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識政治」與「柴契爾革命」

  這以後約30年，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共識政治」（concensus）時期。在這個時期，「分歧不是絕對的，而只有『多』、『少』之分，簡言之，在國內問題上，大家都同意由政府保證範圍廣泛的福利制度；都同意以政府作為可被接受的執行者，維持高額穩定的就業率；都同意繼續保持混合經濟。在對外問題上，它包括承諾對西方的集體防衛義務，與美國結成夥伴關係，反對蘇聯，同時保持英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獨立地位，並逐漸將依附性的帝國演變成自願結合的大英國協」。達頓（David Dutton）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共識政治」的特徵。兩黨在這個時期內外政策幾乎一致，如果有分歧，那也只是程度與方法上的爭論，而不涉及原則。兩黨在這個時期的價值取向已相當融洽：工黨以實現福利國家為滿足，不再追求更長遠的「社會主義」目標；保守黨認可福利制度，接受有限的國有化方案，承認某種程度的「計劃經濟」。在這相似的價值取向背後，其實有兩個共同的思想根源：一是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二是貝弗里奇的「報告」。

  「混合經濟」是兩黨一致的經濟方針，在這種體制下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共存，「計劃經濟」和自由競爭並立。政府不直接從事經濟活動，但它下達「計劃」，進行「指導」，用行政的力量調節經濟發展的方向，並用稅收等手段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力求「分配公正」。從戰後到1970年左右，這種政策頗有成功之處，工業成長率在這個時期維持在平均每年3%左右，1948-1970年每12個月的平均失業率也沒有超過3%,基本上做到了全員就業。

  「共識政治」最明顯的標誌是一個新創造出來的詞「Butskellism」，它的詞根是兩個人的姓，他們分別在50年代擔任過兩黨的財政大臣，其中一個是保守黨的巴特勒（R.A.Butler），另一個是工黨的蓋茨克爾。把這兩個姓拼在一起，就創造出一個「巴特茨克爾主義」。1954年2月《經濟學家》曾不無諷刺地說：「巴特茨克爾先生已經是威斯敏斯特和白廳餐桌談話中的一個著名人物了，現在應該把他介紹給更多的人。」巴特勒和蓋茨克爾任職時執行幾乎相同的經濟政策，而「巴特茨克爾主義」這個詞的出現就表明英國公眾對這種現象的認同。

  儘管如此，工黨內部的政策分歧卻仍舊很大，有人說工黨內部的分歧比它與保守黨的分歧還要大。比萬等人繼續要求推進「社會主義」，主張進一步國有化，進一步擴大社會福利。在50年代末，他們大概有57名議員，是一股可觀的勢力。多數工黨議員以蓋茨克爾為首，他們主張適應變化的形勢，為了爭取中等階級選民，應該修改黨章第四條（即「社會主義」條款）。蓋茨克爾1955年起擔任工黨領袖，至1963年他突然病故為止。

  工黨的分裂及兩黨在政策上的一致，使保守黨能夠持續執政，並且從執政期間的經濟繁榮中撈取政治資本。工人對「社會主義」已失去興趣，國有化沒有改變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而「福利國家」又已經有了，下一步應該是什麼？工黨沒有告訴他們，他們也不指望工黨拿出新的東西。1959年民意測驗表明，38%的人認為兩黨無甚差別，而在1950年，這個數字只有20%。工黨長期在野的重要原因是工人政治熱情消退，而黨制定不出新的政策又是原因中的原因。

  這樣，保守黨在連續三次大選中獲勝，1951-1964年一直執政。起初邱吉爾擔任首相，到1955年4月引退（但留任議員直到1964年他逝世前的幾個月），由艾登繼任首相。1956年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Suez Canal Crisis）中失敗，這使保守黨地位受到損害。但工黨未能抓住機會推翻政府，它內部分歧太大，無法組織起有效的反對，結果保守黨很快穩住陣腳，繼續執政。但艾登卻一蹶不振了，1957年1月他辭去首相職，由麥克米倫接任。

  

