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宗教政策

  20世紀30年代初，德國基督教會擁有大約4000萬新教徒和2000萬天主教徒，占當時人口比例94%。[91] 宗教和教會問題是希特勒政府無法迴避的難題。納粹黨早在《二十五點綱領》中就針對宗教問題提出：「我們要求國內實行一切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不得危害國家存在或違反德意志種族的風俗道德。本黨持積極的基督教立場（Positives Christentum），但並不公開聲明自己受某種宗教信仰的束縛。」[92]在納粹分子眼中，所謂「積極的基督教」是將耶穌看成是敵我分明的戰士，而不是自我犧牲等待救贖的受害者；是從《聖經》文本出發解釋教義，將猶太因素從基督教中排除出去；是以雅利安屬性為標杆，號召人們同「毒害世界」的猶太人積極戰鬥。[93]換句話說，積極的基督教意味著基督教可以同反猶主義相互融合，可以繞開教會，對《聖經》作出自己的解釋，也毋需接受教會教義的束縛。恰如維也納基督教協會的領袖裡夏德·施米茨（Richard Schmitz，1885—1954）對納粹主義的描述：「這一運動似乎是以十字為標誌，但它不是天主教的十字，它的十字是有拐角的十字，它的十字表明，當人們需要它時，基督教的原理也可以拐彎。」[94]

  納粹黨的這一宗教政策綱領很快招致天主教會的反對。1923年，慕尼黑方濟各會（Franziskaner）神學院講師埃哈特·施倫德（Erhard Schlund，1888—1953）出版了《當今德國的新日耳曼異教》一書，指出納粹主義不僅想成為一個政黨，而且首先想成為一種奇特的世界觀，它由此將走向基督教的對立面；批評納粹黨綱領中極端的反猶主義就是「反基督的」。來自希特勒家鄉林茨的主教約翰內斯·格夫勒內爾（Johannes Gf?llner，1867—1941）也在1929年夏天發出了對納粹主義的警報。隨著1930年9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天主教會感到不能再等閒視之，必須對納粹黨的世界觀作出正面回應。1930年9月，黑森州天主教神職人員在訓諭時規定，禁止天主教徒加入納粹黨，已經入黨者將被禁止參加聖禮，而納粹黨組織也不准染指教會的集會。黑森州的納粹黨大區領袖就此事向美因茨主教核實，得到了明確肯定的答覆。隨後數月，巴伐利亞、科隆等地的主教也表達了類似的態度。最終，1931年8月17日，富爾達（Fulda）主教會議發表聲明：「全體主教宣布，禁止天主教徒加入納粹黨。因為該黨正式宣布的一部分計劃中，無論含義是否清晰，都包含著錯誤的信條。」[95]

  相比之下，暗含擺脫羅馬教會束縛、「復興德意志民族」的納粹黨宗教政策綱領對於福音教會更具有吸引力。長期以來，德國的新教形成了以反羅馬教廷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精神和青睞1871年第二帝國的國家思想。它對猶太人——這一「謀殺上帝的民族」也頗為反感。新教牧師中有80%曾經加入過「祖國黨」，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締結的《凡爾賽條約》和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自然不會輕易認同。許多神學院學生和年輕牧師紛紛加入納粹黨，一些地區興起了傾向於納粹主義的教會運動，如1927年圖林根州的德意志基督教教會運動（Kirchenbewegung Deutsche Christen）和1932年普魯士的德意志基督教信仰運動（Glaubenbewegung Deutsche Christen）。它們認同納粹主義的「民族任務」和領袖原則，要求用英雄主義精神重塑基督教。德意志基督教信仰運動的發起者約阿希姆·霍森費爾德（Joachim Hossenfelder，1899—1976），甚至自稱該運動的成員為「耶穌的衝鋒隊」（SA Jesu Christi）。[96]據估計，納粹黨在新教地區所獲得的選票是天主教地區的兩倍。[97]當然，仍然有相當一部分新教徒持觀望態度。1931年3月4日，在福音教會高層人士與納粹黨舉行正式會談之後，教會代表表示：「就納粹黨目前的情況及其運動的多義模糊性而言，該黨在全國或個別地區的措施是否符合我們最低的原則，有待進一步思考。」[98]

  為了減少與教會的磨擦，儘可能多地爭取選票，納粹黨從1931年起，對其宗教政策作出一些調整。一方面，希特勒同黨內持反宗教信仰的激進派別拉開距離，甚至放棄了「鬥爭時期」信仰上的中立態度，公開宣稱自己是教會的保護人；另一方面，納粹黨的宣傳機構有針對性地渲染「元首」對宗教的虔誠，突出希特勒頻繁的祈禱活動，以此來贏得宗教團體的好感。不過，這些努力並未取得太大的成效。儘管1932年11月納粹黨所支持的宗教團體「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s Christentum）組織在普魯士州教會選舉中贏得了1/3的席位，[99]但是直到1933年春，該黨同其他州教會的關係並未完全好轉，它在天主教區獲得的支持率仍然不高。在1932年7月的國會大選中，天主教徒比例超過60%的地區，包括納粹運動的總部所在地慕尼黑，納粹黨所獲得的支持率仍低於30%。[100] 儘管如此，納粹黨對教會態度的調整為納粹黨上台後宗教政策的轉化打下了基礎。

