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其他社會集團的抵抗活動

  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希特勒上台執政前就擁有自己的政治活動空間，而希特勒實施的納粹「一體化」又需要一個過程，在「一體化」的起步階段，希特勒政府還不能無所顧忌地動用國家權力對政敵實施鎮壓，因此這兩個政黨尤其是德國共產黨，較早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相比之下，其他社會集團的抵抗運動興起較晚，不少骨幹成員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希特勒執政初期持擁護態度。等到他們逐漸看清納粹黨的真面目，想同希特勒分道揚鑣時，納粹政權已經得到鞏固，因而反抗活動的難度大為增加。因此，這些反抗集團的抵抗活動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慕尼黑的「白玫瑰」組織曾經通過傳單與標語呼喚民眾，其他集團主要是在納粹統治下形成一股暗流。他們採取較為保險的方式在集團內外構建聯絡網，在集團內部的小圈子內探討「後希特勒時代」的德國道路，抓住極少數的時機向西方國家表明「另一個德國」的存在並尋求支持，在1944年「七二〇事件」中參與謀刺希特勒。

  這類團體中產生較早、影響較大的是「格爾德勒集團」（Die Goerdeler Gruppe，又譯戈台勒集團、歌德勒團體）。其核心人物卡爾·格爾德勒的經歷在民族主義抵抗人士中頗具代表性。他於1884年出生在普魯士小鎮施奈德米爾（Schneidemühl）[24]，早年攻讀法學。政治上傾向保皇主義，主張恢復霍亨索倫王朝的君主政體。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復員後回到德國時，霍亨索倫王朝已經瓦解。他曾經猶豫是否應該投入公職生涯，服務於同自己的政治理念相去甚遠的魏瑪共和國。最後，他選擇了從政，1920年起擔任柯尼斯堡市副市長，政績斐然，1930年起任萊比錫市市長，逐漸成為地方行政長官中的佼佼者。由於他贊同以緊縮銀根的辦法來應對經濟危機，反對推行膨脹政策，1931年底被布呂寧總理任命為全國物價管制局局長（兼任）。[25]希特勒執政之初，格爾德勒雖然對納粹黨的一些主張持有看法，也拒絕加入該黨，但仍然認為納粹運動中有好的一面，特別希望在該黨領導下能夠克服德國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危機。因此，作為萊比錫市長的格爾德勒與納粹黨地區組織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希特勒也很欣賞這位幹練的地方行政首長，於1934年再度任命其兼任全國物價管制局局長，甚至將自己的座機供其使用，並邀請其參與一些城市行政法的修訂。格爾德勒則希冀在自己的參與下能推動德國向好的方向邁進，因此向希特勒提交過不少備忘錄，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然而，格爾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張，如建立法治國家、實施自由經濟和地方自治等，都無法為當局所採納。尤其在當局擺脫了經濟危機和群體失業後，開始邁上擴軍備戰的道路，在經濟政策上離格爾德勒節省開支、平衡預算的想法越來越遠。格爾德勒的建議經常被希特勒指責為「完全不適用」。而納粹政權加強經濟干預、擴大政府投資、走向自給自足的努力，越來越使格爾德勒感到難以接受。他逐漸成為政府的批評者。1936年初，納粹黨大區指導處要求拆除萊比錫某大廈音樂廳前孟德爾頌（猶太人）的紀念銅像，格爾德勒以市長身份表示拒絕。[26]然而，同年11月格爾德勒出訪北歐，納粹黨徒趁機把銅像拆除。格爾德勒回國後以強硬姿態要求復原銅像，遭到納粹黨大區指導處拒絕後，毅然辭去市長職務。此時，原先一直邀請格爾德勒加入董事會的克虜伯集團，在希特勒的壓力下放棄了承諾，而與當局保持一定距離的博世公司（Firma Bosch）卻趁機聘請其擔任顧問兼與官方交涉的代表。該職務不僅使格爾德勒得到經濟資助，而且能名正言順地到各地活動，甚至走出國門。1937年，格爾德勒先後前往比利時、英國、荷蘭、法國、加拿大和美國，翌年又先後到過法國、瑞士、義大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一方面了解國外的經濟狀況，開拓自己的視野，另一方面也努力讓外國政要了解納粹統治的真相，以及「另一個德國」的存在。他在一定的時候，就會寫出國外考察的詳細報告，分別寄給相關人員，其中包括戈林、沙赫特、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Ludwig Beck，1880—1944）、陸軍總司令弗立契、陸軍總參謀部軍需長弗蘭茨·哈爾德、克虜伯集團和博世公司的董事長。[27]格爾德勒在同外國政要接觸後，提出了對德國外交戰略的基本看法。他認為，英國政府已經越來越傾向於廢除《凡爾賽條約》以滿足德國的要求，如果德國願意保證歐洲和平，使英美兩國有能力在東亞地區展開爭奪，則它們會對德國有所補償。在此前提下，德國的殖民地問題、但澤走廊問題、合併奧地利和捷克蘇台德區問題，都可以通過協商獲得解決。德國走向世界市場和穩定馬克幣值等問題，也能在美國的幫助下得到解決。但是，如果德國的行動導致了戰爭爆發，美國雖然不至於派遣軍隊進入歐洲作戰，但是會給予英國以戰爭支持。因此，為了德國的利益，政府不應該與西方大國急劇對抗，甚至不惜一戰。而當時，希特勒的各種冒險舉動將會使德國陷入經濟、政治，尤其是道德上的災難。基於此，格爾德勒逐漸成為一名堅定的反納粹抵抗分子。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積極與各方勢力聯絡，組建起一個抵抗集團。範圍所及包括軍隊內中高級軍官、企業界領袖、退休的政府高層官員、外交部內的反抗小團體、教會人士、社會主義者和工會領袖等。

