失敗而告終。李自成知道守住陝西已無望，就在撤回西安的當天（正月十三日）決定放棄西安，取道藍田、商洛地區向河南轉移。這個決策是非常倉促的，因為估計潼關失守後多鐸所統大軍將很快進攻西安。當時，大順軍李過、高一功部還據守著榆林、延安；寧夏、甘肅、西寧也都還有駐軍。但是李自成考慮到在多鐸、阿濟格兩路重兵壓境的情況下陝西是支持不住的，如果向西撤退，勢必被清軍切斷同河南、湖廣大順軍的聯繫，且僻處荒涼的西北一隅也沒有多大前途；南面是張獻忠控制下的四川，但由於一六四四年秋冬間大順軍同大西軍發生過正面衝突，李自成也不便向西南發展。因此向河南、湖廣轉移，去奪取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南方，憑藉這裡雄厚的人力、物力繼續進行鬥爭，便成了當時唯一的出路。

  放棄西安時，李自成令權將軍、澤侯田見秀殿後，讓他把帶不走的糧食等庫存物資和官舍全部燒毀，以免資敵。田見秀卻以「秦人飢，留此米活百姓」[47]為由，沒有執行李自成的指示，只把東門城樓和南月城樓點燃，便趕來告訴李自成說已經遵命辦理。李自成遠望煙焰沖天，信以為實。田見秀所行的小人之仁，使清軍在西安得到了大量的補給，士飽馬騰，很快就追了上來。大順軍在轉移過程中得不到較充分的休整時間，同田見秀的錯誤是有一定關係的。

  人們常常以為李自成從西安撤退時，是帶著西北地區的全部大順軍向河南、湖廣轉移。實際上同他一起行動的只是大順政權的中央機構、李自成帶往增援潼關的軍隊以及西安地區的留守部隊，兵員總數只有十三萬左右。陝北、漢中、寧夏、甘肅、西寧的軍隊都還留在原地。等到李過、高一功部在陝北立腳不住被迫撤退時，西安地區已被多鐸、阿濟格部先後占領，只有迂道會合鎮守甘肅的黨守素等部，取道漢中南下四川，然後順江而下。他們直到李自成犧牲以後，才在湖廣同跟隨李自成、劉宗敏東下的大順軍餘部會師。

  第五節　西北地區明降官降將的叛亂和該地區大順政權的崩潰

  隨著清軍攻入陝西，西北地區的明朝降官降將也一個個原形畢露，乘釁而起，拜表投降清廷。原先任過明朝寧夏花馬池副將的董學禮，歸順大順政權後曾奉命沿運河南下，後來撤到河南懷慶地區降於清朝。[48]他降清之後急於「立功自現」，派人帶書信約大順政權寧夏節度使陳之龍起兵充當內應。陳之龍過去是明朝監軍道，他投降大順政權本來就心懷叵測，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借其兵權，以待天時」[49]。董學禮的密信被牛成虎（曾任明朝總兵，這時奉大順政權之命鎮守寧夏）截獲。牛成虎不贊成背叛大順政權，把董學禮的家屬全部處斬。陳之龍引而不發，清軍進入陝西後，他利用職權拉攏一部分軍隊，「倡率大小文武軍民，望風投誠」[50]，迫使牛成虎一道投降了清朝。白廣恩歸順李自成後被封為桃源伯，隨著形勢的逆轉，也準備投降清朝，只是由於大順軍防範較嚴，一時還難以得逞。到李自成撤出西安時，他就在藍田口拉出隊伍投奔了清朝。蘭州總兵鄭嘉棟，甘州總兵左勷、副總兵謝禎榮等人，都在一六四五年正月叛降清朝。奉李自成之命率軍入川的四川節度使黎玉田（原先是明朝遼東巡撫），總兵馬科（投降大順後被封為懷仁伯），副總兵馬德、高汝利、石國璽，也在清廷招降下領著士卒一萬多人叛附清朝。此外，叛投清朝的還有漢南副將胡向化所部士兵一萬餘人、黃甫營守將高鸞以及陝北從響水到寧塞的十營堡邊軍。

