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地下文化

  專制統治與以政治笑話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地下文化是一對孿生兄弟。

  長期遭受普魯士專制統治的德國人早就具有創作與傳播政治笑話的習慣，以此宣洩心中的不滿，苦中作樂。在納粹高壓政治和文化專制主義的統治下，政治笑話此伏彼起，民眾用納粹能夠容忍的詞語，甚至用貌似正面的語言，來諷刺某些人或事，表達內心的不滿，形成一股掏挖納粹統治基礎的暗流。由於講政治笑話是一種無法控制的大眾現象，不僅受懲罰的機率不高，而且懲罰力度也難以膨脹，因而屢禁不止。據統計，這類事件進入法庭受理的部分中，60%講笑話的人受到警告後即被釋放回家，尤其是在酒館裡，如因多喝了幾杯說了出格的話而受到懲罰，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少數被處以罰款，只有22%的案件被確定為「惡意誹謗」，判處五個月以內的監禁。[42]

  「領袖國家」（Führerstaat）本來是官方用語，表明納粹德國的基本性質，但是在老百姓的嘴裡，它包含了「領袖的意願就是國家的最高法律」的意思。[43]此外，由於納粹政權窮兵黷武，奶油嚴重短缺，只好用人造奶油代替，這種人造奶油在納粹時期被市民們稱為「希特勒奶油」（Hitler butter）。與此相仿的是，納粹政權為了達到優生的目的，對遺傳病患者實施絕育手術，這種手術被民眾稱為「希特勒修剪」（Hitlerschnitt）。1934年6月30日的「長刀之夜」，希特勒殺害了曾經被宣傳為自己的「親密戰友」的羅姆，民眾在私下交談中，建議修改國家憲法，增加一條：「政府總理個人有權任命和殺害他的部長。」

  納粹黨的各級官員在社會上擁有特殊的地位，也成了民眾諷刺的對象。這些官員都穿著統一的褐色制服，在帽子和領章上引人注目地飾有老鷹標誌，[44]看上去既華麗又威風。但是民眾們意味深長地稱他們為「金雉」（Goldfasanen）。到了戰爭期間，德國將士在前線陣亡，一般都由這些官員去通知家屬，於是民眾又稱他們為「死亡鳥」（Totenvoegel）。[45]與此相關的，納粹黨的黨徽被稱為「可怖胸針」（Angstbrosche）。納粹黨的不少官員營私牟利，甚至為了私利打擊競爭對手，於是有了以下兩則笑話。1.有個女廚子想煎土豆，可是沒有油，於是她拿起一面納粹黨黨旗在爐子上面搖晃起來。別人問她為什麼這麼做，她回答說：「在這面旗子下，很多人都肥了。」2.「誰是反動分子？」「占有一個納粹分子想要的、薪水很高的職位的人。」[46]納粹黨執政後，一些見風使舵的人開始靠向納粹黨，尤其是1933年3月5日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43.9%的選票，更多的人湧入納粹黨，這些人被民眾稱為「三月殉道者」（M?rzgefallene），更多的人稱他們為「三月紫羅蘭」（M?rzveilchen）。[47]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稱呼叫「牛排納粹分子」（Beefsteak Nazis），指那些「褐色在外，紅色其內」的人，即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員，出於各種原因，在1933年6—7月紛紛加入納粹黨，成為民眾的嘲笑對象。