  除格爾德勒外，該抵抗集團內還有一些重要人物。時任駐義大利大使的烏爾里希·馮·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出身漢諾瓦貴族家庭，30年代初曾經對納粹黨抱有好感，希望它能領導德國走向強盛。然而經過近距離觀察後，納粹領袖們的粗俗表現令其失望，而希特勒的內政外交政策更使其為國擔憂。他身為駐意大使，卻反對德國與義大利結盟，認為這將給德國帶來災難。1938年初被希特勒解職後，他進入企業界，利用原先在國外的人脈關係，為抵抗集團展開對外聯絡工作，並利用自己的貴族出身，同軍方將領和克萊騷集團聯繫。[28]約翰內斯·波皮茨（Johannes Popitz，1884—1945）自1932年起即擔任普魯士州財政部長，但因嚮往帝國時代，一直對魏瑪政府持保留態度。1933年希特勒執政時，他認為那將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相信一個威權主義的政府將領導德國走向強盛。然而，納粹當局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大肆反猶的行為，使其逐漸遠離納粹黨。尤其是歐洲戰爭爆發後，他深信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不可能給德國帶來和平，因而積極主張用政變的方式來阻止德國對西方國家發動進攻。

  「周三社團」（Mittwoch Gesellschaft）是格爾德勒集團聯繫其他抵抗力量的重要環節。該社團是一個學術團體，參與者中不少是高級官員、軍官、工業界巨頭和學術界人士，每次聚會都安排人作專題演講，隨後其他成員圍繞該題目展開討論。1933年時，該社團的部分成員還是納粹主義的支持者，贊同「領袖國家」的原則。但是隨著當局毀約擴軍、對外擴張的步伐越來越快，越來越多的成員開始轉變態度。尤其是1938年蘇台德危機發生後，不少成員因反對戰爭而成為反納粹政權者，該學術社團也因此成了抵抗人士藉以掩護的聚會所。除了哈塞爾和波皮茨，成員貝克成為格爾德勒集團與軍內密謀集團之間的聯絡者，而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延斯·耶森（Jens Jessen，1895—1944）則成為同克萊騷集團的聯絡者。

  