  從目前所見到的資料來看，原來為形勢所迫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將領，差不多全部都拜倒在了愛新覺羅皇室之下。[51]他們在政治上的反側，給大順軍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當他們態度曖昧、尚未公開叛變時，李自成等人為了防範而不得不留下相當數量的大順軍舊部加以監視，這就在前線急需增援時不能充分有效地集中兵力。他們叛變以後又往往急於向清廷獻媚，或是背信棄義地向大順軍發動突然襲擊，或是把自己駐防的地區作為進見禮，甚或二者兼而有之。我們已經指出，山西淪陷時，姜瓖在大同和唐通在保德的叛變，不僅把整個山西北部獻給了清廷，而且都給大順軍造成了重大損失。西北地區明朝降官降將的叛變，更使大順軍領導人苦心經營的後方頓時烽煙四起，無法固守。陝北的陷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除了高一功、李過鎮守的榆林、延安以外，其他負責防守沿邊城堡的明降將，很快就被清廷拉了過去，使榆林、延安陷入孤立無援的地位。文獻中說，「惟榆林守將高一功乃闖賊舊黨，堅拒相抗」[52]。正是由於大批降官降將的反水，阿濟格才能只留下大同總兵姜瓖、榆林總兵王大業、寧武總兵高勛、宣化副將康鎮邦等降將圍攻榆林，自己卻領著大軍繼續南下。這是迫使李自成丟掉西安的一個重要原因。歷史又一次證明，任何政權如果沒有一個大體上穩固的後方，要在前線取得勝利是非常困難的。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之後節節敗退，主要原因並不是清兵天下無敵，而是由於自己內部的不穩定。

  第六節　李自成的犧牲和大順政權的失敗

  清軍占領西安後，多爾袞命多鐸按原計劃移師進攻南明弘光政權，阿濟格部由陝北南下追擊大順軍。這時李自成正帶著軍隊進至河南內鄉一帶。據說，李自成曾有意直趨南京，搶在清軍之前占領東南財富之區，由於顧君恩的竭力勸阻，才決定南下襄陽、承天。[53]阿濟格受命進攻陝北時，曾經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馬匹，受到攝政王多爾袞的嚴厲訓斥，責成他「將流寇餘孽務期剿除，以贖從前逗留之咎」[54]。阿濟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區官員之後隨即率師南下。當時大順軍在數量上仍然超過清軍，但是連續大敗之後，士氣低落，撤退時又拉家帶口，行動遲緩。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內鄉後，在這裡停留了較長的時間，直到阿濟格部清軍追了上來時，才於三月十八日拔營南下湖廣。[55]

  據阿濟格向清廷的報告，這年三月到四月，清軍先後在河南鄧州，湖廣承天（今鍾祥）、德安（今安陸）、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陽新縣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戰八次，大順軍都被擊敗。[56]這裡所說的八次戰役，並不都是大順軍主力同阿濟格部清軍展開的正面交鋒，但反映了大順軍從西安撤退下來的行經路線和清軍的追擊情況。[57]

  三月，大順軍由承天進抵漢川、沔陽，南明鎮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明江西總督袁繼咸以為大順軍將沿長江北岸向南京進軍，就帶了一部分軍隊趕往蘄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應。大順軍卻從沔陽州的沙湖和對岸簰洲之間渡過長江，在荊河口擊敗左良玉部將馬進忠、王允成的駐防軍，使「武岳大震」[58]。左良玉嚇得魂飛魄散，只好借著「北來太子」[59]問題大做文章，打起清君側的旗幟，聲稱要打到南京，討伐馬士英、阮大鋮。左軍於三月二十三日全師東下後，武昌遂無駐軍，李自成乘機占領該城。

  李自成當時的計劃是奪取東南作為抗清鬥爭的基地，所謂「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60]。到達襄陽時，他麾下的士卒有從西安帶來的十三萬，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陽、承天、德安、荊州四府駐防的七萬人調集隨營，合計二十萬眾，「聲言欲取南京，水陸並進」[61]。李自成把襄、荊四府的駐防軍調隨主力東下，是因為同清軍爭奪南京，需要這支比較完整的生力軍。但是，這次集中兵力的做法是失策的，當時負責鎮守德安的大將白旺就曾提出意見，認為這些地方經過一年多的經營，已經比較鞏固，駐防軍也不弱，應當固守。但這個正確的建議沒有為李自成所接受，白旺沒有辦法，只好奉命行事。所以當阿濟格部清軍尾追而來時，大順軍後方空虛，根本沒有力量阻滯清軍前進。

