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抵抗活動 第一節 共產黨的抵抗活動

  納粹體制是有敵人的。它的建立和運行，伴隨著搜尋、聚焦、打擊敵人的殘酷暴行。按照希特勒的說法，如果找不到敵人，甚至可以製造敵人，用以擴大和鞏固己方營壘。那些納粹的政敵無疑會反抗，這就構成了反納粹抵抗運動中的主要力量。不僅如此，不少信仰不同的有識之士，在納粹分子還具有較大欺騙性的時候，就敏銳地看到納粹運動的罪惡本質，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然而，納粹當局的極權統治和血腥鎮壓，加上民眾的輕信，使抵抗運動舉步維艱，不僅力量弱小，打擊乏力，而且難以聯合，大部分時間處於各自單兵作戰的狀態。納粹政權是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擊敗的。儘管如此，德國人自己的抵抗運動還是第三帝國歷史中悲壯的篇章。處境艱難，更顯不易。

  在希特勒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德國共產黨成了他的第一個打擊目標和犧牲品。德共為了生存和實現自己的理想，最早走上了反抗鬥爭的道路。1933年3月3日，德共主席恩斯特·台爾曼和其他許多領導人遭逮捕，包括數百名黨的工作人員在內的十多萬黨員被送進集中營或監獄。共產黨很快轉入地下從事非法鬥爭，其中央機關刊物《紅旗》於1933年2月26日合法出版了最後一期後，3月起成為地下出版物，起初在柏林，後來在國外出版。轉入地下後，最初數年裡每月出版三期，發行量為6萬份。在台爾曼被逮捕後，中央委員會任命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為代理主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組成地下黨的臨時領導機構。該機構通過台爾曼的妻子羅莎·台爾曼（Rosa Th?lmann，1890—1962）與他保持聯繫，向他傳遞黨的重要決議，並傳出台爾曼有關黨的政策和政治局勢的書面意見和筆記。[1]為了適應地下活動，德共改組了組織系統，成立了一批靈活機動的秘密小組，發送秘密的無線電廣播，在群眾中散發從國外運來的報紙和小冊子，在艱難的條件下堅持反法西斯鬥爭。據秘密警察報告，1935年共查明有5000處反法西斯刊物的傳播站，1936年被秘密警察沒收的所謂敵視國家的傳單和文件達160萬件，1937年達90萬件以上。[2]

  儘管當時共產國際還未完全改變「六大」的方針，包括對社會民主黨的敵對態度，[3]但處於反法西斯鬥爭第一線的德國共產黨，面臨希特勒政權的瘋狂鎮壓，開始改變對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向對方提出開展兩黨聯合反抗活動的建議。1933年2月7日，台爾曼在中央會議上指出：「擊敗希特勒-胡根貝格-巴本是當務之急，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建立最廣泛的反希特勒統一戰線。這是首要任務。」[4]他要求全黨向群眾揭露希特勒政府的實質，全力加強同追隨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的聯合行動。1934—1935年，在黑森、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漢諾瓦、中巴登和上巴登、魯爾區和柏林等地，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組織達成了關於統一行動的協議。1934年1月15日，南德一個專區的紅色救濟會、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聯合作出決議，規定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互相援助，加強團結。共產黨人在展開鬥爭時甚至不排斥納粹企業支部的力量，有時利用裡面的底層官員，要求他們去向工廠主和德意志勞動陣線反映工人們的合理要求，有時則同他們一起展開怠工等消極鬥爭。當柏林亞斯令燈泡廠的企業主要求加快流水線運轉速度時，工人們商議一致，在每六個加工件中少加工一個，以此迫使企業主放棄成命。1935年，柏林的西門子工廠經理決定取消周工資，改為按月計酬，每十天發一次工資，以此降低工人工資。該廠的工人在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員的鼓動下，抗議廠方的做法，納粹企業支部的官員向經理處和勞動陣線展開交涉，職工聯名要求恢復原來的工資計算方法，並在車間裡舉行反對按月計酬的表決。最後西門子公司決策層不得不屈服。[5]然而，當時德共部分領導幹部還抱有宗派主義情緒，仍然把同社會民主黨工人的統一戰線看作是吸收這些工人參加共產黨的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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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7—8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改變「六大」的方針，提出通過組建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等策略，反對法西斯，制止戰爭爆發。季米特洛夫在報告中還以德國共產黨人在經濟大危機期間的行動為例，指出各國共產黨人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失誤之處。德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積極貫徹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於1935年10月3—15日在莫斯科附近舉行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對外稱「布魯塞爾會議」，在黨史中算作德共第13次代表大會。會議反思了以往的教訓，「尖銳地批評了自己的錯誤和缺點，給今後的工作找出了教訓，以便從中汲取改變它的全部政策的力量並運用這種力量」[6]。會議還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提出德共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德國工人階級的各個部分的統一行動和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反對法西斯專制，推翻這種專制和制止戰爭。會議依據德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特洛伊木馬」策略，即在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員建立夥伴關係的基礎上，重建自由工會，爭取勞動青年，並利用法西斯群眾組織中的一切合法鬥爭的機會。會議還決定根據新的形勢改組黨的組織系統，迄今為止基本上按照區域原則建立起來的地下黨組織應該加以分散，改為主要在企業和法西斯群眾組織中建立據點。會議選舉威廉·皮克為中央委員會主席。[7]

