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社會民主黨的抵抗活動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希特勒上台前對魏瑪政府採取「容忍政策」，希特勒執政後又火燭小心，把自己的行動局限在合法的範圍內，但最後還是避免不了遭取締的噩運。不少基層組織和黨員對黨的領導層不滿。同時，該黨為了向希特勒政權表示「清白」，曾於1933年3月退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局，又受到許多國家社會民主黨的批評。幸好執委會在政治流亡問題上早有準備，黨遭取締後，執委會大多數成員陸續流亡國外，11天後，即1933年7月2日，以奧托·韋爾斯（Otto Welles，1892—1939）和漢斯·福格爾（Hans Vogel，1881—1945）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執行委員會即在布拉格成立。韋爾斯宣布該執委會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唯一合法的執行委員會。[21]

  面臨新的形勢，流亡執委會決定製訂新的綱領，對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及時作出新的回答。1933年底，一個反映該黨左派觀點的草案問世。草案首先就社會民主黨領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策做了嚴肅的自我批評，承認「社會民主黨在奪得政治民主之後，沒有從根本上變革經濟結構和基本生產資料所有制，企圖通過改善工人狀況、實行工人政策、提高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影響，把資本主義制度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嘗試已被撞得粉碎」。草案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以後，必須把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重工業和銀行轉變為人民所有制，並且要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每一個反對人民意志的人都將被剝奪，從而失去公民權利」。草案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中間階層的暴亂，而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上台，首先是因為法西斯領袖成功地把大資本的代表、舊貴族集團拉到自己一邊，「為了消滅民主及其締造者——無產者有組織的力量，集合了所有的反動運動」。草案還初步承認實現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統一的必要性，認為「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求團結所有社會主義力量」，要把所有堅持「自由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其他政黨的代表」聯合起來。[22]

  流亡執委會的大多數成員不同意該草案的內容，他們委託流亡巴黎的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對草案作大幅度修改。希法亭重新起草了一個草案，於1934年1月10日寄到布拉格，該草案幾乎毫無修改就被執委會接受。文件以《革命社會主義的鬥爭與目標——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為標題，於1934年1月28日同時在《新前進報》和《社會行動報》上發表，此即德國社會民主黨1934年《布拉格宣言》（Prague Declaration）。該宣言首先明確聲明，德國法西斯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德國工人運動的性質和任務，要「以自由的權利代替被奴役的地位，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無法制的統治」。接著，宣言分別闡述了七個問題。在第一部分「革命鬥爭的條件」中，宣言強調「在反對納粹專政的鬥爭中，沒有妥協、改良主義和合法主義的位置。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取決於奪取以及鞏固國家政權的目標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這個策略要求用一切服務於這個目標的手段去推翻專制」。由於納粹的恐怖統治使德國國內的非法活動處於分散狀態，因而要求各地的地下小組加強聯合，克服本身的分散性，努力發展成為群眾性的組織。在第二部分「群眾運動的目標」和第三部分「政權的行使」中，宣言認為反法西斯鬥爭勝利以後，「將建立一個由工人革命群眾政黨支撐和監督的強有力的革命政府，其首要任務是：為取得勝利的革命捍衛國家政權；剷除任何可能反抗的根源；將國家機器變成人民群眾的統治工具」。為了完成這些任務，革命政府將採取一系列政治、社會和經濟措施。在第四部分「經濟革命」和第五部分「社會革命」中，宣言宣布工人階級將在新的自由國家裡運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國家政權進行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因為重工業、銀行和大地產的社會化只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開端。在第六部分「裁軍和戰爭危險」中，宣言指出法西斯專政「不僅對德國來說是恥辱和危險，而且意味著對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文明的暴力威脅」，但是，「希望通過戰爭來推翻專制制度，這不是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他們的任務是制止戰爭。因此，他們堅決譴責對希特勒德國的任何軍事上的妥協，警告全世界的工人政黨不要低估德國民族主義的危險。……不給這個制度一個人、一文錢，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也一定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口號」。宣言特別強調：「社會民主黨堅決反對來自外部的、利用戰爭所造成的德國專制制度的崩潰來肢解德國的任何企圖。他們不承認導致德國分裂和意味著阻礙德國自由和經濟發展的和平。」在第七部分「革命社會主義的統一」中，宣言稱「在這場鬥爭中，社會民主黨力求同一切反法西斯階層結成戰線。它將呼籲被納粹承諾欺騙的農民、小工商業者、商人，在現政權下承受難以想像的壓迫和侮辱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共同鬥爭。……無論是社會民主黨人還是共產黨人，無論是無數分裂組織的支持者還是專政的敵人，都將會在鬥爭中由於鬥爭條件而成為同樣的社會主義者。工人階級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該宣言同社會民主黨1921年《格爾利茨綱領》和1925年《海德堡綱領》相比，在一系列基本原則問題的表述上，有了很大的進步。然而，此後該黨流亡執委會不僅在行動上背棄了該宣言，而且在對未來德國社會制度的設想方面也逐漸後退，公開聲明要用英國式的民主制度來代替希特勒專政。