  格爾德勒集團作為具有德國特點的抵抗團體，在從事反抗活動的同時，也在積極謀劃「後希特勒時代」德國的發展藍圖。在政治體制上，該集團不贊同魏瑪共和國時期流行的「群眾民主」（Massen demokratie）理念，希望通過社會精英來建立穩健的威權國家（autoritaerer Staat），但同時，他們主張以地方分權來取代中央集權，並通過憲法和法律來保障各種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學術自由和人身自由。新聞自由必須以報導真實為前提，否則將受到懲罰。格爾德勒主張，基層行政區應該實行直接選舉，並根據選舉結果組建行政機構。在基層行政區以上，直至國家一級，議會應由間接選舉產生，即下級議員選舉上級議員，最後由各省的議員選舉產生由300人組成的國會。全國上議院則由各階層代表組成，包括各職業團體的負責人，與此人數相等的工會代表，各類經濟院主席，包括醫師、律師、公務員、技術人員和藝術人員在內的其他職業團體的負責人，3名新教大主教，3名天主教大主教，各大學校長，50名年滿50歲並享有民間聲望的代表（由國家元首聘任）。在經濟體制方面，新體制應完全建立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政府應該儘可能少地介入經濟生活。工資的計算必須以工作績效取代按時計酬。但工會應該享有自治權，除了有權與企業主或企業主聯盟簽訂有關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合同，還有權推舉代表參加企業的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同時他們主張，社會福利政策所需的費用不應全部由政府以稅收收入來支付，應以社會保險取代，勞工也應負擔部分保險金。在教育方面，他們認為除追求最高的效率外，還應注重通過教育來達成追求真理的精神，培養學生的責任感。他們主張，15歲以上的學生都必須學一點國民經濟學，以便使民眾有能力面對經濟、幣值、國家財政和負債等問題，避免受到一些經濟幻想的宣傳而對政府提出難以實現的要求。同時，也應使部分勞工有能力閱讀企業的收支報表。在外交方面，他們堅持認為德意志人占多數的地區都應留在德國版圖內，在此基礎上，歐洲應該聯合起來，在經濟和軍事上結成共同體。[29]

  另一個影響較大的抵抗集團是克萊騷集團（Kreisauer Kreis），該名稱是蓋世太保首先使用的，因集團成員經常在位於西里西亞克萊騷的毛奇莊園聚會。其核心人物赫爾默特·詹姆斯·馮·毛奇（Helmuth James von Moltke，1907—1945）系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的侄孫，該支系與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支系不同，對軍旅生活並無興趣。其父親是虔誠而開明的新教徒，曾創辦過一個基督教科學會，其母親是英國人，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毛奇早年攻讀法學，並喜好社會學，崇尚自由主義和法律，期望德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他雖然出身貴族，但很早就脫離一些本階層固有的特性，關心社會問題，在學生時代就熱心投入社會工作，曾在自己世襲的克萊騷莊園中劃出公用地來救濟貧苦農民。他對納粹黨一直有牴觸情緒，認為它是一個反啟蒙、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反猶的「四反」政黨，[30]為了逃避加入納粹黨，他放棄法官職位，於1935年赴英國深造，希望成為一名英國律師。在英期間，他結識了包括愛德華·哈利法克斯（Edward Halifax，1881—1959）在內的英國高層人士。1938年，毛奇回國，由於具備國際法和英國經濟方面的知識，是年秋天起在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偵察和反偵察局（簡稱「阿勃韋爾」，德文Abwehr）[31]供職，擔任法律顧問，負責監督經濟事務的執行。由於該局局長威廉·卡納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同黨衛隊保安處互相傾軋，對納粹當局不滿，局內不少人與當局離心離德。在卡納里斯的掩護下，毛奇憑藉自己在民法和國際私法方面的專長，做了一些具有反抗意義的事情，如幫助受迫害的政治犯和猶太人，反對德方在占領區內屠殺戰俘和人質，盡力降低占領區遭受經濟盤剝的程度，通過向國外傳遞相關信息使一些人免受迫害等，同時在國內加緊尋找志同道合者。