  布魯塞爾會議以後，德國工人的鬥爭有所增加，連蓋世太保也承認，稱出現了敵視納粹的活動有所高漲的趨勢，氣氛不那麼平靜了。不萊梅的蓋世太保警告說，不能低估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數量及其鬥爭方式。漢堡的蓋世太保談到「惡劣的氣氛」，還說工人受到「秘密的分化瓦解工作的影響」。在薩爾地區，共產黨人強烈地顯示了力量。慕尼黑的地下工作也沒有放鬆。愛爾福特（Erfurt）的共產黨宣傳也很活躍。高速公路的建築工地是蓋世太保特別擔憂的地方，他們在報告中把這些工地稱為「不安定的策源地」。1935年7—8月份發生了13次罷工，4006人被捕，其中3568人被懷疑與共產黨有聯繫。同年在柏林油印出版了《真理報》《階級鬥爭》《人民之聲》《紅色傳聲筒》等報紙，豐富多彩的反法西斯材料向勞動人民揭露了納粹的可恥行為，並號召他們與被捕者及其家屬團結在一起。1936年全國發生了多起罷工。是年6月25日，呂塞爾斯海姆（Rüsselsheim）的奧培爾工廠（隸屬於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人因不滿工資過低而罷工，工廠管理層向黨衛隊報案，最後250名工人被開除，37名工人遭逮捕。在瓦納艾克爾，四個礦井的工人舉行了罷工。他們在一個井塔上掛出寫有「釋放恩斯特·台爾曼！」文字的巨大標語牌。[8]

  根據共產國際「七大」和德共布魯塞爾會議的精神，各地共產黨基層組織積極探索與其他力量聯合，組建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在1936年3月29日國會選舉前夕，柏林的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和工會會員發表《告勞動人民書》，其中表示：「法國、西班牙的例子向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和工會會員表明，只有共同合作和共同開展反對希特勒政權的鬥爭，才能取得成就……。因此，柏林的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和自由工會會員要求你們在3月29日的選舉中一致投反對票，反對希特勒。」同時他們還散發相關傳單，張貼標語，並撕毀蓋世太保所貼的標語。同年夏天在柏林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雖然蓋世太保採取了種種防範措施，但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會員還是向奧運會散發了大量的反法西斯宣傳材料，其中有三方力量聯合簽署的《告奧林匹克參加者和奧林匹克客人書》、傳單《親愛的奧林匹克客人》和《我們呼喚世界青年》、袖珍版的《工人畫報》特刊號、宣傳材料《請您了解美麗的德國》和《我們呼喚世界青年》。這些材料揭露了納粹專制統治的罪行和戰爭陰謀。反法西斯主義者還秘密地向外國記者揭露納粹政權的白色恐怖。[9] 1936年底，柏林地區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基層組織成立了「德國人民陣線」，陣線採納了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十點綱領。[10]綱領主要包括以下要求：推翻和消滅希特勒獨裁；給每個人以平等權利和正義，廢除血腥的司法制度，釋放政治犯；保證信仰與世界觀的自由；在一個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新國家裡，由德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停止軍備競賽；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允許農民自由遷移；對銀行、重工業及能源經濟實行國有化。綱領的結束語為：「打倒德國的壓迫者和敗壞者！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祖國萬歲！」[11]