  納粹黨的不少高層領導人，素質低下，缺點明顯，成為民眾的諷刺重點。戈林的名字叫赫爾曼，一則笑話諷刺其無知。19世紀期間，德意志人為紀念民族英雄赫爾曼（舊稱阿爾米紐斯）率眾在托伊托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舊譯「條頓堡森林」）打敗羅馬人的事跡，建造了赫爾曼紀念碑。當戈林來到這塊紀念碑前時，卻謙虛地表示：「你們特意為我立了這麼個紀念碑，真的沒必要。」另一則笑話則諷刺其虛榮，因為他喜歡把所有的勳章都掛在胸前：在德國應該推行一個新的計量單位，1個戈爾=1個人能夠掛在自己胸前的勳章的總和。納粹理論強調雅利安人的優秀性，並以金髮碧眼白膚作為衡量標準，但人們發覺不少納粹領袖並不符合這些標準，尤以戈培爾為甚。於是出現了一句膾炙人口的話：親愛的上帝，弄瞎我的雙眼吧，好讓我能清清楚楚看見戈培爾是個雅利安人。[48]羅姆是個同性戀者，然而在他能夠為希特勒所用時，當局從不提及此事，而在「長刀之夜」事件之後，希特勒公開把同性戀團體稱作「邪惡團體」。於是公開的笑話很快緊隨而出，稱羅姆的男司機提出了領取遺孀撫恤金的要求。還有人取笑說，羅姆升天之後，天使們把無花果的樹葉掛在其身後。有一則不涉及同性戀內容的笑話，則趁機把詛咒對象擴大到其他人：上帝保佑希特勒，上帝也保佑戈林和戈培爾，至於羅姆，上帝已經完全保護住了。

  在納粹體制之下，希特勒成了國家的最高獨裁者，其他機構都是他手中的工具，尤其是國會，成了「接收希特勒聲明的響板（即擴音傳聲筒）」和「昂貴的合唱團」，因為議員開會時只是高唱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和納粹黨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無權進行實質性的討論。於是在民眾中就流傳這樣一則政治幽默：

  ——哪一個合唱團的成員比義大利歌唱家卡羅素（Caruso）掙得還多？

  ——國會議員！他們一年只表演一次，唱兩首歌，卻能掙得1.2萬馬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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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壓統治下，人們為了逃避迫害，行為舉止難免有些怪異，於是就產生了一個術語：「德國式一瞥」（Deutscher Blick）。當時，熟人之間在講悄悄話之前，一般會隱蔽然而最大幅度地轉動頭和眼睛，以確保周圍沒有人偷聽。結束時大多會說這樣的話：「今天你沒說什麼東西。」「哦，我根本沒同你說過任何事。」當時，當局正好規定德國人在互相見面時，必須高喊「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作為日常問候語，即「德國式問候」（Deutscher Gru?），於是對納粹不滿的人就乘機提出「德國式一瞥」，並很快在民眾中流傳開來。[50]由於被Heil Hitler取代的是Guten Tag（字面意思是「祝你有好日子」，即「你好」），於是有人就說，只要大家扯開嗓子喊「希特勒萬歲」，德國人就沒有「好日子」。[51]

  在希特勒實施「一體化」的過程中，國會縱火是一個較為重要的環節。好多人不相信范·德·盧貝一個人能夠燒著整個國會大廈，而衝鋒隊和黨衛隊已經顯示出自己的威力，於是一些人就把案件與它們聯繫在一起。由於衝鋒隊的縮寫是SA，黨衛隊的縮寫是SS，於是就有了以下兩個笑話。

  （1）一對父子坐在飯桌旁，兒子問：「爸爸，到底誰放火燒國會大廈？」爸爸回答說：「吃吧吃吧（Ess ess），別再問了！」（2） 「誰在國會大廈放的火？」「薩斯兄弟（即SA與SS合寫）。」另外兩則笑話使用的語言就比較直接了。（1） 2月27日晚，戈林的副官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戈林辦公室，喊道：「部長先生，國會大廈著火啦！」戈林看了一下表，吃驚地搖了搖頭，說：「這麼早？」（2） 「昨天我看見戈林在萊比錫大街了。」「是嗎？那裡什麼地方著火啦？」

  達豪集中營是整個集中營制度的代名詞，它建成不久，人們就開始編造笑話，意在適應新的環境。有一則笑話稱：

  有兩個男人在街上相遇。一個對另一個說：「太好了，又見你自由了！在集中營里過得怎麼樣？」

  另一個回答：「好極了！早晨時，早餐給送到床前。咖啡、可可供挑選。然後是體育活動。中午飯有湯、肉和甜食。在喝咖啡、吃點心之前，我們玩些遊戲。隨後是個午休。晚飯後，我們看電影。」