  該集團的另一名核心人士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1903—1944）。他早年在圖林根、波恩和布雷斯勞等地攻讀法律，獲得博士學位，1926年考取律師資格，成了一名具有獨立思想的律師。1932年在東普魯士擔任「東援」工作中的官員，1934年任職於布雷斯勞高級管理層，1936年起擔任全國物價管理機構的顧問。從希特勒上台之初，他就表現出對納粹黨的反感，並拒絕加入該黨，由此，從1938年起其晉升之路即已斷絕。

  瓦爾登堡的妹妹與毛奇的表弟是夫妻關係，在1938年的一次家族聚會上，瓦爾登堡與毛奇兩人相識，並很快成為親密朋友。以他們兩人的關係為核心，1940年前後，克萊騷集團最終形成。由於環境險惡，該集團並沒有正式的成員名單，成員之間也並不全部互相知曉，只有兩位核心人物了解全局情況。從現有資料看，主要成員約有20名，另同100多人保持鬆散的聯繫。但是集團成員包含了當時「從左到右」的不同階層，包括貴族、教會神職人員、普通教徒、原天主教中央黨領導人士、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士和原工會領袖，他們大多具有博士學位，在政府或軍隊的不同部門裡擔任較高的職位或要職，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都有豐富的經驗和影響力。這些成員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他們試圖通過努力和協商，達成統一的社會政治設想和「核心領導下的共同行動」。[32]

  集團成員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關係網，力圖在謹慎中擴大集團的規模，同時積極地與國內其他反抗組織和國外取得聯繫。同時，成員們根據自己的特長，按照外交、政治、經濟、社會、農業、法律、文化及教育等不同領域分成數個工作小組。每個小組為自己的工作領域擬訂計劃，並尋找具備專長的可靠人士參與其中。成員弗立茨·馮·德·舒倫堡（Fritz von der Schulenburg，1902—1944）負責聯絡軍政界，同以貝克為首的軍中反抗集團建立了聯繫。歐根·葛斯坦邁亞（Eugen Gerstenmaier，1906—1986）和漢斯·舍菲爾德（Hans Sch?nfeld，1900—1954）都是福音派教會的牧師，負責聯絡教會人士。前者任職於外交部情報司，經常藉助此身份前往瑞典、瑞士和梵蒂岡等地，將克萊騷集團的想法傳遞給國外。後者也同瑞典北方基督教統一運動研究院建立了聯繫。亞當·馮·特洛特·楚·舒爾茨（Adam von Trott zu Soltz，1909—1944）、特奧多爾·施特爾策（Theodor Steltzer，1885—1967）和特奧多爾 ·郝巴哈（Theodor Haubach，1896—1945）屬於外交事務小組。特洛特·楚·舒爾茨在任職外交部期間積極同國外聯繫，被稱為納粹德國抵抗運動的「非正式外交官」。[33]郝巴哈和阿道夫·萊希魏恩（Adolf Reichwein，1898—1944）、卡羅·米倫道夫（Carlo Mierendorf，1894—1943）、尤利斯·利伯（Julies Lieber）都是社會民主黨員。米倫道夫是經濟學博士，曾經領導過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運動和反法西斯運動。他參加了克萊騷集團的經濟事務小組，積極爭取勞工的合作，以便儘量擴大群眾基礎。通過他的中間作用，多位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參與了克萊騷集團的討論。他被預選為新政權的宣傳部長。利伯則是一位穩健的社會主義者，他認為社會民主黨應該改善勞工運動與國防軍之間的關係，以此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他豐富的政治經歷和學識，以及穩健的社會主義思想，使得他在集團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反抗陣營中許多人都期望他能在納粹倒台之後擔任內政部長或政府總理。萊希魏恩負責研究教育和經濟問題，被預定為文化部長。律師漢斯·魯卡什科（Hans Lukaschek，1885—1960）系法學博士，除了參與擬訂未來德國的計劃，其天主教背景成為同天主教領袖們聯繫的橋樑。耶穌會士阿爾弗萊德·德爾普（Alfred Delp，1907—1945）也是一名社會學家，負責探索社會公正和勞工階層的再基督教化問題。他以天主教的社會理論來豐富克萊騷集團內部的社會思想，提出了許多書面的備忘錄和草案。通過他的橋樑作用，克萊騷集團與天主教勞工運動的領袖也建立了聯繫。