  李自成剛到達武昌不久，清軍就跟蹤而至，「圍武昌城數匝」[62]。劉宗敏、田見秀領兵五千出戰，敗還，大順軍只好棄武昌東下。[63]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順軍當時向東南方面進發，戰線拉得比較長。南明江西等地總督袁繼咸在三月下旬曾向朝廷報告：「闖賊下走蘄黃，上犯荊岳。」[64]所以他當時派出署總兵鄧林奇等增援蘄黃，自己則準備帶副將汪碩畫等領兵往江西袁州，防備大順軍由岳陽進入湘贛。

  由於大順政權沒有留下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沒有適時地組織必要的反擊，只是一味地東進，這種顧前不顧後的做法終於招致了慘重的失敗。四月，清軍追至陽新富池口，趁大順軍不備沖入營壘，使大順軍又一次失利。同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大順軍久歷戰陣、功勳卓著的大將劉宗敏被俘，軍師宋獻策、明降將左光先、李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隨軍的將領家屬也被清軍俘獲。劉宗敏和李自成的兩位叔父當時就被殺害，宋獻策和左光先卻可恥地投降了。[65]就在這前後，丞相牛金星認為大勢已去，竟然不告而別，開了小差。牛金星的兒子牛佺原任大順政權的襄陽府尹，在大順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也認賊作父，投降了清朝，被委任為黃州知府，後來又升任湖廣糧儲道。牛金星逃離大順農民革命隊伍後，一直住在牛佺的官衙里，享受著老太爺的清福，直至壽終正寢。[66]「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以一個封建落魄文人出身、被李自成委為文臣之首的牛金星所走過的生活道路確實是耐人尋味的。

  大順軍在湖廣陽新、江西九江連遭重大挫折之後，東下的去路已被清軍截斷，所掌握的數萬艘船隻也被清軍掠奪一空，多鐸部清軍已由歸德（商丘）、泗州直趨南京，李自成原先的戰略意圖已無法實現，不得不掉頭向西南方向進軍，準備穿過江西西北部轉入湖廣南部。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廣通山縣境九宮山下，突然遭到當地地主武裝[67]襲擊。當時跟隨在他身邊的只有義子張鼐和二十八名戰士。地主武裝見兵馬不多，就一擁而上。二十八名戰士先後被擊殺，李自成也在搏鬥中壯烈犧牲。關於李自成犧牲的情況，明末清初人士費密所著的《荒書》里有這樣一段記載：

  自成親隨十八騎，由通山縣過九宮山嶺，即江西界。山民聞有賊至，群登山擊石，將十八騎打散。自成獨行至小月山牛脊嶺。會大雨，自成拉馬登嶺。山民程九百者下與自成手搏，遂輾轉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殺之，刀血漬，又經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鏟殺自成，不知其為闖賊也。武昌已系大清總督，自成之親隨十八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縣，九伯不敢出認。縣官親入山，諭以所殺者流賊李自成，獎其有功。九伯始往見總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經歷。[68]

  關於李自成犧牲的地點和時間，各種史籍記載分歧很大。地點問題有通城說[69]，通山說，辰州說[70]，新昌（今江西宜豐縣）說[71]，等等。有的書說李自成並沒有犧牲，而是病死於羅公山[72]；甚至說他兵敗以後遁往湖廣石門縣夾山寺[73]，或湘黔交界的清水江畔野寺[74]，或山西五台山[75]當了和尚。史學界在一九五六年考證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縣[76]，其說良是，茲不贅。時間問題，《明史》載於九月，他書或作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以至順治三年，主張石門為僧說的人甚至認為「李自成」（奉天玉和尚）圓寂於康熙十三年，但絕大多數都是依據傳聞和推測。近年來，學者多傾向於五月說，但究竟在五月的哪一日，尚無定論。康熙四年《通山縣誌》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77]同書又說：「程九伯，六都人。順治二年五月，闖賊萬餘人至縣，蹂躪燒殺為虐，民無寧處。九伯聚眾，圍殺賊首於小源口。本省總督軍門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經歷。」[78]與大順軍相比，程九伯等地主武裝在力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當時的各種文獻都說，他們之所以敢於向李自成及其隨從發起攻擊，是因為不知道出現在面前的這支小隊伍就是聲名赫赫的大順軍，更不知道其中就有大順皇帝在內。何騰蛟在前引疏中就說：「闖勢實強，闖伙實眾，何以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緣故就在於「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翦滅……」[79]所以，如果大順軍大隊人馬奔馳而來的話，這種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李自成帶著近三十名隨從，行進在大隊人馬之前（作為全軍統帥也不可能距離大隊太遠）[80]，鄉團練見來人不多才敢於上前尋釁。在劉姓伴當逃回報告「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馬下」的噩耗後，大順軍「滿營聚哭」[81]，部下將士對通山縣一小撮地主武裝立即實行報復性打擊乃是必然之事。就是說，李自成倉促遇難，同大順軍在通山的「毀戮四境」應是同一天發生的事。如果這一推斷能夠成立的話，李自成犧牲的日期，可初步確定為順治二年五月初四日。[82]其他材料也有助於推斷李自成遇難的日期。康熙《寧州志》載，大順軍攻克寧州是在五月十三日。[83]江西寧州（今修水縣）同湖北通山接境，大順軍在領袖遇難以後必然要經過一番料理，將近十天之後這部分大順軍才進抵寧州，也在情理之中。