  1936年12月21日，德國人民陣線籌備委員會發表《建立德國人民陣線，爭取和平、自由和麵包的號召書》。該文件由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連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代表共同起草，並有40名共產黨員、20名社會民主黨員、10名社會主義工人黨員和28名知識界及資產階級代表在上面簽名，成為一份具有重大意義的綱領性文件。文件聲明：「人民陣線不希望成為一個新的政黨，它應當是一切決心為了德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貢獻自己的力量者的聯盟。參加人民陣線的政黨和團體仍然忠實於它們自己的特殊的長遠目標。是消滅褐衫黨的暴力統治的願望把大家聯合在一起。只有推翻納粹當權者才能使每一個政治的、思想的和宗教的派別有可能在自由的平等權的基礎上堅持自己的觀點、目標和理想。」參加者決定採取共同措施，以反對法西斯恐怖，反對奴役德國人民，揭露希特勒政府的戰爭準備，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號召書把維護和平、維護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維護社會的安全等作為中心任務，要求推翻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建立一個剝奪軍火壟斷企業、銀行、容克地主和軍國主義者，並由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德國。[12]從以後的實際情況來看，在納粹暴力獨裁統治下，德國的人民陣線運動很難取得實質性的成果，然而它所提出的鬥爭理念和目標，成了納粹統治時期人民反抗鬥爭的旗幟和標誌。

  在大部分地區，共產黨青年黨員還與天主教青年結成戰鬥同盟。雖然雙方的世界觀不同，但共同防禦法西斯的襲擊。他們共同舉辦周末學校，協商在勞役營中提出共同的要求。由於他們的鬥爭，萊茵區、布蘭登堡和漢諾瓦等地當局不得不決定解散勞役營。[13]

  1938年5月14日，德共中央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商討當時的鬥爭形勢和策略。會議分析了由於希特勒德國吞併奧地利、加緊干涉西班牙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威脅而出現的新形勢，認為希特勒政府提出建立大德意志國和「德國人民的自決權」的口號，只不過是要掩蓋其對其他國家的掠奪政策，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正在準備以武力對世界進行帝國主義的重新瓜分。會議討論了德國工人階級和一切希特勒反對者在新形勢下的新任務，總結爭取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鬥爭的經驗。會議提出維護和平的鬥爭是最重要的任務，如果無法制止戰爭，就要通過推翻希特勒政權來結束戰爭，只有所有的希特勒反對者組成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實現這一點。由此，德共中央向社會民主黨黨員和小組發出建議：齊心協力反對法西斯恐怖，圍繞在德意志勞動陣線和其他法西斯組織中開展共同活動達成協議，成立統一戰線委員會。[14]

  1939年1月30日至2月1日，德共在巴黎南郊塞納河畔的德拉維爾（de la Ville）舉行名為「伯爾尼會議」的第14次代表大會，共有22名代表與會。會議審議了布魯塞爾會議以來德共的工作，肯定了1938年5月中央委員會秘密會議對形勢的分析，並根據新的形勢確定了新的任務。會議抨擊希特勒政府「同墨索里尼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這些戰爭販子締結聯盟的政策」，要求取消《反共產國際協定》。會議要求共產黨組織和成員的團結對象應該包括「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權而正在進行正義戰爭的西班牙人民和中國人民，積極援助被德國法西斯勢力置於極為不公正地位的奧地利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強調「這是德國的民族利益所在，這樣做可以保證德國人民在這些國家中找到的不是敵人而是盟友」。會議進一步發展了布魯塞爾會議的決議，全面制訂了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綱領，這個共和國必將從德國工人階級和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希特勒專制的共同鬥爭中產生。在這個共和國里不應該像魏瑪共和國那樣讓壟斷資本占統治地位，而應當由統一的工人階級同農民、中間階級和知識分子結成聯盟決定德國的命運。綱領要求一切公民，不分出身、等級、種族和宗教，都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廢除希特勒政權的一切與人民為敵的法律，剝奪法西斯壟斷資本家和銀行資本，進行民主土地改革。黨的中央委員會還提出成立一個統一的政黨問題，供全國的工人階級討論，強調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聯合的基礎應該是共同努力推翻法西斯專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15]