  問話的人很吃驚：「噢，全是瞎說吧！前些日子我見到邁爾了。他也在裡面呆過，他可給我講了一些事。」

  另一個人嚴肅地點點頭，然後說：「他已經又被抓回去了。」

  另一個笑話則是杜撰了一句祈禱詞：「上帝啊，為了不使我進達豪，讓我成為啞巴吧！」

  有兩則笑話表達了對反猶政策的不滿。（1）在萊茵河畔的一座城市裡，衝鋒隊員站在猶太人商店門口，警告路過的行人不要進入商店。一位婦女想進入一家針織品商店，崗哨擋住她，說：「不要進去！這是猶太人的商店！」「怎麼了？我自己就是猶太人！」崗哨還是推開她：「誰都可以這麼說！」（2）抵制猶太商店的代言人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收到一封從北方小城發來的電報，上面寫道：「立即派遣猶太人來，否則無法進行抵制！」

  隨著擴軍備戰導致國內物資供應緊張，以及接二連三的募捐活動引起民眾的反感，這些內容也成為政治笑話的諷刺對象。有一則笑話稱：既然木材用於更重要的事情，那麼，德國民眾在四年計劃的旗號下用什麼生火取暖？很簡單，用希特勒大腦纖維、戈培爾謊言織物和德國百姓的忍耐絲線混合成的材料。還有諷刺募捐的笑話。天主教徒說：「早祈禱，午祈禱，晚祈禱。」納粹分子則說：「早上乞討，中午乞討，晚上乞討。」此外，當時還出現這樣的謠傳：大眾汽車將開始以「冬賑」機構的捐款箱取代方向指示燈，到時候老百姓會自動讓路。

  在對外政策方面，希特勒執政初年，德國尚處於《凡爾賽條約》的壓制之下，德國民眾對國際聯盟的態度更多的是不滿。在很多人看來，國際聯盟意味著德國受奴役，幾乎沒有人會喜歡該組織。有一個笑話稱：在日內瓦國際聯盟開會期間，有一件寄存的包裹，上面寫著「歡迎使用」，這個包裹里裝著——上吊的繩索。另一則笑話則稱，有一塊新的國際聯盟奶酪，有人問，這個奇特的奶酪究竟意味著什麼，侍應生回答說：「這塊奶酪會自動分解。」隨著德國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勝利，政治笑話給予希特勒較高的榮譽：誰是德國最偉大的電工？阿道夫·希特勒！他給奧地利打開了電源，給俄國關上了電源，給全世界通上了高壓，並且一直操縱著開關。與此同時，民眾對於墨索里尼的投機心理甚為不滿，給他起了個綽號——德國的收割幫手，甚至修改了凱撒的名言，稱墨索里尼曾說：「我來了，當我看見他取得勝利的時候。」然而，當義大利軍隊在戰場上表現出低劣的戰鬥能力時，又出現了如下政治笑話：在德國最高統帥部，傳來一個消息，說義大利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參戰。——「我們必須以10個師的兵力應對！」——「不，他是作為盟友參戰的。」——「那就苦了，這至少要耗費我們20個師！」

  然而在對英政策方面，政治笑話卻把外交活動與希特勒的獨裁理念結合起來。一則政治笑話稱：希特勒在張伯倫和墨索里尼的陪伴下去釣魚。張伯倫放下魚鉤，點上菸斗，在兩個小時內不停地操作。墨索里尼輕率地跳入水中，抓住了一條又大又肥的梭子魚。輪到希特勒，他下令抽乾池塘里的水。看著魚兒在池底掙扎，張伯倫問：「為什麼不把它們舀上來？」希特勒回答說：「它們必須先向我發出請求！」[52]但是，在對英作戰遇到障礙時，民眾卻對希特勒的無奈略有不滿。一則政治笑話稱：法國戰敗後，希特勒站在海峽邊遠望英國，失去了信心，深感侵襲太困難了。這時，摩西突然在他身旁說：