  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其中表示：「民族團結政府在兩大教派中看到了維持我們社會最重要的因素。它們和政府之間達成的協議將得到尊重。它們的權利不可侵犯。……民族團結政府將允許和保證基督教會享有對於學校和教育的影響力。」[101]雖然希特勒的這次演說具有非常明確的指向性，即吸引教會人士和中央黨在國會中對「授權法」投贊成票，但教會人士卻從中看到了希特勒政府的善意，因為從1918年以來，德國沒有一位總理像希特勒這樣頻繁地談論上帝、祈福和基督教，並以政府的立場給予教會正面的支持。而在世界範圍內，基督教正遭遇著世俗化的衝擊，希特勒對基督教的肯定也使教會產生好感。

  天主教會立即表示支持這一表態。中央黨曾經一再遭到納粹黨宣傳機構的攻擊，被污衊為立場不明，「在德意志基督教文化被猶太瘟疫毒害時」，它卻「同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共事了13年」。[102] 然而，當納粹黨向中央黨伸出橄欖枝時，該黨大部分國會議員還是主張贊成《授權法》。同年3月28日，富爾達主教會議甚至發表了引起轟動的《富爾達主教會議關於教會和民族社會主義的公告》，其中表示：「主教團認為，在沒有取消我們從前的措施中所包含的對某些宗教和道德錯誤的譴責的情況下，可以相信上述一般性禁令和警告不再是必要的。」聲明要求信徒「在原則上拒絕一切違法或顛覆性行動的情況下，忠於合法的當局並認真履行公民義務」[103]。這一聲明不僅正式取消了對於右翼極權主義的禁令和警告，而且明確站到了忠於政府的立場上，從而以神學權威的身份承認了希特勒政府。1933年6月3日，在德國主教們的一份通告中，這一思想得到更為明確的表達。通告為「民族的覺醒」而歡呼，指出「教會對國家持觀望態度的邊緣化或者完全的敵對化，對於教會和國家來說都是有害的」。[104]

  不過，納粹黨並不僅僅滿足於教會對其政權的認同，它還希望天主教會能夠放棄在政治領域的活動，專注於宗教事務。而天主教會長期以來也一直尋求與政府合作，較低的追求是劃出教會事務與政府之間的分界線，謀求國家對於宗教團體的保護，在此基礎上，較高的追求是以神聖羅馬帝國為榜樣，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建設第三帝國」（巴本語）。在巴本的穿針引線下，希特勒政府和羅馬教廷很快達成妥協。1933年7月20日，巴本代表德國政府，同梵蒂岡的巴西利主教（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i，1876—1958）正式 簽訂 了《國家 宗教 協 定》（Reichskonkorat）。協定規定，德國政府保障宗教信仰和天主教公共活動的自由；保證教會有權在其管轄範圍內頒布訓令、印發教會報刊通函；承認羅馬教廷任命主教和設立教會機構的權力，但主教赴任時必須宣誓效忠德國政府；承認天主教宗教課程為各類學校的正規課程，但必須強調祖國、公民和社會的責任感；從事單純的宗教、文化和慈善活動的教會組織及協會將受到保護，只要它們保證不從事政黨活動。[105]從表面上看，教會是這一協議的贏家。由於1933年7月14日德國政府頒布了《禁止組織新政黨法》，代表天主教會利益的中央黨和巴伐利亞人民黨事實上已經被解散，對於羅馬教廷來說，禁止教會從事政黨活動不會再有損失。而根據協議，德國政府為教會提供的便利則是魏瑪時期所沒有達到的。但事實上，這一協議使教會失去了施加政治影響的「合法性基礎」，此外，還使希特勒獲得了進入天主教社會的通行證，「向全世界證明，將納粹主義視為教會敵人的論斷，是政治上挑撥離間的謊言」。[106]

  福音教會也迅速對希特勒的講話作出積極反應，它們將此視為政府甚至民族對教會的召喚，「由此，為我們教會打開了新的大門，賦予了新的任務」。它們呼籲各教區的代表，為了「靈魂的重生而共同合作，同抗拒德意志成長、拒絕教會服務的人作戰」[107]。與天主教會相比，福音教會在組織上較為分散，「德意志福音教會聯合會」（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bundes，縮寫DEK）下轄的28個州教會各自為政。各福音教會當時也有在民族團結的口號下形成全國性統一力量的願望。1933年初，福音教會聯合會主席赫爾曼·卡普勒（Hermann Kapler，1867—1941）在洛卡姆（Loccum）組建一個委員會，準備著手制定章程，為實現全國福音教會的統一而努力。希特勒也希望通過統一福音教會為納粹事業催生出一個「新的民族教會」。1933年4月底，他任命柯尼斯堡（K?nigsberg）的牧師路德維希·米勒（Ludwig Müller，1883—1945）作為福音教會問題特派員，促進德國福音教會「一體化」的工作。然而同年5月26日，在提前進行的全國教會領導人選舉中，忠於教會事業的弗里德里希·馮·博德爾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1877—1946）以24∶3的票數戰勝米勒，當選全國主教。這一意外結果令納粹當局大為惱火。希特勒拒絕按照既定程序接見卡普勒，「德意志基督徒」組織也利用官方的宣傳機構對這一選舉結果展開猛烈攻擊。卡普勒和博德爾施文格在一個月內相繼辭職。而米勒則在衝鋒隊的協助下，利用緊急狀態法，占領了福音教會聯盟總部，接管了福音教會的領導權，成為全國主教。