  會後，反法西斯戰士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宣傳會議的決議，宣傳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奧地利共產黨關於反對德軍於1939年3月15日吞併捷克斯洛伐克殘存地區，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實行暴力統治的號召。儘管條件極為困難，義大利共產黨和德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反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於1939年5月簽署的《鋼鐵盟約》的口號，也在國內傳播開了。「法西斯侵略者從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西班牙、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滾出去！」「斬斷伸向波蘭、巴爾幹國家以及地中海國家的法西斯魔爪！」「撕毀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軍事協定！」這些類似的口號都是秘密宣傳的內容，並且還出現在房屋圍牆上。[16] 1939年5—6月，在西壁防線（Westwall）發生了怠工事件，蓋世太保的一份情況報告承認，發現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傳單與文件。有人在漢堡的工廠里散發傳單，要求工人們對於用德國的名義去壓迫別國人民一事不要保持沉默。在薩爾地區，有一份傳單把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稱作德意志民族的恥辱。

  德波戰爭爆發後，柏林的反法西斯小組散發傳單，傳單勸告青年們不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兩百萬父兄，在任何地方都要同戰爭販子進行最尖銳的鬥爭，強調只有消滅希特勒等一夥戰爭販子，才能獲得和平。然而在戰爭初期德國一再取得勝利的背景下，反抗鬥爭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大。在戰爭爆發時，大約有30萬反法西斯戰士被關押，在1939年9月的頭幾天裡，又有成千上萬的反希特勒人士，其中首先是共產黨人，被逮捕並關進集中營。在這些人中，多數人以前就曾因從事反法西斯活動而被多年監禁，其中數千人是幾周前才被釋放的。以後當局繼續殘酷鎮壓反法西斯人士，據官方報導，1939年有143名從事反抗活動的青年人被處於死刑，1940年該數字上升到306名。

  1942年5月，萊茵河下游和魯爾區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召開了一次代表會議，會議在研究礦山工人的思想情緒時指出，那些非常關心自己與德國人民前途的人們說：「但願工人階級的國家蘇聯不要被打敗，否則我們今後幾十年都要當奴隸。」會議認為，礦山工人的健康的階級感情的表露，更加說明共產黨人有義務「堅持不斷地向我國人民闡明，法西斯在軍事上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立即為爭取正義的和平而鬥爭，才能保證我們人民的國家的生存。只有推翻希特勒政權，才能獲得和平，拯救民族，才能使德國人民從法西斯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會議決議提出，「壟斷資本的犬群」是「戰爭的唯一罪魁和牟利者」，「必須經過真正的人民革命推翻他們，剝奪他們的財產，使他們永遠不再為患」。決議還提出：「我們的人民採取這樣的行動越快，民族災難就越小；遭受希特勒侵略和奴役的各國人民將由此看到，德國人民和希特勒及其罪行毫不相干，他們將不對我們進行報復，而向我們伸出兄弟般的友誼之手，同意締結公正的和平，對我們以平等民族相待。」[17]

  史達林格勒會戰結束後，蘇德戰場乃至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開始發生根本性轉折，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反抗鬥爭也隨之高漲起來。