  麥克米倫在最初幾年威信很高，但後來他的經濟政策、殖民政策（特別是有關羅得西亞的政策）和共同市場政策，在黨內引致分歧，最終結束了保守黨的連續統治。1961-1962年經濟形勢惡化，保守黨政府應對失策，結果聲譽大降。為重新塑造保守黨形象，麥克米倫於1962年7月13日一下解除了7名內閣大臣（占三分之一）和9名非內閣大臣的職務，這就是所謂的「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麥克米倫也因此得到「長刀麥克」的稱號。就在這時，幾宗間諜醜聞案曝光，保守黨的地位更加不穩了。

  第一宗是政府一個叫瓦薩爾（William Vassall）的職員，據說與一個低級大臣搞同性戀，同時又向俄國人提供情報。儘管調查表明這個故事中有許多不實之處，但瓦薩爾於1962年10月被判刑，那位低級大臣也因此辭職。1963年1月，軍事情報局前蘇聯科主任菲爾比逃往蘇聯，這是第二宗醜聞，也是戰後最嚴重的一宗間諜案。但接下來發生的普羅富莫事件，使政府受到更大的打擊。普羅富莫（John Profumo）是麥克米倫政府的國防大臣，他與一個名叫基勒（C.Keeler）的妓女有染，而基勒又和蘇聯駐英國使館武官伊萬諾夫（Ivanov）同床共寢。事發後，人們擔心英國的國防機密被泄漏出去，後來儘管查明並無此事，但對麥克米倫政府的打擊卻是決定性的。10月份，麥克米倫因為一個小病做了手術，他以此為藉口決定提前下台，並提議由霍姆勳爵繼任首相。霍姆為此放棄爵位，成為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麥克米倫說他這樣做是表達那些「比其他人更可信賴的人的意見」，但黨內很多人對霍姆繼任很不高興，有兩個重要人物麥克勞德（Iain Macleod）和鮑威爾（Enoch Powell）甚至不肯入閣。保守黨的不和終於給工黨一個很好的機會，在下次大選中（1964年10月）工黨以4票多數獲勝。保守黨在這次失敗後很快更換了領袖，由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接掌舵盤，開始了新一代的領導體制。希思是第一個由議會黨團選舉出來的保守黨領袖，在此之前，黨的領袖都是黨內元老「協商」的結果。霍姆繼任時充分暴露了這種做法的危害性，因此由霍姆建議，制定了選舉領袖的正式程序。

  工黨這時的領袖是威爾遜。原領袖蓋茨克爾於1963年病逝，許多人認為蓋茨克爾是個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不是過早地去世，他會幹得很出色。威爾遜以前屬於工黨左派，曾和比萬一起退出艾德禮內閣，造成工黨分裂。但他執政後執行的政策卻很溫和，完全是傳統的中派政策。

  從威爾遜執政起，「共識政治」就進入一個新時期，戰後對英國問題的解決辦法此時受到嚴重考驗。福利制度從一開始就開支龐大，隨著福利範圍的擴大，這筆開支越來越沉重。1959-1964年，公共開支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1970年更上升為38%。1960年，政府已出現2.4億英鎊的收支赤字，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7億多英鎊貸款才渡過了這一次難關。工黨政府上台時，又出現3.5億英鎊的赤字，以後直到柴契爾政府上台前的15年中，有8年出現赤字，1974年甚至出現35億英鎊的赤字。

  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率下降，1965-1970年工業增長率只維持在年平均2.5%左右；進入70年代，工業發展阻滯，有時甚至出現負增長。在經濟成長率下降的同時，物價指數卻直線上升，以1963年指數為100，在此之前17年零售價指數才翻了一倍，此後7年則又翻一倍；從1974年起，物價飛漲，該年零售價指數是201，第二年就是250，第三年是291，到1978年，已經是365了。失業人數在70年代也突飛猛進，1971年達到86萬，1972年突破90萬，1975年突破100萬，1978年8月達到160萬。這樣，在英國出現了「滯脹現象」，一方面生產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這種現象，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的，如何理解這個難以解釋的怪現象，醫治舉世矚目的「英國病」呢？這成了從威爾遜開始的歷屆英國政府的頭號難題。