  隨後，在米勒的領導下，1933年7月10日相關委員會迅速制訂新的章程，並於7月14日以國家法律公告的形式發布。同年7月23日，舉行新的教會選舉，「德意志基督徒」組織獲得納粹黨的全力支持，不僅政府宣傳部建議所有媒體為該組織搖旗吶喊，而且在選舉前夜，希特勒親自發表廣播演說給予支持。最後「德意志基督徒」組織毫無懸念地獲得了德國大部分地區的選舉勝利。同年9月27日，在「路德之城」維滕貝格（Wittenberg）舉行的全國首屆宗教代表大會上，米勒順利當選為「全國主教」（Reichsbischof），組成了幾乎清一色納粹黨員的顧問領導班子。[108]全國福音教會同納粹黨的合作達到了頂峰。

  然而，納粹黨與教會之間的爭議並未停止，反而日益激化。所謂的「教會鬥爭」（Kirchenkampf）[109]，在天主教方面，表現為納粹政府反對天主教會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動，對天主教會的體制和精神文化工作進行壓制和破壞，近似於俾斯麥時期的「文化鬥爭」；在新教方面，則是明認信仰教派（Bekennenden Kirche）與「德意志基督徒」組織之間的鬥爭。

  

  納粹黨本來就不打算認真履行同羅馬教廷簽訂的《國家宗教協定》，1933年夏，政府開始侵占天主教會下屬世俗組織的財產，強制解散其組織。9月19日，希姆萊領導的巴伐利亞警察部門甚至宣布，除了青少年、合唱班以及慈善組織的活動可以考慮批准，禁止所有天主教組織的活動。天主教會對此一再隱忍，因為來自教會的每一次抱怨，都被安上「反宗教協定」的罪名。甚至在1934年「長刀之夜」這一納粹黨內部的權力鬥爭中，許多天主教活躍分子被「不經意地」槍殺之後，[110]天主教會也只能接受所謂這些人自殺或企圖逃跑等解釋，並投入到歡慶消滅納粹激進派的洪流中。

  1934年1月12日，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被任命為「監督黨和統一協會的總體精神和世界觀教育」的領袖特派員。此人是納粹黨內主張消滅教會的激進派，早在《20世紀的神話》一書中就將天主教等同於猶太主義神學，公開拒絕基督教的信條。這一任命被視為對教會的挑釁。在羅森貝格得到任命之前，1933年12月5日，普魯士州文教部還建議州內的教師和學生圖書館添置《20世紀的神話》一書。羅馬教廷立即就此作出反應，1934年2月9日將此書列為禁書。富爾達主教會議也發表了警告性的主教書。教會方面還出版了一本著作，揭露此書的欺騙性。雙方的衝突很快升級。1934—1935年，科隆大主教區針對羅森貝格的著作發表戰鬥檄文，反對這位納粹理論家。1935年3月19日，明斯特（Münster）主教克萊門斯·馮·加倫（Clemens von Galen，1878—1946）發起對羅森貝格著作的猛烈批判，稱其思想為「新的異教」，認為所謂「永恆的種族靈魂，在現實中其實並不存在」。[111]

  這類批判觸動了納粹分子敏感的神經，引發了政府對天主教會新一輪的攻擊。首先，政府圍繞教會和神職人員的經濟與風化問題大做文章。由於德國天主教會與國外有著諸多經濟聯繫和外匯往來，很容易讓納粹黨抓住把柄，冠之以「私藏外匯」的罪名。1935年11月23日，邁森（Meissen）教區主教佩特烏斯·萊格（Petrus Legge，1882—1951）就因為「漫不經心的外匯倒賣」而被處以10萬馬克的罰款，這使得該主教區幾乎破產。最早關於風化罪的調查工作開始於1935年4月，首先針對方濟各會的宗教團體，15名僧侶在11月份被公開審判，罪名是同性戀。在1935—1937年，大約有250起針對天主教修會會員和牧師的道德風化訴訟。[112] 儘管有些事情是客觀存在的，但納粹宣傳部門對此大肆渲染，其目的就像羅森貝格所說的，阻止主教們的講演「在政治上是不合適的」，但「必須創造出更多的輿論氛圍，使民眾遇到他們時，繞道而行」。[113]其次，當局在文化教育事業上與天主教會展開激烈的爭奪，打壓後者的力量。希特勒青年團大肆擴張，挖天主教青年團體的牆角，雙方經常在街頭爆發衝突。1936年，奧登堡（Oldenburg）地區的納粹黨組織試圖從學校移除天主教會的十字架及聖像，引發了嚴重的抗議和示威。儘管最終大區領袖不得不收回成命，但納粹黨的野心昭然若揭。1935年，全國戲劇協會開始禁止由教會贊助的音樂會和戲劇演出，因為在當局看來，這些演出同納粹黨支持的音樂會和戲劇形成了經濟與意識形態上的競爭關係。再次，納粹當局直接干擾地區主教的任命工作。《國家宗教協定》的附加條款規定，地方政府有權反對教皇的任命，前提是充分說明理由，獲得教會的理解。1936年納粹政府反對富爾達地區主教的任命，1937年反對亞琛主教的任命，兩者都沒有給出相關理由，但羅馬教廷作了妥協，以任命所謂的「使徒管理人」（Apostolischen Administrator）代替。[114]