  李自成這位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犧牲了。他把一生獻給了反對階級壓迫和滿洲貴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業。在他領導下，受盡欺凌壓榨的貧苦農民挺起了腰，抬起了頭，向腐朽透頂的明王朝進行了勇猛的衝擊，在廣闊的土地上蕩滌了官紳地主的污泥濁水，推翻了以朱由檢為頭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犧牲時為止，他所領導的大順軍以大無畏的氣概，獨立地承擔了抗清鬥爭的全部重任，為爾後二十年的抗清鬥爭揭開了序幕。以李自成為代表的明末起義農民們創建的豐功偉績，將永遠光照史冊，受到後世人們的景仰。

  [1]　王度：《偽官據城記》，引自《荊駝逸史》；又見康熙《泰安州志》。

  [2]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殷淵傳》。

  [3]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紀事》載，當地鄉紳盧世、趙繼鼎、程先貞等發動叛亂時，「求得王孫朱帥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載，以朱帥金炊名義發布的檄文中有：「聞吾君猶存六尺之孤，況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復之不遠，識中興之有期」。可見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復明朝相號召的。朱帥火欽（按：有的書寫作朱帥金炊，有的書寫作朱帥火欽，此據順治元年朱帥火欽本人給清廷的啟本）原為明慶藩宗室，崇禎年間換授為北直隸香河知縣。他的濟王稱號是冒牌的。《德州志》諱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縣誌》卷七，《秩官志》記載：「朱帥金炊，宗室換授，陝西寧夏人……值李闖犯闕，遂率健卒至山東德州，為州人共推立為濟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藏有「山東濟王府兵部主事臣張呂韜」在順治元年七月給清廷的奏本。

  [4]　《清世祖實錄》卷五載大同總兵姜瓖啟本中說，他「恐無主生亂」，故立棗強王朱鼎，被清攝政王多爾袞斥之為「大不合理」。

  [5]　《甲申傳信錄》卷首原序。

  [6]　宋犖：《記文康公遵化平偽始末》，見光緒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紀事中》。按，宋犖是宋權的兒子，文康公即宋權。宋犖在這篇文章里，竭力掩蓋他父親曾經投降過大順政權。可是在敘述經過情形時又一再露出馬腳，如說大順軍守將黃錠見宋權時「向上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吳偉業在《綏寇紀略》卷九中記遵化事變即取材於這篇文章。

  [7]　順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安山西大同等處吳惟華揭帖中說：「風聞太原府有明朝巡按韓文銓今為節度使矣，李若星為直指使矣，總兵陳永福為權將軍矣。城內兵馬約有一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九頁。

  [8]　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三，《叢紀》。

  [9]　康熙四十七年《平陽府志》卷三四，《兵氛》；雍正七年《臨汾縣誌》卷五，《兵氛》。

  [10]　參見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營制》附《兵事》；乾隆十三年《榆次縣誌》卷七，《事考》；乾隆四年《太谷縣誌》卷五，《祥異》。

  [11]　康熙五十一年《太谷縣誌》卷五，《祥異》。

  [12]　康熙二十五年《滑縣誌》卷十，《叢志》。

  [13]　《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第二五三頁。

  [14]　清國子監司業薛所蘊順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5]　《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第二六二頁。