  政府面臨工會的強大壓力：為平穩物價，抑制通貨膨脹，歷屆政府都希望減緩工資的增長幅度，緊縮公共開支，這就與工會的目標發生衝突。威爾遜政府在1965年制定一個「國民計劃」，其中要求對工資與物價的上漲作「自願調控」。工會領導接受了這個建議，但工會會員作表決時，有37%的人投了反對票。1966年夏天，海員工會舉行一個半月的大罷工，據說是1926年以來最嚴重的勞資衝突，結果提高工資10%,「自願調控」就此夭折。海員罷工結束後，政府不得不以議會立法的形式強行凍結工資與物價6個月，然後再實行6個月的嚴格管制。這個做法後來也被保守黨政府沿用，因此在醫治「英國病」方面，兩黨仍然「共識政治」。但嚴格的工資物價政策引起更多的工人罷工，從60年代末開始，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在最嚴重的1972年，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近2400萬個，大概是40年以來的最高記錄。

  罷工造成持續性危機。罷工的目標是提高工資，工資的提高又帶動物價上升，物價上升則刺激進一步提高工資的要求，因而引發更多的罷工。政府不敢與工會對抗，於是往往滿足罷工要求，在一場聲勢浩大的罷工之後，捲入這次罷工的部門工資得以大幅度提高，但這又刺激其他部門發動相同性質的罷工，提出同樣的工資要求；而且，為了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工會方面往往一開始就把要求提得很高，可以達到嚇人的程度。但在生產不能相應地發展的情況下，過高的工資漲幅是很危險的，這只能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1970年就業與生產大臣提供的數據表明，該年上半年工資增長12%,物價上漲6%,生產只增加2%還不到。60年代開始，英國在西歐10個發達國家中工業成長率最低，其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力價格過高，加大了生產成本。生產成本太大可能會引起許多不良後果，比如加速資本向工資較低的國外流動，削弱英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等等。過高的通貨膨脹率還會造成政府開支緊缺，於是就要增加稅收，擴大債務，減省教育與福利經費，從而加劇了社會不滿。正因為如此，解決工資漲幅太大的問題似乎成了英國經濟的關鍵所在，歷屆政府都無可迴避。

  但工資問題涉及政府與工會的關係。1966年工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覺得自己地位比較穩固，就想對工資問題採取措施。1969年，威爾遜政府企圖制定一個工業關係法，對罷工實行某種限制，特別是限制非官方罷工（即未經工會正式批准的罷工）。威爾遜曾說這項法案「對本屆政府持續執政至關重要」，但憚於與工會的特殊關係會受到破壞，他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

  1970年大選，保守黨獲勝，希思組成政府。當年12月政府就拋出一個工業關係法，要工會對非官方罷工承擔責任，並規定提高工資要經過法律程序認可，建立一個「國家工業關係法庭」來裁決工業爭端。這項法案在第二年8月成為法律，預定在1972年2月全面執行。但工會方面強烈反對這項法律，工會代表大會甚至威脅要開除依該項法律進行登記的附屬工會。結果，1972年成了1926年以來罷工活動最頻繁的一年，礦工、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先後罷工，從1月份一直延續到8月份。鐵路工人提出增加工資16%的要求，煤礦工人則提出增加47%。經過談判，礦工得到20%的額外工資，鐵路工人也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政府卻大大地丟了臉。該年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僅增長1%,失業人數達到90萬，是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年；零售物價指數增長11%,工資增長甚至更快；對外貿易出現巨大逆差，英鎊第一次實行「浮動」匯率，其市場匯率立即從2.61美元下降到2.42美元，英國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希思政府宣布三階段經濟復甦方案，第一階段凍結工資和物價90天，第二階段取消凍結但限制其上漲幅度並禁止罷工，第三階段視經濟扭轉情況逐步提高上漲幅度。但就在第三階段預備付諸實行時，中東戰爭爆發了（1973年10月），英國受到更嚴重的打擊。為了減輕能源危機的影響，政府實行嚴厲的節約能源措施，包括減少照明用電、夜間關閉娛樂場所等等。就在這時，1974年2月，礦工又宣布大罷工，政府終於頂不住了，於兩天後宣布舉行大選。希思政府在嚴重的經濟混亂中度過了四年，英國進入戰後最困難的時期。