  納粹政府的一系列行為引起羅馬教廷的深深憂慮。從1933年到1939年，教廷國務秘書巴西利至少向柏林提交了55項此類抗議照會。但德國外交部對這些照會僅僅只是拖延開脫，或者以含糊其辭的答覆敷衍。1937年1月，德國一些地位顯赫的主教前往羅馬，向教皇庇護十一世和巴西利緊急匯報德國教會的狀況。庇護十一世委託米希爾·馮·福爾哈貝爾（Michael von Faulhaber，1869—1952）起草一份教皇通諭（Enzyklikard）。[115]這是教會歷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份以德語寫成的通諭。這份名為《痛心已極》（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諭於1937年3月14日發出，3月21日在德國各地公布，印發數量超過30萬冊，大約在11500個布道壇上得以宣講。通諭以明確的語言指出雙方在解釋世界和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基本矛盾，由這些矛盾產生了世界觀與信仰、國家與教會之間的嚴重爭論。它認為納粹主義搬用基督教的概念，造成了意義方面的混亂，如將「啟示」轉意為「血統和種族的提示」，將「信仰」轉意為對歷史未來的信任，將「不朽」轉意為人民的生命。為此，納粹主義被明確指控犯了以假亂真的罪行。[116]通諭還指責納粹政府破壞宗教協定，播種「懷疑、不睦、仇恨、中傷……敵視基督教和教會的莠草」，表示「德國的天際已經出現了宗教摧殘性戰爭的險惡烏雲」。[117]納粹黨總部機關被羅馬教廷3月19日發出的另一份反共產主義通諭麻痹，保安機關直到20日晚上才得到了一份《痛心已極》通諭的樣本。蓋世太保趕緊行動，但為時已晚，只查收到數千冊未分發的通諭，無法阻止其餘副本的傳播和宣讀。納粹當局惱羞成怒，關停了13家印製通諭的印刷廠，並沒收了其中12家的財產。[118]據戈培爾回憶說，希特勒甚至打算於同年的春夏之交就解散修士會，禁止宗教的獨身主義，並沒收教會的建築和地產。[119]天主教會與納粹政府的矛盾就此公開化，其合作關係也就此結束。

  德國新教在教會體制方面的多元傳統，既使其比較容易吸收包括納粹主義在內的其他理論，但同時也較易產生反對派。1933年5月4日，狂熱支持納粹主義的「德意志基督徒」組織就全國福音教會選舉和章程問題提出「十點綱領」，要求實施全體信徒的直接選舉和制定排除猶太人的「雅利安」條款。針對這一過激行為，許多持不同意見的牧師組成「青年改革運動」（Jungreformatorische Bewegung），反對「德意志基督徒」組織的方案，並呼籲選舉博德爾施文格為全國主教。以「青年改革運動」部分成員為基礎，同年9月，馬丁·尼默勒（Martin Niem?ller，1892—1984）主持成立了「牧師非常聯盟」（Pffarennotbund）。[120]聯盟的宗旨是幫助受納粹政府迫害的牧師，並抗議新教章程中的「雅利安」條款。它成立之初就獲得2300名牧師的簽名支持，1933年底成員數已超過6000，約占當時全國新教牧師總數的1/3。[121]

  1933年11月13日，「德意志基督徒」組織在柏林體育宮舉行慶祝選舉勝利的集會，得意忘形地要求廢除《舊約全書》，取消猶太神學，並確認耶穌是雅利安的英雄人物。這些滿口胡言儘管沒有引起現場的譴責，但事後遭到「牧師非常聯盟」的猛烈抨擊。後者認為這是「異教入侵了我們的空間」，並要求其領袖霍森費爾德和出席體育宮慶典的新教領導人立即停職。[122] 1933年底，全國福音教會主教米勒秉承希特勒關於實現國家「一體化」的精神，同意福音教會的青年組織併入希特勒青年團。次年，他還頒布《整頓令》（Muzzle Law），禁止新教成員從事政治活動，並再次強調對牧師實施「雅利安」條款。這些行動進一步激起「牧師非常聯盟」的不滿。希特勒不得不親自出面調停。「牧師非常聯盟」的主要成員希望通過調停會促成米勒解職，並為此在電話中溝通彼此的看法。然而這些電話被戈林竊聽，並上報希特勒。希特勒大為惱火，在調停會上當面指責尼默勒和聯盟的背叛行為，並強調了對米勒的支持。而尼默勒則當面頂撞希特勒，稱「上帝賦予了我們照顧德國人民的責任，不是你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人能夠將它拿走的」。調停會不歡而散。隨後，尼默勒遭到停職、抄家、拘留甚至炸彈攻擊，「牧師非常聯盟」的許多成員也受到監視和騷擾。