  「如果你不迫害我的猶太人，我可以告訴你跨越紅海的辦法。」說時遲那時快，希特勒的貼身衛兵牢牢抓住摩西，用嚴刑強逼他說出：「我只要有上帝給我的那根拐杖，把它水平地橫放在海峽上面，水就會退去，海也就會幹枯！」「這根拐杖在哪裡？把它交出來！」希特勒大聲吼道。摩西聳聳肩，說：「收藏在不列顛的博物館裡！」

  1941年5月10日，作為元首代表的赫斯單獨飛英，這件事使希特勒極為難堪，只好將其稱為「瘋子」，並下達了內部命令，稱一旦這位不忠實的部長歸來，立即槍斃。但老百姓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對此事件作出反應。有一則笑話稱，邱吉爾歡迎赫斯，說：「原來你就是那位瘋子！」這位德國人謙虛地回答：「不，我只是代表！」另一句改編過的禱告詞則表達了部分民眾不想再跟隨納粹冒險者的願望：「親愛的上帝，讓我發瘋吧，以便成功地飛向蘇格蘭。」一則涉及集中營的笑話則諷刺5月10日前後官方對赫斯截然不同的評價：在集中營里，兩位老相識相遇。——「你是由於什麼原因進來的？」——「因為我在5月5日說赫斯是個瘋子。你呢？」——「我在5月15日說，赫斯沒有發瘋。」

  隨著戰場形勢日趨惡化，當局在國內實施超級總動員，老人少年都被趕上戰場，供應也越來越緊張，民眾對納粹政權日益不滿，對希特勒的諷刺也越來越多。抱怨超級總動員的笑話有：五月的金龜子飛呀飛！父親在打仗，祖父也要上前線，這就是復仇。五月的金龜子飛呀飛！另一則笑話以各種變體流傳，它把「人民衝鋒隊」說成是人們盼望已久的「神奇武器」，因為蘇聯人看見他們後肯定會大笑而死，這樣德方就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穿制服的退休老人被戲謔地稱為「晚熟的希特勒青年團員」，同時人們說1943年出生的人很快就要坐著童車上前線了。在維也納，人們用幽默來對待食品定量供應問題：希特勒、戈林和糧食部長赫爾伯特·巴克舉行作戰會議。希特勒問戈林：「飛機和汽油能維持多長時間？」戈林答：「5年，我的元首！」希特勒問戈培爾：「通過宣傳，國民的士氣能夠維持多久？」戈培爾答：「10年，我的元首！」希特勒問巴克：「您能為我們供應多長時間的糧食？」巴克答：「20年，我的元首！」希特勒用慣常的力氣說：「那麼，我們就可以長期作戰下去！」巴克不好意思地說：「我指的是只供應我們四人！」

  納粹當局的處境越差，對傳播政治笑話者的懲罰就越嚴厲。同樣一個笑話，在不同的年代，其傳播者的遭遇大相逕庭。有這樣一則笑話：學校里掛著希特勒總理和戈林部長的畫像，在兩幅畫的中間還有一些空位。教師問：「空位可以派什麼用？」一名孩子站起來回答：「我們可以在當中掛耶穌的像，因為他從前也是被吊在兩個罪犯當中的。」如果在1933年有人講這個笑話，當局會作淡化處理。在大戰中後期，該笑話作了修改，內容改成為：一名傷員快要死去，他想知道自己是為何而死的。他讓人叫來護士，對她說：「我作為士兵死去，我想知道，我是為誰獻出生命的。」護士回答：「您是為元首和人民而死的。」士兵問：「元首能來我的床邊嗎？」護士說：「不，這不行，但我可以把元首的畫像拿來。」士兵隨後請她把畫像放在右邊。接著，士兵又說：「我是屬於空軍的。」護士給他拿來了戈林元帥的畫像，並且放在左邊。士兵說：「現在，我可以像耶穌那樣死去了。」當時，有個叫米勒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因為一直同納粹主義保持距離，因而非但得不到重用，還常常被調動工作地點。1943年8月，他被調到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工作。他沒有注意到常到他住處干修理活的當地手工匠師傅是個狂熱的納粹分子。有一次，米勒神甫上完宗教課後與鄉村教師交談，後者轉述了自己在小酒店裡聽一個農民大聲講述的上述笑話。神甫在回家的路上，偶然遇見手工匠師傅的父親，此人正患著重病。也許是為了讓這位病人高興一些，神甫也向其轉述了剛剛聽來的笑話。不料，那個手工匠師傅立即到納粹黨地方領袖那裡告發了神甫，後者又將事情上報給希爾德斯海姆的蓋世太保。蓋世太保對米勒展開報復，他們經常在神甫做彌撒時突然出現在教堂，耀武揚威地在樓區里四處搜索。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神甫一再被蓋世太保傳喚。神甫在審訊中竭力申明自己沒有嘲笑元首的意思，而關於垂死士兵的故事實際上涉及基督教「犧牲思想」的比喻。他儘管面對種種威脅，但始終保護著那位講故事的鄉村教師，不肯說出他的姓名。在此期間，告密者受到良心的譴責，偷偷地在鄰村的客店裡與米勒見面，表示了自己的悔意。他向蓋世太保提出撤銷告發，但遭到拒絕。1944年5月中旬，米勒被逮捕，不久又遇上清算「七二〇事件」的浪潮，於同年9月中旬被處死。