  [16]　趙士錦《甲申紀事》中說：「其尚書皆留守陝西，每府（指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一侍郎從征，稱行在。如吏政宋企郊、戶政楊建烈、兵政喻上猷、刑政陸之祺、工政張璘然及（禮政鞏）焴，皆侍郎也。」

  [17]　征西前將軍大同總兵官姜瓖塘報，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五八頁。關於高一功是否曾隨李自成東征的問題，現在還不清楚。乾隆二十年《豐潤縣誌》卷六，《雜記》載：「明莊烈帝末年四月，流賊李自成率兵東行入豐潤，居於西察院，於牆拆一豁口，踞坐胡床，左右雁行立。旋率眾由弘法寺西街至城外閱視戰馬。……李自成之妻弟住居西街王家，呼主人出問何人，曰生員也。即令戴巾，云：有人問即雲是我將令。」自成妻弟即高一功，如果所記不誤，那麼高一功不僅參加了東征，而且參加了山海關戰役。由於目前只是一個孤證，暫按高一功在大順軍東征前後一直守陝西綏德的說法。

  [18]　康熙十一年《垣曲縣誌》卷十二，《兵亂》；雍正《臨汾縣誌》卷五，《兵氛》。

  [19]　順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0]　順治元年七月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1]　金之俊：《賊謀甚狡疏》，見《息齋集·佐樞疏草》。

  [22]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七四頁，《直隸真順廣大巡按監察御史衛周胤揭帖》。

  [23]　左懋第：《蘿石山房文鈔》卷一，《辭闕效言疏》。

  [24]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二，《紀事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又見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紀事》；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紀事志·歷代紀事》。

  [25]　康熙四十一年《永寧州志》卷八附《災祥》。原文記載，大順軍克城後，「在城庠士被殺死者百七十人」，可見參與崔有福叛亂的骨幹都是紳衿地主。

  [26]　順治四年七月清陝西巡撫黃爾性題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個題本中說到，大順政權中部縣令陳尚新在「李賊通行免追比」之後，竟然把追到的一筆贓銀五百兩「侵扣入己」。同一內容又見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刑部尚書吳達海等《為貪婪偽官匿藏偽印事》題本，亦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7]　順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8]　張縉彥：《菉居文集》卷二，又見《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29]　王繼文：《乞恩查減荒糧以實國賦以存殘黎事揭帖》，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又見順治十四年《麟遊縣誌》卷三上，《田賦》第四，文字略有不同。此外，順治元年十月清山西巡撫馬國柱題本中，說到大順政權在山西忻州「三丁之中抽軍一名，其餘二丁供田三十畝，銀十二兩」。這項措施不知道是哪一個月開始的，就內容來看屬於軍屯，徵收的籽粒銀每畝高達四錢銀子，是相當重的。

  [30]　《清史列傳》卷七九，《吳惟華傳》。

  [31]　蔣良騏：《東華錄》卷四。不久，石廷柱被調往山西。

  [32]　見多爾袞致唐通書稿，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二九頁。

  [33]　唐通降清以後被封為定西侯，不久解除兵權，寓居北京。他叛降清朝之後，大順政權把他的家屬處斬，家產沒收，給予了應得的懲罰。見順治十一年正月唐通奏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34]　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五一。

  [35]　陳永福何時何地降清未見到明確記載。但順治五年八月，清廷給投降將領授職時，陳永福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見《清世祖實錄》卷四○。按，《清世祖實錄》把陳永福的名字誤寫為陳有福，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

  [36]　康熙十一年《束鹿縣誌》卷七，《仕跡列傳》，劉昆：《馮中丞傳》。

  [37]　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二八，《祥異》，附《兵燹》。

  [38]　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總督吳孳昌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39]　李介：《天香閣隨筆》卷二。