  此後，德國福音教會在國家特派員奧古斯特·耶格爾（August J?ger，1887—1949）[123]的策劃下，由米勒主持，根據領袖原則，加緊兼併全國各州的教會，到1934年5月，全國福音教會3/4的機構都被兼併。此舉激起更多新教牧師的反對，他們公開組織「自由教義大會」（Free Synod），以研討教義為名譴責米勒的做法。他們要求恪守《新約全書》和《舊約全書》，嚴格遵照《聖經》文本來解釋教義。1934年初，「自由教義大會」逐漸演變成了「明認信仰運動」（Bekennentnisbewegung）。[124]同年3月，各地的「明認信仰運動」組織和「牧師非常聯盟」，與「完好教會」（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地區的新教教會）一起，共同組成「德國福音教會明認信仰兄弟會」。1934年5月29—31日，該組織在巴門（Barmen）舉行首屆全國教義大會，共有139名教會代表參加。卡爾·巴爾特（Karl Barth，1886—1968）、漢斯·阿斯穆森（Hans Asmussen，1898—1968）和托馬斯·布萊特（Thomas Breit，1880—1966）為大會起草了《對當前狀況的神學理論聲明》（Theologischen Erkl?rung zur gegenw?rtigen Lage）。儘管該聲明沒有直接反對納粹主義，但明確拒絕了各種意識形態異端，表示「我們拒絕這種錯誤的學說，即國家似乎應該並能夠超越其特殊使命，成為人類生活唯一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夠完成教會的天職」。該聲明是正在形成的明認信仰教派的「奠基性文件」。[125]明認信仰教派隨後還成立了自己的全國性領導機關，擁有獨立的財權和教育監管體系，儼然形成了與「德意志基督徒」組織分庭抗禮的趨勢。針對「德意志基督徒」的戰鬥口號——「基督與德國」，它提出「先基督，後德國」的口號。它還針對「德意志基督徒」組織去女性化的努力，吸收了大量的女性成員，甚至最先授予她們「女神學家」的稱號。「德意志基督徒」組織的主要根據地在東部和中部地區，而明認信仰教會則獲得了西南部各州教會以及少數東部大城市的支持。然而，明認信仰教會並沒有放棄反猶立場，只是強調要注意方法，正像尼默勒所說：「如果上帝已經對他們做出了宣判，那麼人們為何還要用自己的仇恨去干預它？」[126]

  明認信仰教派與「德意志基督徒」組織的爭論愈演愈烈，全國福音教會主教米勒逐漸失去對新教徒的控制力。希特勒因勢利導，於1935年7月16日任命漢斯·克爾（Hanns Kerrl，1887—1941）擔任新成立的宗教事務部部長，其主要任務就是解決福音教會的爭論，消弭內部爭端帶來的不利影響，並試圖將教權收歸國有。克爾從合作主義的理念出發，著手組建國家和地方的教會委員會（Kirchenausschu?），由明認信仰教派、「德意志基督徒」組織和其他新教團體的代表組成，作為政府溝通教會的橋樑。這一方案遭到新教各派的明確拒絕，很快夭折。[127] 它甚至導致衍生出反政府的「路德委員會」（Luther Rat），從而形成新教教派中德意志福音教會聯合會、福音教會全國主教、全國教會委員會和路德委員會四方共治的尷尬局面。

  1936年5月，明認信仰教會的臨時領導機構直接向希特勒呈遞一份備忘錄，該文件標誌著新教人士反對納粹主義的新高峰。備忘錄直言不諱地指出德國民眾面臨著非基督教化的危險，批判所謂「積極基督教」概念，並要國家對破壞教會制度承擔責任。它還指責仇猶宣傳、濫用宣誓以及最後一次國會選舉中對選舉自由的侵犯。文件猛烈地抨擊「在標榜為法治國的德國還一直存在著集中營，國家秘密警察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審查」，最後對「經常以唯有向上帝表示尊敬的形式向元首和總理表示崇敬」深表憂慮。[128]在普魯士，更是有3 /4的明認信仰教派牧師在布道台上公開批評第三帝國。[129]納粹政府隨即取消福音教會原定於1937年11月舉行的選舉。1937年1月，馬丁·尼默勒遭到逮捕，釋放後又被作為「元首的犯人」監禁至第三帝國滅亡。在德奧合併完成之後，所有牧師被要求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捷克危機期間，明認信仰教會為其舉行和平禱告，此舉被當局定性為舉行政治集會，活動的領導人馬拉倫斯（Marahrens，1875—1950）大主教和邁澤爾（Meiser，1881—1956）大主教遭到公開審判。[130]至此，納粹政府徹底放棄了教會內部「一體化」的努力，將明認信仰教派送上了審判台。此後，納粹政權反對基督教會的行動越來越露骨。教會在教堂之外的一切活動都遭到禁止。學校教室里撤除了有關耶穌受難的標飾，教會學校受到排擠，其數量逐漸減少。許多新教牧師受到法庭審判或被關進集中營。由於納粹分子對信徒施加壓力，退出教會的人數日益增多。