  流亡執委會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從事反納粹抵抗活動。因為該黨在希特勒政府正式動手前已經成功地將一部分財產轉移到國外，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也提供了諸多幫助，因而布拉格執委會擁有經費，很快在國外建立起了自己的印刷廠。[23]它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宣傳，反映德國工人階級的呼聲，向世界披露德國真相，為國內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籌措經費，提供宣傳品。為了完成這些任務，它在出版報刊、印製宣傳品的同時，在德國鄰國境內組建了邊境秘書處網。

  在歐戰爆發以前，流亡執委會先後在布拉格、巴黎和卡爾斯巴德（Karlsbad）等地出版了《新前進報》、《社會主義行動報》、《社會主義雜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德國報告》（1937年起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報告》）、《消息報》等五種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新前進報》，自1933年6月18日創刊起，每周出版一期，1936年的平均印數是4300份。此外，流亡執委會還根據形勢需要，印製了大量的宣傳品和傳單。如在1934年8月19日公民投票前，印製了《告德國人民書》《致天主教徒》《希特勒——歐洲的頭號公敵》等傳單。1936年柏林奧運會前印製了《我們呼喚世界青年！》傳單，並在奧運會舉行期間散發。

  邊境秘書處網建立在德國的七個鄰國中，由16個處所組成，其中捷克斯洛伐克6個，波蘭、比利時、法國和瑞士各有2個，丹麥和盧森堡各1個。這些處所根據自己的不同地理位置，互相間有所分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網絡比較密集，因為當地政府能夠容忍抵抗活動，而且與德國的巴伐利亞、圖林根、薩克森和西里西亞等許多地區接壤，從這些地區出發，可以到達工人人口稠密的中部地區和上西里西亞工業區。邊境秘書處是流亡執委會與國內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和黨員保持聯繫的重要途徑。它們負有雙重任務：將流亡執委會的文件、報刊、宣傳材料等印刷品通過秘密渠道轉送到國內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和黨員手中，由它們在群眾中散發；收集來自國內的各種情報，匯總到流亡執委會。流亡執委會根據匯總的情報評估自己的政治措施，採取相應的對策，並根據形勢需要將這些情報在內部傳達或公諸於世。在網絡構建初期，邊境秘書處依靠國內的社會民主黨員從事國內的工作，但經過1935—1936年的大搜捕，國內工作人員遭到摧折性打擊，秘書處的工作人員只得親自動手。他們打扮成商人，帶著經過偽裝的宣傳材料，越過邊境進行散發。據統計，1935年初，《社會主義行動報》每期約在德國散發500—1500份，約有6000—12000名讀者。