  1943年7月12—13日，德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皮克和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以及一批在史達林格勒被俘的德軍官兵，在莫斯科附近開會，成立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一譯「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由工人詩人埃里希·魏納特（Erich Weinert，1890—1953）任主席。該組織的成員初期為德共黨員、德國戰俘和僑居蘇聯的德國反法西斯人士，後擴大到國內和旅居西歐南歐各國的德國人士，其中有工人、農民、職業軍官、知識分子、共產黨前國會議員、工會幹部、進步作家、政治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工會會員及持各種不同政治觀點和世界觀的人們。魏納特在會上作了題為《我國人民的光榮道路》的主報告，接著進行討論。共產黨主席威廉·皮克在討論中談到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教訓。爾後，會議一致通過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告武裝部隊和德國人民的宣言》，宣言稱：「從來沒有一個外來的敵人像希特勒這樣把我們德國人推入如此不幸的深淵。事實證明，這場戰爭已經打輸了。德國只有以無窮的犧牲和苦難為代價才能勉強打下去……現在是我們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德國人民還繼續毫無反抗，毫無主見地任人引向毀滅，那麼，戰爭每延長一天，德國人民就將不僅更加削弱，更加無力，而且罪責也將更大……德國人民需要也願意立即實現和平。但是，沒有人願意同希特勒締結和約，甚至同他談判也沒有人願意。」宣言宣告德國一切反希特勒力量的鬥爭目標是組建一個「自由德國」，號召各式人等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這一目標。宣言要求：各條戰線上的官兵要緊握手中槍，勇敢地開闢回到德國和通向和平的道路；各階層居民要用一切手段和一切方法反對希特勒政權，在各地成立戰鬥小組，推翻希特勒政權，結束戰爭；全體德國人應該為了人民和祖國，反對希特勒和他的戰爭，爭取立即實現和平，拯救德國人民。宣言提出了實現理想的途徑和未來國家的基本政策：建立強大的民主的國家政權；剝奪戰爭罪犯和發戰爭財者的財產；立即廢除一切建立在敵視人民和種族仇恨基礎上的法律以及希特勒政權的一切有損自由和人的尊嚴的設施；恢復和擴大勞動者的政治權利及取得的社會成就；保障勞動權和合法掙得的財產；立即釋放希特勒政權的受害者並對他們進行賠償；對戰爭罪犯和他們的幕後唆使者進行公正而無私的審判，同時赦免一切用實際行動及時同希特勒劃清界線並參加「自由德國」運動的納粹擁護者。會議選舉38人擔任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成員，並設置了總務委員會、行動部、自由德國報和自由德國廣播電台編輯部、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和文化委員會、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蘇德戰場組、戰俘組等下設機構，以後又增補了教會問題工作處。[18]

  同年7月19日，《自由德國》周報開始出版，該報封面的上下方都印有黑白紅三道橫線，篇幅為四版。總共出版了120期，其中1943年為24期，1944年52期，1945年44期，所需經費由蘇聯政府提供。周報在蘇德戰場和戰俘營傳播，有時也傳到其他國家。它還通過多條渠道傳入德國。7月20日，設在蘇聯境內的「自由德國」電台開播，起初每天三次，共50分鐘，1943年10月起每天四次，共1小時25分鐘。從1944年1月起每天六次，共2小時，同年7月起每天八次，共4小時25分鐘。每次廣播時都使用短波、中波和長波三種波段，經費和設備由蘇聯政府提供。播音開始時的呼叫語為：「注意！注意！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廣播電台現在開始播音，我們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廣播。我們號召拯救國家。」播音結束前的廣播詞為：「德國必須生存下去，因此希特勒必須滅亡。和我們一起為自由、獨立的德國而鬥爭吧！」[19]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廣泛開展活動，向德軍官兵和德籍僑民宣傳反戰思想，以後又在國內許多地區和城市成立地下活動小組，協助盟軍解放德國，直到1945年11月2日才解散。

  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還擁有類似下屬組織的反抗團體。擁護其綱領的組織有：德國軍官聯盟（Bund Deutscher Offiziere），1943年9月中旬在蘇聯成立，成員為被蘇軍俘虜的德國中高級將領，1945年春參加者已有將近4000名軍官；德國僑民聯盟，1943年11月在法國成立，成員為德軍官兵、德國僑民和托特軍事工程公司的工人，曾倡議組編自由德國軍隊，加入法國抵抗運動部隊作戰，出版地下刊物《西線士兵》；自由德國反法西斯委員會，由在希臘的原德軍官兵組成，曾出版地下刊物《地中海士兵》。自由德國反法西斯委員會曾經向德軍部隊散發傳單，其中寫道：「你知道嗎？希臘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對我們參加陣線的每一個士兵和軍官，保證尊重他們的尊嚴和生命安全，保證在戰爭結束時讓他們立即返回家鄉！如果你們想重新見到祖國和你的家庭，請到我們這邊來吧！」[20]