  促使成員們走上抵抗道路的動因源於他們內心的道德和良知。「他們並非生來就是抵抗者，他們選擇放棄穩定的市民生活，置身於反抗恐怖政權的危險之中，這是源於他們追求自由的決心和堅定的人性。」[34]克萊騷集團從基督教的良知出發，認為納粹迫害和屠殺的行徑嚴重違背了蘊含著人道主義和倫理價值的基督教信仰，將納粹稱為「邪惡的納粹」「魔鬼般的納粹」「非基督教的、非民主的、集權化的納粹」。然而他們更關心的是構築未來，強調必須在構想好新政府之後才能推翻現有的政府。克萊騷集團的重要特色就是面向未來。成員們認為，在抵抗過程中，「準備計劃越準確、越有遠見，希特勒滅亡的那一天就會越快來臨，而改革計劃也就越容易實現」。他們的行動目標和計劃分三個方面：擬訂出一整套關於後希特勒時代德國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具體改革計劃；尋找能夠領導重建德國的合適人選，組成臨時政府，為接管納粹政權做好準備；通過中介人和中立國間接或直接與西方盟國建立聯繫，使對手意識到在納粹統治下還存在著「另一個德國」，爭取獲得它們的支持，並推動它們在希特勒之後能與德國簽訂有尊嚴的和平協定。[35]在這三方面工作中，尤以後希特勒時代的改革計劃最為引人注目。1943年8月9日，該集團擬訂了一份名為《德國新秩序的基本原則》的文件，作為自己的行動綱領。他們的改革計劃包括：要求復興歐洲的基督教傳統，恢復人的自由與責任；恢復社會道德，保證信仰和職業自由，保護家庭；拋棄極權主義，反對西方民主制，主張走包含地方自治和群體合作因素的「德國道路」；實行有干預的市場經濟制度，推廣「人性的社會主義」；組建一個擁有統一主權的歐洲聯合體或共同體。

  1944年1月，毛奇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克萊騷集團因此元氣大傷。「七二〇事件」中，該集團並未參加，但毛奇還是受到牽連，於1945年1月被絞死。

  弗賴堡集團（Freiburger Kreis）是此類組織中影響較小的一個，由弗賴堡大學的學者組成，以歷史學家格爾哈德·里特爾（Gerhard Ritter，1888—1967）為首。該集團形成於1938年底。它譴責希特勒的恐怖主義政策，強調希特勒和納粹分子玷污了德國的榮譽，但其本身又持極端民族主義立場，反對和同盟國合作，不希望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因而其活動範圍較小，影響有限。

  「白玫瑰小組」（Die Wei?e Rose）是此類組織中知曉度最高的一個，因為它在1942年6月—1943年3月陸續散發了六種傳單，呼籲民眾參加反抗納粹政權的活動。該組織的成員較早就受到慕尼黑大學哲學和心理學教授庫特·胡貝爾（Kurt Huber，1893—1943）的影響。該教授生於瑞士，早年移居德國，在慕尼黑大學攻讀哲學和音樂，獲博士學位。他對法西斯的文化專制主義持批評態度，反對大學裡實行的納粹「一體化」。漢斯·舒爾（Hans Scholl，1918—1943）和索菲·舒爾（Sophie Scholl，1921—1943）是一對兄妹。哥哥早年曾積極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1941年進入慕尼黑大學攻讀醫學和生物學，曾短期在蘇德戰場當衛生員。妹妹早年也曾積極參加德意志女青年團的活動，1942年進入慕尼黑大學攻讀生物學。兄妹倆在胡貝爾教授的影響下逐漸走上反納粹的道路。1942年，以慕尼黑大學的師生為核心，形成了抵抗集團，胡貝爾和舒爾兄妹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成員們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散發傳單和張貼標語，因而獲得「白玫瑰小組」的名稱。小組的規模逐漸擴大，活動範圍從南部城市擴及北部城市，並在漢堡成立了分部。斯圖加特的歐根·格立敏格（Eugen Grimminger，1892—1986）用資金支持他們的反抗活動，其秘書蒂麗·哈恩（Tilly Hahn）小姐則捐出自己所有的存款，還時常從斯圖加特將信封、紙張和多餘的油印機帶到慕尼黑交給成員們使用。