  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流亡執委會一直拒絕與德國共產黨聯合。雖然《布拉格宣言》號召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但文件並沒有提出具體設想，流亡執委會也沒有實際行動，客觀上背棄了宣言精神。在1935年企業信託人委員會選舉前，德共中央於2月11日向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建議兩黨黨員共同提出候選人，並就選舉口號和策略商討共同協議。但流亡執委會決定不參加選舉。1935年共產國際召開「七大」和德共舉行布魯塞爾會議後，德國共產黨再次呼籲組建工人階級統一戰線。1935年11月23日，兩黨代表在布拉格舉行談判。在談判中，流亡執委會的代表雖然承認在德國各階層人民中間，尤其在工人階級中間，最迫切的政治任務是形成推翻希特勒專政的共同意志，但仍然拒絕對方提出的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建議。隨後，德共代表準備簽署一項停止攻擊社會民主黨的協議，也遭到拒絕。其理由是，德共對社會民主黨長達17年之久的攻擊使自己失去了任何信譽，國內抵抗戰士反對兩黨達成協議，共同行動「將會給德國當權者提供一個求之不得的良機，讓布爾什維克的恐怖幽靈重新復活，認為社會民主黨已經轉向布爾什維主義，甚至將那些現在準備加入一個旗幟鮮明的社會民主黨的人驅向右翼」。流亡執委會不僅自己拒絕合作，而且還反對其他機構和黨員個人同共產黨合作。1936年1月24日，它在致全體邊境秘書處的通告信中，指示它們不准與共產党進行合作，設法讓社會民主黨人退出那些有共產黨人在其中活動的組織。對於擁護統一戰線的個人和組織，它拒絕給予任何財政支持。1939年1月德共舉行伯爾尼會議後，德共中央委員會又提出統一戰線的建議，再次遭到流亡執委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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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5—6月，隨著捷克危機不斷升溫，德國社會民主黨設在布拉格的流亡執委會被迫遷往巴黎。1939年春，流亡執委會開始討論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所應採取的立場，在歐戰爆發前夕終於達成共識。1939年8月13日，《新前進報》發表文章稱：「除了希特勒自己，並沒有別人強迫德國進行戰爭。不是別人威脅了德國人民，而是希特勒正在威脅其他民族。……因此，面臨的戰爭就不是德國人民為了自衛而進行的鬥爭，而是被迫為了希特勒的瘋狂掠奪、毀滅性的目標作戰。……在希特勒和德國人民之間沒有什麼利益上的共同之處」，因此，「推翻希特勒就意味著德國人民的解放與和平，自衛的責任要求德國人民把自己的命運與希特勒的命運區別開來，在戰爭中，首先要把希特勒當作自己的敵人」。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的當天，流亡執委會發表關於戰爭的聲明，明確表示：「希特勒與新的德意志軍國主義是一個東西，這個軍國主義的失敗與最終消滅是實現和平與歐洲復興的前提條件。……我們為了德意志民族，為了保障歐洲自由、和平與民主的偉大目標而進行這場鬥爭。我們呼籲德意志人民：為了你們的自由起來鬥爭！推翻希特勒！打倒這個制度、結束戰爭、保衛千百萬人免遭死亡、拯救人民！」

  廣大的社會民主黨員則積極行動起來，組成戰鬥小組，通過印製和散發傳單從事反抗鬥爭。隨著納粹當局的鎮壓措施越來越嚴厲，不少戰鬥小組同共產黨人合作，並肩作戰。如柏林地區一個由60多人組成的戰鬥團體，在1939年9月9日深夜，就散發了幾百份自己印製的題為《我向世界青年呼籲》的傳單，揭露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戰爭目標，號召青年們起來堅決地同法西斯政府展開鬥爭。有些社會民主黨員設法收聽國外電台的廣播，並在工友中傳播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局勢發生根本轉折後，各個階層和集團的反抗鬥爭逐漸興起，社會民主黨員努力與它們聯絡，互相配合，包括參與了1944年「七二〇事件」。

  然而，隨著歐戰的爆發，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的處境卻越來越困難。法國對德宣戰後，法國政府為德國和奧地利的流亡者設立了拘留營，多數「政治上沒有嫌疑」的人很快被釋放，但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等積極的反法西斯活動家則作為有「嫌疑」的人被長期拘留。1940年6月法國敗降後，德國流亡者處於極端危險之中，9月9日，流亡執委會決定從巴黎轉移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同年11月初，流亡執委會宣告解散，其成員各奔東西，分別去了英國、美國和瑞典。以後，旅居倫敦的社會民主黨流亡者活躍起來，試圖重建流亡執委會，但他們的領導資格未能得到公認，同國內的反抗力量也未建立起聯繫。