  在大選中，工黨僅得37.1%的選票但獲得301席，保守黨雖獲37.9%的選票卻僅得297席，兩黨均未獲議會半數。希思試圖組閣但沒有成功，於是威爾遜組成少數派政府。新政府向礦工大幅度讓步，廢除了希思的工業關係法，停止實施保守黨的工資政策，想用這些方法尋找出路。但在6個月中，物價又上漲8%,工資增加16%,通貨膨脹更加不可收拾，股市則直線下跌，其幅度比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時還要大。5月份鐵路工人罷工，7月份醫務人員罷工，工黨的少數派政府岌岌可危。10月份舉行了新的大選，工黨以319席勉強過半數。但新的工黨政府面臨更嚴重的經濟問題，1975年通貨膨脹率達27%,零售物價上揚24.2%,工資上漲25.4%,消費價是20年前的三倍，出口量大大減少，生產連續萎縮，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下半年國內生產總值下跌3%,工業生產總值則下跌7%,股票指數跌到160點以下，而在1972年5月則是530點；失業人數在1975年超過100萬，1978年8月達160萬。

  在1976年4月，威爾遜辭職，換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卡拉漢出任首相。儘管有的歷史學家說他是「自麥克米倫第一個任期以來最有效率的首相」，他卻仍然不能使英國擺脫困境。他上台的那一年，英鎊貶值19%,通貨膨脹率仍達17%,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貸39億英鎊才勉強維持經濟運轉。迫於嚴峻的經濟形勢，政府提出三項對策：限制工資、削減公共開支、承認失業不可避免，而這三條都與工黨的信條相背離。1978年，政府準備對工資問題採取強硬措施，規定年增長率不可超過5%。但工會提出警告，工黨代表大會也表示反對。第二年新年伊始，卡車司機就要求增加工資25%,油罐車司機則要求增加14%;1月22日，150萬公用事業職工（自來水工人、下水道工人、清潔工人等等）舉行為期6周的大罷工，使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響。政府出於無奈，只好同意把他們的工資提高9%,另加每星期l英鎊補貼。5%的限制被突破了，政府顏面丟盡。

  沒有幾天，3月28日，保守黨就提出不信任議案，以311∶310的一票多數獲議會通過。卡拉漢只得宣布立即舉行大選，保守黨在大選中獲絕對多數，瑪格麗特·柴契爾出任首相。歷史學家摩根（Kenneth O.Morgan）在講述這段歷史時不無辛辣地寫道：「在泛濫成災的垃圾箱、關閉的學校和未及掘成的墓穴中，工會任著性子摧毀了一個對他們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政府……」這句話的確表達了許多當代英國人對60年代中期以來英國問題癥結所在的看法，即工會的行動太不負責任。

  柴契爾上台標誌著「共識政治」的結束。在大選中，工黨繼續許諾減少失業、降低物價、控制工資、節儉開支，保證降低個人所得稅，卻同時擴大社會服務——這樣一些矛盾的許諾，在經濟如此糟糕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兌現？保守黨則提出：在更多的分配之前必須有更多的生產，控制通貨膨脹只能由控制貨幣供應來實現。兩黨的綱領實際上反映了兩個不同的經濟理論，表達了兩種不同的價值取捨。工黨仍然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認為擴大消費就能解決經濟危機。保守黨則接受了貨幣供應學派的觀點，認為通貨膨脹產生於公共開支過大而不得不發行過量的鈔票。

  在兩種理論的背後，實際上有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一方要加強政府的干預，用增加開支的辦法來消滅失業、擴大消費，從而刺激生產；一方則要努力縮小政府干預，讓經濟「自由」地發展，提高利潤，增加投資，強化競爭，加強市場調節作用，靠刺激人們賺錢的動機來發展生產。在具體做法上，前者著眼於消費，因而主張最大限度地提高工資，最大限度地保證就業；後者著眼於利潤，因而認為只有儘可能限制工資增長，並為此不惜維持一支「勞動後備軍」（即失業人口），才能保證最高的利潤率，從而帶動生產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前者將受到工會的歡迎，後者則受到僱主的歡迎。自戰後以來，兩黨第一次產生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共識政治」的思想基礎已經被保守黨拋棄了，它現在決心甩掉戰後一貫的做法，嘗試一下新的「自由市場經濟」。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保守黨現在要做的，似乎是一百多年前自由黨曾經做的，而保守黨在當時曾竭力反對這樣做。但新的「自由市場經濟」不會是老的自由放任經濟，國家已經在每一個社會領域深深地紮下了根，要想完全退出是不可能的。「福利國家」已成為現實，要想否定它更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保守黨如何讓經濟「自由」地發展，的確是一個讓人拭目以待的問題。