  「白玫瑰小組」的傳單大量引用《聖經》和包括歌德、席勒在內的名人的言論，訴諸德國的知識分子，希望能喚起大家內心的良知來反對納粹政權。部分傳單通過郵局寄往各地，在斯圖加特、科隆、維也納、弗賴堡、開姆尼茨、漢堡、因斯布魯克、柏林等地，都出現過「白玫瑰小組」的傳單。其第一份傳單稱：「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唯有當它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它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制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它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它還是有害而無用的。……難道不是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這些日子以來都對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我們之中，誰能想像當面紗從我們臉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遠超出過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於世時，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將會感受到多大的羞恥？」[36]其第二份傳單則直擊納粹當局在占領區的暴行：「儘管在被德國征服的波蘭中，已經有30萬猶太人被以最殘忍的手法屠殺……德國人仍然笨拙地靜止不動，愚蠢地沉睡著，並且助長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對於此類的行為能被宣告無罪，每個人都希望繼續以最平靜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會被宣告無罪，他將有罪、有罪、有罪！」第五份傳單《向全體德國人發出的呼籲》問世於1943年1月，由漢斯·舒爾草擬，經胡貝爾教授修改定稿，被印製了近萬份。傳單提醒民眾，希特勒將把德國帶入萬惡的深淵之中，隨著同盟國軍事力量的集結，德國將被打敗。同時傳單呼籲看到傳單的人「支持反抗運動」，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保護個人免於受到罪惡的獨裁國家的獨裁行為所迫害」而奮鬥，並相信這些原則將會成為「新歐洲的基礎」。由於這份傳單流傳較廣，全國不少城市中都有出現，因而引起蓋世太保的警覺，秘密警察們開始搜尋其源頭。同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漢斯·舒爾等三人用瀝青在慕尼黑大學和其他建築物牆面上寫了「自由」「打倒希特勒」等口號。這種做法很快被圈外人模仿，也冒險在周邊街區書寫同樣口號。蓋世太保惱羞成怒，加強了搜尋力度。

  1943年2月德軍在史達林格勒會戰中遭到慘敗後，「白玫瑰小組」由胡貝爾教授親自主筆，撰寫了題為《致大學生》的傳單，其中表示：「我國人民長期以來所遭受的那種卑劣暴政結束的時候即將到來。如同德國人在1813年時曾經盼望大學生幫忙推翻拿破崙一樣，現在他們也盼望著大學生幫忙推翻納粹的恐怖統治。史達林格勒的亡靈是如此地懇求著我們！」[37]該傳單後來被盟軍複製，用飛機大量散發在德國各地。同月18日，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慕尼黑大學演講廳作總體戰鼓動宣講，舒爾兄妹帶著一提箱的傳單來到無人的門廳，把傳單投撒在廳內，希望學生們從演講廳出來後就可以發現它們。他們離開現場後，發現提箱內還留著一些傳單。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又返回門廳，並通過樓梯跑到頂部，把傳單撒向空中。一名校園管理人發現了他們的舉動，叫來了警察。舒爾兄妹遭逮捕，並累及其他一些成員。在人民法庭的審訊中，兩人表現堅強，索菲·舒爾對法官說：「就如同我們所知的一樣，你也知道我們輸了這場戰爭。但為什麼你卻如此怯於承認這件事？」[38]四天後，即2月22日，兩人被人民法庭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並於同日被處死。4月19日進行第二次審判。歐根·格立敏格最初因為資助「白玫瑰小組」而被判處死刑，但他的辯護律師成功地使用技巧，讓哈恩堅稱格立敏格根本不知道捐出的錢財用於何處，讓格立敏格逃過劫難，僅獲10年有期徒刑。但胡貝爾教授卻沒有那麼幸運，被判處死刑。「白玫瑰小組」由此成為歷史。