  在鬥爭的困難時期，不少社會民主黨人努力作理論上的反思與展望。1938年進入巴黎流亡執委會的庫特·蓋爾（Kurt Geyer，1891—1967），力圖把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進一步向右推。他對馬克思主義表示懷疑，提出「不要相信什麼歷史自身的規律性，歷史有朝一日會實現我們的願望，也不要相信從這個被崇奉的規律中推導出來的工人使命作用。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導我們前進」。他反對以社會主義方式組織社會，稱無論哪一個國家或經濟組織，如果不是生活在人民的心目中和意志里，就不會保障自由。因此他認為：「對黨的歷史作用的這種理解，要求對黨的性質作出比正統馬克思派所規定的更加廣泛的定義。要更靈活、更生動、更有生機、更注重精神，而少弄一些僵死的、教條主義的東西。只有在這樣的黨內，才會有思想運動的地位，無論是正統派還是自由派，無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在黨內有一席之地。」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被稱為「世界觀多元論」或「入黨動機多元論」，當時是該理論的第一次朦朧表述。而流亡美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則提出了「法治國家」的思想，強調戰後德國很難再進行革命，應當建立一個保障各種意見自由的法治國家，而實現這一理想的實踐者就是德國的工人運動。流亡瑞典的社會民主黨人強調要建立一個「社會民主」的社會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要蘇維埃制度，應實行議會制。社會主義政黨的組成者不應當限於工人階級，同時應該包括中間階層，而工人的統一應當是自下而上的統一，首先從企業開始，建立統一的工會，通過生產委員保障工人參加企業管理。

  1942年10月14日，流亡倫敦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出面，以旅英德國社會主義組織同盟為載體，圍繞如何建立一個排除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統一政黨問題展開辯論。同年12月6日，埃里希·奧倫豪爾（Erich Ollenhauer，1901—1963）做了一個報告，試圖為與會的各個小組提出一個共同的原則綱領和實踐政治計劃。該報告後來被視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綱領性文件，也是戰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序曲。報告除了包含上文述及的思想，還關注到20年來西方民主國家在「社會民主」方面的進步和新的發展趨勢，認為導致這種演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國家有計劃地對社會生活施加了影響。

  然而，就在這段時期內，直接面臨法西斯暴行的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卻提出了較為左傾的思想。當1945年4月13日美軍解放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政治犯們公布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民主社會主義者宣言》（簡稱《布痕瓦爾德宣言》）。原來在1943年夏季，囚禁在該營的各國政治犯秘密建立了國際集中營委員會。在這個國際性的戰鬥團體中，850名囚犯組成178個秘密小組，接受軍事訓練，積極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與此同時，少數理論家則探索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並起草宣言。該宣言描繪了對未來德國政治制度的設想，強調必須毫不遲疑地消滅一切法西斯統治工具，建立「新型民主」。這種「新型民主」不依賴於空洞的徒具形式的議會制，而要使廣大城鄉群眾能夠有機會參與政治和管理。宣言提出首要的任務是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召開全德代表大會，再由代表大會任命政府，選舉人民代議機構。宣言強調管理機關應當是簡樸而節儉的，用人民的公僕代替特權官吏。宣言在社會方面提出立即恢復八小時工作日和集體協議制度，工會應獨立於國家，並著手建立和鞏固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自主管理，以便使他們對「整個社會化的進程」發生影響。在經濟方面，宣言強調「只能按社會主義原則重建德國」。宣言還特別注意到精神復興問題，指出它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建立新的教育和培養制度。從上述觀點出發，宣言號召實現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強調社會主義力量的團結只能在原則基礎上，需要辯論自由和保證執行所通過決議的紀律。宣言在要求「必須完成世界無產階級統一」的時候，提出要建立「包括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在內的國際政治和工會組織。