  【注釋】

  [1]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34頁。

  [2] 文暖根等：《歐洲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378頁。

  [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589.

  [4]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29頁。

  [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97.

  [6]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105頁。

  [7]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77—378頁。

  [8]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137—138頁。

  [9] 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第261—262頁。

  [10]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97頁。

  [11]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138—139頁。

  [12]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 396—397頁。

  [13]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141頁。

  [14]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410—411頁。

  [15]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418—419頁。

  [16]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243頁。

  [17]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262—263頁。

  [18]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492—494頁。

  [19]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494—495頁。

  [20]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第287頁。

  [21]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46—347頁。

  [22] 本節的大部分內容和引文，除另作注釋的部分外，均引自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第238—304頁。

  [2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98.

  [24] 現為波蘭城市皮瓦（Pila）。

  [25]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p.100.

  [26]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14.

  [27] 王琪：《反納粹運動中的歌德勒團體及其對德國後希特勒時代的構想》，載於《史學集刊》2003年第2期。

  [2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17.

  [29] 王琪：《反納粹運動中的歌德勒團體及其對德國後希特勒時代的構想》，載於《史學集刊》2003年第2期。

  [30] Kurt Finker,Deutscher Widerstand,Demokratie heute:Kirche,Kreisauer Kreis,Ethik,Milit?r und Gewerkschaften.Bonn:Bouvier,1992,S.27.

  [31] 該機構於1939年改稱「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諜報局」，簡稱不變。

  [32] Eugen Gerstenmaier,「Der Kreisauer Kreis.Zu dem Buch Gerrit van RoonsNeuordnung im Widerstand」,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67.7,S.236.

  [33] Michael C.Thomsett,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The Resistance,the Underground,and Assassination Plots,1938-1945.Jefferson,N,C.:McFarland & Company,1997,p.119.

  [34] Kurt Finker,Graf Moltke und der Kreisauer Kreis.Berlin:Dietz Verlag,1993,S.66.

  [35] Jürgen Heideking/Christpf Mauch/Marc Frey,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A Documenta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p.150.

  [36] 引自維基百科Die Wei?e Rose條。

  [37]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328-330.

  [38] 引自維基百科Die Wei?e Rose條。

  [3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p.301.

  [40]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340.

  [4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12-313.

  [42] [德]魯道夫·赫爾佐克：《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第70頁。本節內容除另注出處外，大多引自此書。

  [43]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106.

  [44]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Nazis.Chicago:Time Live Books,1980,p.59.

  [45]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p.106、350.

  [46] [德]魯道夫·赫爾佐克：《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第35頁。

  [47]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223.

  [48] [德]魯道夫·赫爾佐克：《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第17頁。

  [49]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426-427.

  [50]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27.

  [51] [德]魯道夫·赫爾佐克：《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第40頁。

  [52]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