  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後，希特勒為了鞏固後方，下令對教會實行和平政策，避免與它們發生公開衝突。然而，在納粹極權統治下，基督教會總體上已經失去了獨立發展的空間。1938年3月，戈培爾曾對奧地利的藝術家們說：「認為納粹主義只是政治導師，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納粹主義是關於人類生活的一種全新的觀點，因而，它包括了人類思想、感情和由此而實踐的行為的所有領域。」[131]這同樣適用於納粹主義與宗教的關係。雖然希特勒堅決反對將納粹主義轉化為一種神秘主義的政治宗教，他認為人類是上帝用來統治世界的創造物，納粹主義通過謀求人類的利益而服務於上帝，因此納粹主義「不是異端邪教的走廊，而是人民大眾的廳堂」[132]。但這也意味著納粹黨對於人民的控制不需要教會來代理。為此，納粹政府專門設計了一種宗教身份登記類別——信仰上帝者（Gottgl?ubig），即既非教會人士也非無神論者，只是信仰上帝的人。[133] 1941年6月，馬丁·博爾曼在一封給大區領袖的通函中表達得更為明確，他宣稱基督教和納粹主義是不相容的，只有當教會的影響被完全清除，納粹主義的領袖們才能夠控制全體民眾，「民族和國家才有未來的保證」[134]。然而，宗教人士還是繼續反抗。1941年4月23日，巴伐利亞州發布命令，規定學校在裝修時必須移去宗教畫像和聖像。該州紅衣主教立刻發表一封抗議信，信中寫道：「當士兵們在戰場上同布爾什維克主義作鬥爭的時候，十字架是他們的守護神，因此，上學的人們應該認識到它不是猶太人或者教會學校的象徵，而是一個維護基督教精神的民族國家學校的象徵。」[135]由於持這種觀點的德國人並不在少數，該州只得收回成命。

  【注釋】

  [1] Adolf Hitler,Rede im Münchner Bürgerbr?ukeller vom9.11.1927.In:BAK,NS 26/ 54,B 1.203 f.轉 引 自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Pfaffenweiler,1995,S.155.

  [2] Kampfblat der national sozialistischen Bewegung.In:V?lkischer Beobachter,43.Jg.,Nr.100,29.April,1930.

  [3]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65頁。

  [4] BA,NS/22/10,BA,NS/22/11.轉引自Avraham Barkai,Die Wirtschaftsauffassung der NSDAP.Frankfurt.a.M.,1998,S.10.

  [5] 轉引自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Deutsche Arbeitsfront,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industrie.Paderborn,1991,S.20.

  [6] Arbeitertum vom 15.7.1931,S.9.轉引自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Pfaffenweiler,1995,S.73.

  [7] Berlin Document Center,0.212,S.175-83.轉引自Avraham Barkai,Sozialdarwinismus und Antiliberalismus in Hitlers Wirtschaftskonzept.Zu Henry A.Turner Jr.「Hiters Einstellung zu Wirtschaft und Geselschaft vor 1933」.In:Geschichte und Geselschaft 1977.S.412.

  [8] 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30.

  [9] Adolf Hiter,Mein Kampf,München,1940,S.48-50.

  [10] Adolf Hiter,Mein Kampf,München,1940,S.672-683.

  [11] Jeremy Noakes,Nazism,1919-1945.Volume4.p.305.

  [12] Jill Stephenson,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London:Croom HelmBarnes & Noble,1981,p.153.

  [13]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273、411.

  [14]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410、524.

  [15] 指1925年2月24日，納粹黨內慕尼黑派（右派）通過班貝格會議戰勝北方派，否定了施特拉瑟兄弟提出的《革新綱領》。

  [16] 魏瑪共和國時期，社會民主黨建議確定這一天為帶薪假日，但沒有成功。

  [1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11.

  [18] Reichsgesetzblatt.I 1933.S.191.

  [19] Joseph Goebbels,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ttern.6.Auflage.München1934.S.299.

  [20] 改良主義工會，指導思想來自希爾施和敦克爾施兩人。

  [21] 這份倡議書的全文收錄在Tilla Siegel論文的附錄中，見Tilla Siegel,Rationalisierung statt Klassenkampf,zur Role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in der nation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In:Mommsen,Hans(Hrsg) :Herrschaftsaltag im Dritten Reich.Düsseldorf,1988.S.157-158。

  [22] 該組織經常被誤譯成「德國勞工陣線」。

  [23]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ier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Berlin,1987,S.130.Anm.11.