  [40]　同2。

  [41]　《豫變紀略》卷六說：「是時，賊在西安，所謹備者北邊耳，潼關謂有劉宗敏可無慮。及聞英王將南下，懼弗支，則調關中兵悉往應之。而其實英王尚遠未來也。豫王抵潼關，關中卒無幾人，遂長驅而入。賊方籌謀御北鄙，而潼關潰卒殘甲斷秋而帶傷者踵至矣。賊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藍田。」這裡對潼關戰役的經過敘述得嚴重失實。潼關戰役前，劉宗敏並不是潼關的守將，戰役開始時李自成本人也已趕到潼關。但是，書中指出李自成等人把防禦的重點放在陝北，抽調大批軍隊北上準備迎敵阿濟格部清軍，卻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42]　乾隆十九年《白水縣誌》卷一，《地理·兵寇》。按，這裡所說的「戰敗，復奔白水」，是錯誤的。順治四年《白水縣誌》作：「清順治元年冬十二月，賊闖自同州逾白（水），北趨延安逆戰。未幾，復自延安逾白（水）趨同（州）。縣為古今兵爭沖地如此。」（卷上，《扼要》）李自成是在增援陝北的途中接到多鐸部清軍威脅潼關的消息以後又調過頭來趕往潼關，他本人並沒有參加陝北戰役。

  [43]　康熙六年《洛川縣誌》卷上五之四，《雜誌》附。按，文中洛即指洛川，地在延安和西安之間。

  [44]　《清世祖實錄》卷十四。

  [45]　民國三十二年《米脂縣誌》卷十，《軼事志》附《拾遺》，《李自成族裔考》。據這篇文章記載，當清兵圍剿的時候，有一位婦女攜帶幼子，歸寧於榆林所屬的葉家跕，倖免於難。此子遂冒姓葉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從懸岩上跳下得脫，遍體鱗傷，人呼之為李沒皮。此外全被清軍殺光。《清世祖實錄》卷八，記順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額真葉臣自軍中奏報：「偽定西侯唐通敗降後，我軍復攻破流賊原籍米脂縣，殲其親族，掘其墳墓，棄其骸骨。偵得流寇黨羽俱經星散，以聞。」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從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並沒有清軍攻破陝西米脂縣事，當時葉臣所部清軍也沒有進入陝西。《清世祖實錄》的這條記載可能有誤。

  [46]　潼關戰役的經過，見《清世祖實錄》卷十四所載豫親王多鐸順治二年二月奏報和康熙二十四年《潼關志》卷下，《兵略第八》。《綏寇紀略》卷九記：「二月，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大敗，潼關破，世耀死。」《欽定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也依樣畫葫蘆，大書「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關，偽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迎戰，敗死，潼關破」。時日和戰況無一不錯。看來清朝明史館的編纂人員，連本朝的實錄和檔案也未能寓目，僅拾他人牙慧敷衍成篇，疏漏荒誕乃至於此。

  [47]　《綏寇紀略》卷九。

  [48]　順治二年三月《鳳翔總兵董學禮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七五頁。

  [49]　《陝西三邊總督陳之龍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頁。

  [50]　同2。

  [51]　這時還沒有叛變的原明朝將領只剩下左光先，一六四五年四月他在湖廣被清軍俘虜後也屈膝投降了。

  [52]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六九頁。

  [53]　康熙六年《鍾祥縣誌》卷十，《雜誌》記：「顧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為偽吏政府，寵待最隆。及賊敗南下，欲趨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我以為顧君恩反對東進、主張南下襄陽、承天，大概確有其事。但是，李自成決策從河南南下的主要原因，可能同襄陽一帶留駐的大順軍比較多有關，顧君恩未必能發揮那麼大影響。

  [54]　《清世祖實錄》卷十四。

  [55]　康熙《內鄉縣誌》卷十，《兵事》。

  [56]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

  [57]　據康熙年間大學士張玉書的記載，鄧州之役的情況是：「時賊自西安收敗卒出藍田，分道鼠竄，由西而南，豫楚之間所至皆賊，而獨不得自成所在。會諜者言河南鄧州賊兵甚眾，葛布希賢、噶喇額真席忒庫率兵薄其城。城潰，乃賊餘黨也。斬抗敵者數十人，余悉就撫。」（見《張文貞公集》卷七，《紀滅闖獻二賊事》）德安之役，清軍所遣的只是偏師，作戰規模也很小。可見，所謂連戰八次，並不都是雙方主力對陣。

  [58]　袁繼咸：《潯陽紀事》。

  [59]　乙酉正月有一少年自北而南，自稱崇禎之皇太子。弘光朝廷斥之為偽，雲系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王之明，監於獄中。時任大學士的王鐸，在崇禎朝曾教太子讀書三年，他去看後說，相貌風度全然不似，問以當年講書情況，「竟懵憧罔知」，連他這位講書時僅離二尺的老師也不認識，立即斷定為假冒（見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一，《奏疏》四）。李清在《三垣筆記》中也認為是假太子，並記載了崇禎朝另外兩位東宮講官劉正宗、李景濂前往看視後都說不像。然中外多有疑其為真者。就材料而言，假冒的可能性極大。當時鬧成軒然大波，實質上是反映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弘光朝廷不得人心。