  軍內密謀集團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在納粹統治強化和戰爭的形勢下，愈益成為抵抗力量中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希望。該集團的領袖人物是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他早年從軍，1911年進入總參謀部供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集團軍參謀長，戰後任炮兵團長。1930年法庭審訊三名在軍中宣傳納粹主義的軍人，他挺身為他們作辯護，甚至到最高法院為他們出庭作證。可能由於這段經歷，希特勒上台執政後，他仕途順利，於1933年10月1日就任作為陸軍總參謀長前身的國防部軍隊辦公室首腦（Chef des Truppenamtes），1935年德國公開擴軍後，正式成為陸軍總參謀長。他讚賞希特勒撕毀《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款、宣布公開擴軍的行動，在總參謀長的崗位上積極從事擴軍活動，1938年晉升為上將。貝克富有教養，思維敏捷而又思考周密，在同僚中頗有聲望。他對希特勒和納粹當局態度的轉變過程，在軍中密謀分子中頗具代表性。轉變的起點是不滿於陸軍總司令弗立契遭蓋世太保誣陷而被希特勒免職一事（詳情見本書第九章第三節），因為他堅持認為軍官團應該在德國擁有傳統的特殊地位。[39]隨著1938年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愈益升溫，他擔心希特勒的魯莽行為將招致英國、法國和蘇聯對德國宣戰，使德國陷入深淵。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他多次上書希特勒，要求停止冒險。[40] 1938年8月18日，他為此辭去陸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一來希望以此表明自己態度的堅決，引起希特勒的重視，二來希望包括新任陸軍總司令在內的高級軍官能群起仿效，給希特勒造成更大的壓力。但希特勒使用封鎖消息的辦法渡過了難關。貝克從此走上堅持反抗的道路。由於他公開亮出了反抗的旗號，其他心懷不滿的將領也逐漸態度明朗，互相接近，形成密謀集團。這些軍官包括：弗蘭茨·哈爾德，繼任陸軍參謀長；埃爾溫·馮·維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原任管轄柏林及周邊地區的第三軍區司令，1938年2月一度被希特勒解職；埃里希·馮·布羅克道夫-阿勒費爾特（Erich von Brockdorff Ahlefeldt，1887—1943），時任波茨坦駐軍司令；埃里希·霍普納（Erich Hoepner，1886—1944），時任駐圖林根裝甲師師長；卡爾·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爾（K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處處長。此外，1934年已經退職的前陸軍指揮部首腦（即陸軍總司令）庫特·馮·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也與他們建立了聯繫。軍事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雖然沒有正式捲入，但也屬於知情者。

  1938年8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機日益升溫，軍內密謀分子打算趁機起事，準備在希特勒最後下令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逮捕他，把他送上人民法庭，指控他輕舉妄動地把德國投入歐洲大戰，從而剝奪他執政的資格。此後，他們準備在短時期內實施軍事獨裁，隨後組建由社會上知名人士領導的臨時政府，再在適當的時間，組織一個保守的民主政府。他們派人前往英國尋求支持，儘管受到邱吉爾等人的接待，但英國首相張伯倫等人卻心懷疑慮。更重要的是，隨著慕尼黑會議的召開，希特勒的冒險舉動獲得了豐厚的報償，密謀分子的行動反而失去了理由。

  隨著各個集團抵抗活動的發展和德國戰場形勢的惡化，國內多股抵抗力量逐漸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一個相對統一的抵抗集團逐漸形成。該集團的五名核心領導成員是：路德維希·貝克；庫特·馮·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卡爾·格爾德勒；威廉·洛伊施納（Wilhelm Leuschner，1890—1944），社會民主黨人，前全德工會聯合會副主席；雅各布·凱撒（Jakob Kaiser，1888—1961），前天主教工會領導人。捲入該集團的成員還包括沙赫特、漢斯·馮·克盧格（Hans von Kluge，1882—1944）元帥、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元帥、格奧爾格·馮·屈希勒爾（Georg von Küchler，1881—1968）元帥和馮·維茨勒本元帥。[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