  [24] 萊伊認為農民和公務員是兩個特殊的群體，農民由於在土地上勞作，與民族共同體有著天然的 緊密聯繫，公務員的職業也使得他們必然具有這樣的認識。

  [25] V?lkischer Beobachter.10.Mai,1933.S.1.

  [26] Konrad Repgen/Hans Bomms(Hg),Akten der Reichskanzlei:Regierung Hitler 1933—1939.Boppard,1983,Bd.2,Dok.Nr.213.S.789-790.

  [27] Robert Ley,Wir sind ale Soldaten der Arbeit.In:Arbeitertum3,1.11.1933.S.4 -5.

  [28] Tilla Siegel,Rationalisierung stat Klassenkampf,zur Role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in der nation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In:Mommsen,Hans(Hrsg) :Herrschaftsaltag im Dritten Reich.Düsseldorf,1988.S.160-161; Timothy Mason,Sozialpolitik im Driten Reich.2.Auflage,Opladen,1978,S.115-116.

  [29] Zitiert nach Willy Müller,Das soziale Leben.S.78.

  [30] Wily Müler,Das soziale Leben im neuen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Berlin,1938,S.91-92.

  [31] Arbeitertum.3.Jg,Nr.7,1.Juni 1933.S.3.

  [32] Volker Kratzenberg,Arbeiter auf dem Weg zu Hitl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en Organisation 1927-1934.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87,S.133.

  [33] Arbeitertum,3.Jg,.Nr.23,1.Feb.1934.S.6.

  [34] Arbeitertum,2.Jg.Nr.16,15.Okt.1933.S.1.

  [35] Manfred Funke /Hans Adolf Jacobsen/Hans Helmuth Knütter /Hans Peter Schwarz (Hrsg.),Demokratie und Diktatur,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S.204-208.

  [36] Reinhard Giersch,Die DAF.Bd.I..S.114.

  [37] Aufruf Dr.Ley zur Neuordnung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in:V?lkischer Beobachter,5.Oct.1934.

  [38] Abgedrucht in:Hans Gerd Schu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Frankfurt am Main,1958,S.173-175.

  [39] Wolfgang Spohn,Betriebsg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ier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Berlin,1987,S.161 und Anm.81,82.

  [40]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ier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S.165-167.

  [41]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69—271頁。

  [42]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 1933.Pfaffenweiler,1995,S.339.

  [43]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1933.S.220.

  [44] Michael Schneider,Unter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bewegung1933 bis 1939.Bonn:Droste Verlag GmbH.,1999,S.547.

  [45]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129.

  [46]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New York:Andre Deutsch,1968,pp.158-159.

  [47]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359.

  [48] Florian Tennstedt,Der Ausbau der Sozial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1890 bis 1945.In:Hans Pohl(Hrsg.),Staatliche,st?dtische,betriebliche und kirchliche Sozialpolitik vom Mi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Stuttgart,1991,S.234.

  [49]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p.128.

  [50]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p.127.

  [51]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71頁。

  [52]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Bloomington:Sage Publications,1964,p.301.

  [53]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223頁。

  [5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58.

  [55]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56]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302.

  [57]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302.

  [58]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59]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60] Robert A.Brady,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New York:Viking Press,1969,pp.270-272.

  [61]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00.

  [62]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91.

  [63]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73.

  [64]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90.

  [65] Robert A.Brady,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p.273.

  [66]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07.

  [67]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218.

  [68]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218.

  [69]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70] Konrad Repgen/Hans Bomms(Hg),Akten der Reichskanzlei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9.Bd.1,Boppard 1983.Bd.2.Dok.Nr.213.S.789-790.

  [71]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72頁。

  [72]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51.

  [73]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 im 「Driten Reich」.Paderborn:Klartext Verl,1991,S.372.

  [7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48.

  [75]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 im 「Driten Reich」.S.382-384.

  [76] Michael Schneid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bis 1939.S.574.

  [77] Michael Schneid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1933bis 1939.S.553.

  [78] Michael Schneid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S.347.

  [79] Bruno Fromman,Reisen im Dienste politischer Zielsetzungen Arbeiterreisen und 「 Kraft durch Freude」- Fahrten.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 Anstalt,1992,S.171.

  [80] Peter Reichel,Der sch?ne Schein des Driten Reiche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des Faschismus.München:Verlag C.H.Beok,1991,S.245.

  [81] Bruno Frommann,Reisen im Dienste politischer Zielsetzungen Arbeiterreien und 「 Kraft durch Freude」- Fahrten.S.263,143.

  [82] Konrad Dussel /Matthias Frese,Freizeit in Weinheim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Freizeit 1919-1939.Weinheim:Frech Verlag,1989,S.141.

  [83] Hasso Spode,「Der deutsche Arbeiter reist」- Massentourismus im Dritten Reich.In:Gerhard Huck: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Untersuchungen zum Wandel der Alltagskultur in Deutschland.Wuppertal 1980.S.289.