  [60]　《綏寇紀略》卷九。

  [61]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

  [62]　《張文貞公集》卷七。

  [63]　有的史籍說李自成在武昌停留了五十天（如《綏寇紀略》卷九；《明史》卷三○九），但當時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卻說：「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拔營而上。然其意欲迫臣盤踞湖南耳。」他指出大順軍在武昌只停留了兩天，也沒有提到清軍圍攻武昌的事。

  [64]　《潯陽紀事》。

  [65]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記這些人員被俘以後，「其自成兩叔及偽汝侯劉宗閔（敏）俱斬於軍」，沒有涉及對宋獻策、左光先怎樣處理。據談遷《北游錄·紀聞》下，《宋獻策》條記載，他在順治十年到北京以後得知「滿洲人重其術，隸旗下。出入騎從甚都」。說明宋獻策又用算命占卦獻媚於滿洲貴族了。另據《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五年八月左光先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可知也投降了清朝。

  [66]　牛金星究竟在什麼時候逃離大順軍有不同的說法。《綏寇紀略》卷九，記李自成撤離陝西之後，「宋企郊等皆於道亡，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似乎牛金星在三月間隨軍撤到襄陽時就脫離了大順軍。近年來又有人說，在江西瑞昌縣隔江對面的一個屬湖北省管轄的村子裡存有牛金星的牌位，如果此言非虛，牛金星脫離大順軍就有可能是在劉宗敏、宋獻策被俘以後，在大順軍已轉移到通山、瑞昌、寧州一帶時。據道光二十一年賜綺堂刊本耿興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牛金星一直住在牛佺的官署中，病危時囑咐牛佺說：「賴彌縫之巧，得不膏荊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於香山（在河南寶豐縣境）之陽，閉門教子，勿再出。」（《牛金星事略》承友人白鋼同志從鄭州抄贈，謹此致謝）清朝統治者並不是找不到牛金星的下落才使他吞舟是漏，而是因為他和牛佺的政治態度已經改變。順治四年八月清吏科給事中杭齊蘇、六年八月戶科給事中常若柱，先後上疏要求清廷把牛金星父子一併處斬，多爾袞不僅置之不理，反而訓斥道：「流賊偽官，真心投誠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疏不合理。」下令把常若柱革職回家（見《清世祖實錄》卷四五；《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八頁；康熙五年《蒲城縣誌》卷二，人物上，甲科）。《清史稿》列傳三一《季開生傳》，所載常若柱奏疏中說，牛金星在順治初年「復玷列卿寺，?顏朝右」，與《清世祖實錄》所載不同。牛金星大概沒有出任清朝官職，原因未必是他講究什麼氣節，而是他在大順政權中地位太高，在漢族地主中又名聲很壞，清廷不便安排他的官職。

  [67]　據康熙四年《通山縣誌》卷一，《鄉坊》記載，這裡歷來有官府組織的地主武裝。「成化間，設三十五堡……各有保長。嘉靖二十四年，地方屢警，撫按檄照舊規，每大村或合數小村，共設團長一名。十人編一甲，置小甲一名，百人為一總，置總甲一名。衣甲器械操演如法，遇警互相救援。知縣吳道夫編為一十九堡……萬曆十年，知縣張書紳復置張公隘、九宮隘二堡於要害處，並舊二十一堡。各立堡長以守之。歲時儆點，以戒不虞。」何騰蛟在《逆闖伏誅疏》中說：「臣揣知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何騰蛟在報告李自成死訊時特別寫上這段話，目的是引為己功。所謂「聯絡鄉勇以待」，就是指動員這類地主武裝準備同大順農民軍為敵。

  [68]　費密記載李自成犧牲的經過相當詳細，也比較準確，可惜沒有註明材料的來源。個別細節可能有錯誤，比如當時跟隨李自成的人數，據何騰蛟《逆闖伏誅疏》的說法是二十八騎，張鼐倖免於難，當時張鼐正在何騰蛟部下，應該更接近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