  在納粹統治時期，德國還有一些原先從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者組織，它們由於擺脫了社會民主黨右翼領袖的干預，又及時轉入地下，做好了進行非法鬥爭的準備，所以成為社會民主主義隊伍中反法西斯運動的中流砥柱。「新開端」是一個按照嚴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密謀組織，主要由青年社會民主黨人和知識分子組成。希特勒上台前，它就做好了從事非法鬥爭的準備。納粹上台後，它不僅以柏林為基地同其他城市的類似組織保持聯繫，而且還同社會民主黨內其他抵抗組織和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聯繫。1933年春，該組織約有100名積極可靠的成員。1934—1935年，該組織同布拉格流亡執委會的邊境秘書處保持聯繫，各地成員經常聚會，學習文件，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並為設在布拉格的「新開端」國外局收集關於形勢和德國民眾情緒方面的情報。1935年夏天，組織的領導人圍繞繼續從事非法鬥爭是否有意義這個問題發生意見分歧，部分領導人退出，嚴重削弱了組織的力量。但餘下的成員繼續活動，不僅與國外局保持聯繫，而且還同柏林的德國人民陣線繼續往來。它們共同印製了一批宣傳材料。然而，「新開端」組織雖然認為自己是德國工人階級的新領袖，但它的反蘇反共和親西方傾向十分明顯。它譴責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並認為蘇聯和希特勒德國的本質是一樣的，要求解散共產國際。1938年夏，柏林組織被蓋世太保破獲。西里西亞、巴伐利亞地區中的一些城市和斯圖加特等地的組織繼續存在，但它們很少進行反法西斯宣傳活動和其他抵抗活動，只是注意形勢的發展，準備迎接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社會主義工人黨是1931年建立的，主要在柏林、漢諾瓦、東薩克森和德國南部等地區從事反法西斯宣傳活動，幫助受迫害的反法西斯主義者逃跑，為其家屬募捐。早在1933年和1934年，該黨的部分組織就遭到蓋世太保的破壞，不少人被捕。為了同其他反法西斯主義者實行合作，該黨幹部曾到布拉格，同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成員協商，並同德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取得聯繫。1936年，布雷斯勞、德勒斯登、漢諾瓦、法蘭克福和紐倫堡等地的組織被蓋世太保破獲，但曼海姆的組織一直活動到1938年春。它不僅與南部地區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建立聯繫，還同共產黨人合作，其主要活動是散發從國外得到的反法西斯宣傳材料，為被捕者的家屬募捐，並為設在巴黎的該黨國外領導處搜集情報。

  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系1925年由國際青年同盟改名而來，約有300名成員，其中主要是職員、教師和知識分子，也有少量工人。納粹上台後，該組織在國內組建了很多戰鬥小組，柏林小組有20—25名成員，大多是年輕人，其他小組在不萊梅、漢堡、科隆、馬格德堡等地活動，個別小組還同共產黨人合作。它們開始時只是散發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秘密運入德國的宣傳材料，不久以後就開始自己印製傳單。其傳單的特徵是在文章末尾印有一個懸掛在絞刑架上的納粹黨卐字徽。1935年夏天和秋天，很多戰鬥小組被破獲，成員被遭逮捕。但未被破獲的小組繼續編寫和印製傳單，譴責納粹的戰爭政策，揭露戰爭危險，為支持西班牙反法西斯鬥爭募捐，並與德國共產黨交換反法西斯宣傳材料。在西部地區，該組織還與進行反法西斯活動的鐵路工人工會會員建立了聯繫。1936—1938年，該組織在奧格斯堡、柏林、不萊梅、法蘭克福、漢堡、漢諾瓦和科隆的小組全部遭當局破獲，其抵抗活動就此結束。

  「紅色突擊隊」是青年社會民主黨人組建的抵抗組織，1933—1935年在柏林地區活動。該組織的目標是組織一批將來能夠領導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精英分子，1935年5月在報紙上公開提出的口號是：「我們要為真正的統一戰線而鬥爭！我們要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我們要為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其下屬組織一般由3—10人組成，分布在柏林各個地方。它還擁有自己的報紙《紅色突擊隊報》，1933年11月印數為4000—5000份。該組織雖然既反對共產黨，也反對社會民主黨，但曾於1933年秋天同流亡執委會聯絡，還與比勒菲爾德、德勒斯登、哈勒、漢堡、萊比錫等城市的社會民主黨抵抗組織建立聯繫。它還試圖與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托洛茨基派取得一致意見，並在1935年2至3月間的一份備忘錄中將經過軍人專政達到魏瑪式的聯合作為奮鬥目標。在1935年的大搜捕中，該組織被蓋世太保摧毀。

  「社會主義陣線」組織擁有3000名骨幹成員，主要在漢諾瓦地區活動。該組織早在希特勒執政以前就已經轉入地下，做好了開展抵抗鬥爭的準備。該組織認為，「希特勒專政的垮台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終結，為社會主義開闢道路。希特勒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不能通過部分工人暴動而只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推翻，它帶給我們的不是能夠在其基礎上生長法西斯毒草的民主，而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工人階級的統治」。因此，該組織的任務是「在被壓迫的時期里聚集德國工人階級」，因為將來號召工人階級進行最後鬥爭的既不是社會民主黨，也不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工人黨，而是這些黨里的精英分子，所以組織自身要為「這種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為社會主義勝利運動創造條件」。該組織的主要活動是散發和郵寄自己的報紙和傳單，開展宣傳工作，吸收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加入組織。1936年，大批成員由於叛徒告密而被捕，翌年，200多名被捕者被處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