  在德國本土，最大的反納粹和反戰地下組織是澤夫科夫-貝斯特蘭-雅科勃抵抗組織（Saefkow Jacob B?stlein Organisation）。安東·澤夫科夫（Anton Saefkow，1903—1944）是德共魯爾區領導人，1933年即被判刑入獄，獄中又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加刑，歐戰爆發前夕獲釋。此後他和黨員伯恩哈德·貝斯特蘭（Bernhard Bestlein，1894—1944）、弗蘭茨·雅科勃（Franz Jakob，1891—1944）一起，在聯合了柏林地區30個大工廠中的抵抗小組的基礎上，組建了該抵抗組織。以後，該組織在柏林大工廠建立基層小組，又同馬格德堡、哈勒、萊比錫、德勒斯登、漢堡、漢諾瓦、杜塞道夫等地的抵抗小組建立聯繫。該組織的目標是建立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統一戰線，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包括所有反對希特勒和戰爭的人士在內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推翻法西斯政權，成立民主的人民政府。成員們除了在工人中從事宣傳和聯絡活動，還把聯繫網絡伸向其他各個領域，在空軍後勤部、軍事工業部門、陸軍總司令部、監獄、集中營，以及戰俘和外籍勞工中從事活動，通過從前線回家休假者同部隊建立聯繫，鼓動軍隊集體向蘇聯方面投誠，幫助外籍戰俘和勞工用自己的語言出版資料。該抵抗組織還通過社會民主黨人同從事「七二〇事件」的人士建立了聯繫，並在事件發生後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三位領導人都在1944年9月18日遭到納粹政權殺害，並有100多名成員先後遇害。遭到這次打擊後，該組織的活動能力銳減。

  「紅色樂隊」（Rote Kapelle）是共產黨影響下又一個較為重要的抵抗組織。該組織又名「舒爾策-博伊森-哈爾納克抵抗組織」（Schulze Boysen/Harnack Kreis），歐戰初期在蘇聯情報人員萊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協助下建立，由德國航空部中尉哈惹·舒爾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 Boysen，1909—1942）和德國經濟部高等參事、經濟學家阿爾菲德·馮·哈爾納克（Arvid von Harnack，1901—1942）領導，主要成員有藝術家、作家、軍人、記者、大學生和工人，其中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員占多數。該組織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分別開設公司作為自己的工作據點，還聯絡了德國通用電氣公司、西門子公司等重要軍工企業和德軍指揮機構中的反納粹分子，並與埃森、萊比錫、漢諾瓦、慕尼黑、漢堡等地的反法西斯小組頻繁接觸。該組織的成員廣泛搜集各種情報，通過設在德國本土和西歐各占領區的100多座秘密電台傳遞給蘇方。從1940年起，該組織共發出約1500份重要情報。它還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名為《內部戰線》的刊物，致力於爭取成百萬外籍強制勞工參加反對納粹政權的共同鬥爭。該組織的活動引起了納粹當局的重視，德軍最高統帥部偵察和反偵察局「阿勃韋爾」（Abwehr）和蓋世太保聯手，成立「紅色樂隊別動隊」加緊搜尋。1942年8月，該組織的100多名成員被逮捕。敵人在審訊中的殘忍暴虐令人難以想像，一名被捕者試圖從德國中央保安局大樓的四層樓上跳下去，並想把一名監守他的蓋世太保官員帶下去，只是在最後一刻，遭到了一名急促趕來的黨衛隊員的阻攔。特別法庭對被捕者作了判決，考慮到種種因素，兩名原籍美國的女性被判六年和十年徒刑，但希特勒對此作了修改，將這兩人與其他人一樣，處以絞刑。「紅色樂隊」經過這次打擊，活動能力急劇遭到削弱。

  德國共產黨還有不少秘密小組在監獄和集中營里展開活動，最大限度地破壞戰時生產，幫助生病和體弱的戰俘。在他們的努力工作下，強制勞動者儘管遭到最殘酷的白色恐怖，常常因最微小的過錯而被絞死，但他們仍然堅持消極怠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遠遠低於社會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