  [84] Hasso Spode,Arbeiterurlaub im Dritten Reich.In:Carola Sachse /Tilla Siegel /Hasso Spode /Wolfgang Spode:Angst,Belohnung,Zucht und Ordnung Herrschaftsmechanism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Opladen,1982,S.306.

  [8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49.

  [86] Bruno Frommann,Reisen im Dienste:politischer Zielsetzungen Arbeiterreisen und「Kraft durch Freude」- Fahrten.S.266.

  [87] Klaus Wisotzky,Der Ruhrbergbau im Driten Reich.Studien zur Sozialpolitik im Ruhrbergbau und zum sozialen Verhalten der Bergleute in den Jahren 1933bis1939.Düsseldorf:Drost Verlag,1983.S.102.

  [88]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73頁。

  [89]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74頁。

  [90]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編：《第三帝國：新秩序》，第198頁。

  [91] L?nderrat des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gebiets(Hrsg.),Statistisches Handbuch von Deutschland 1928-1944,München 1948,S.28 f.

  [9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9.

  [93] 參見Richard Steigmann Gall,The Holy Reich: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1919-1945.p.37.

  [94]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Kevelaer:Drost Verlag,2007,S.18 f.

  [95]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206.

  [96] Hans Ulrich Thamer,Verfuhrung und Gewalt:Deutschland 1933-1945.Berlin:Dietz Verlag,1986,S.436.

  [97] Jürgen W.Falter,Hitlers W?hler.München:Verlag C.H.Beck,1991,S.177.

  [98]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205.

  [99]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23.

  [100]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21.

  [101] Max Domarus,Hitler.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Vol.1,1932 -1945,London:Greenwood Press,1990,p.279.

  [102] Thomas Childers,The Nazi Voter: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1919-1933.p.258.

  [103]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84頁。

  [104]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31.

  [105] Wolfgang Michalka(Hrsg.),Deutsche Geschichte 1933-1945,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enpolitik.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2002,S.82-84.

  [106] V?lkische Beobachter,20.7.1933.zirt.Nach:Wolfgang Michalka(Hrsg.),Deutsche Geschichte1933-1945,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enpolitik.S.84.

  [107] Nikolaus von Preradovich und Josef Stingl,「Gott Segne Den Fuhrer!」Die Kirchen im Dri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von Bekenntnissen und Selbstzeugnissen,Leoni am Starnberger See 1986.S.32 f.

  [108]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1914-1949.München 2003,Band 4,S.801 undS.803.

  [109] 教會鬥爭最早出現於1933年，是指新教內部的派別之爭。1945年以後所進行的納粹統治下的教會史研究，教會方面就一直以「教會鬥爭」為指稱。20世紀40年代時教會的認罪態度占據主流，50年代則出現了批判性的修正，湧現出大量所謂的「教會鬥爭的聖徒故事」(Kirchenkampflegenden),1955年福音教會成立了「納粹時期教會鬥爭史委員會」，編輯出版「教會鬥爭史叢書」,1962年天主教會則相應成立了「巴伐利亞天主教研究院當代史委員會」，但後者的研究對象並不局限於第三帝國時期，形成了一套「當代史委員會叢書」。

  [110] 其中包括天主教會的世俗協會「天主教行動」的秘書長埃里希·考森納（Erich Kausener）、全國天主教青年運動協會主席阿達爾貝特·普羅伯斯特（Adalbert Probst,1900—1934）、天主教周刊《通路》主編弗立茨·格立希（Fritz Gerlich,1883—1934）。

  [111]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35.

  [112]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46.

  [113] Hans Ulrich Thamer,Verfuhrung und Gewalt:Deutschland1933-1945.S.442.

  [114]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47.

  [115] 最初僅僅只是擬定針對天主教徒的主教發言（Hirtenwort）。

  [116]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89頁。

  [117]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78頁。

  [118]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51 f.

  [119]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211 f.

  [120] 該聯盟起先打算以博德爾施文格為領袖，但遭到政府婉拒。

  [121]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89頁。

  [122] Arthur A.Preisinger,The Church Struggle in Nazi Germany.Resistance,Opposition and Compromise.(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1991,p.171.

  [123] 1933年6月24日，此人被普魯士文教部長任命為普魯士福音教會國務專員，在米勒當選全國福音教會主教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4]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433 f.

  [125]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Band 4,S.804.

  [126]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28.

  [127]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2007,S.214.

  [128]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92頁。

  [129] Hans Ulrich Thamer,Verfuhrung und Gewalt:Deutschland1933-1945.S.443.

  [130]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Band 4,S.807.

  [131]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19 f.

  [132] Max Domarus,Hitler: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1932-1945.Vol.3.pp.145-147.

  [133] 「信仰上帝者」類別於1936年11月由內政部引入使用，但登記人數一直未超過總人口的5%。參見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541.

  [13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73.

  [135] Ernst Christian Helmreich,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Background,Struggle and Epilogu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