  保守黨內意見不一，多數人雖想做一些嘗試，但對於完全脫離30年來兩黨共同執行的一致政策，卻顯得不那麼堅定，這些人是黨內的「濕派」——黏黏糊糊的一派。柴契爾及其支持者是「干派」——乾乾脆脆的一派，他們執行強硬路線，而不管其後果如何。

  柴契爾擔任首相後在下院第一次演講時就說：「人民面臨的選擇是：繼續在階級合作主義的全能國家的道路上走下去，還是恢復有利於個人的那種平衡？工黨贊成前者，我們提出後者……」此後她大刀闊斧地執行貨幣主義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意在增加他們的收入，提高他們的投資積極性），緊縮銀根，大規模提高貸款利率（以控制貨幣總量），削減公共部門借款需要，猛砍公共開支（包括行政經費、教育經費、住房補貼、醫療保險費、英國廣播公司事業費等），以及變賣國有財產。

  英國在這樣一副「猛藥」的捶打下，經歷了自1931年以來最大的經濟蕭條，國民生產總值下降3%,失業率最高達13%,總人數超過300萬。由於大批工人失業，工資上漲的要求得到抑制，通貨膨脹是降下來了，但代價極大。很多中小企業倒閉，社會衝突也加劇，許多人說：這副藥對英國的損害比「英國病」還要大。364名經濟學家在《泰晤士報》上聯名發表文章，反對貨幣主義經濟政策（但不久又有幾乎同樣多的經濟學家撰文表示支持這個政策）。柴契爾夫人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卻毫不動搖地說：這正是她所預料之中的——她真不愧那「鐵娘子」的光榮稱號。

  柴契爾夫人的措施主要有四：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貨幣，三是削減社會福利，四是打擊工會。

  在私有化方面，柴契爾政府把大批國有企業轉為私有，到1987年，國有企業40%實行私有化，總資產達200億英鎊，涉及職工60萬人，其中包括英國電訊公司（British Telecom）、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和英國鋼鐵公司（British Steel）等巨型企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方式是把國有企業的股票上市出售給私人。到1989年，持股人從300萬增加到1100萬，占全國人口的20%,這似乎加強了「全民資本主義」這樣一種印象，而企業的生產也因此提高50%左右。

  柴契爾政府執行嚴厲的貨幣政策，1980-1988年間，通貨膨脹率從19.7%下降到4.9%,價格運動也趨向平穩。

  在削減社會福利方面，柴契爾政府力圖減少社會福利開支，對養老金、家庭補貼、產假補貼、失業補貼等等做出嚴格的限制，並企圖對醫療保險制度進行改革。不過，社會福利是英國工人經過長期鬥爭取得的成果，在這方面做出的任何變動，都可能引發重大的社會衝突，因此柴契爾政府在這方面雖然喊得多，實際能做的卻並不多。「福利國家」已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任何人想改變它都是極其困難的。

  但在打擊工會力量方面，柴契爾政府卻取得成功。長久以來，保守黨理論家就把「英國病」（British Disease）的病根歸結為工會力量太大，他們認為工會也是一種「壟斷力量」，壟斷了勞動力市場，使之不能按市場規律運行。工會以罷工為武器，人為抬高工資，結果引發物價的全面上漲。因此，要控制通貨膨脹，就必須削弱工會的力量，特別是磨掉工會最銳利的武器即罷工。

  出於這種理論，1980-1984年，柴契爾政府制定了兩個《就業法》（Employment Act）、一個《工會法》（Trade Union Act），對工會的權利和責任做出嚴格的限制，特別是對罷工及與罷工有關的活動（如設置糾察線等）做出嚴厲的規定。1984年，柴契爾政府向力量最強的工會之一煤礦工會攤牌，政府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包括改建發電廠，使之既可燒煤又可燒石油；大量儲備煤炭，在1984年達到5700萬噸等等。1984年3月5日，罷工開始，一直延續362天，到1985年3月3日才宣告結束，其間政府出動大批警察，並且每星期要因為燃燒石油而貼補2000萬英鎊。工會最後堅持不住，終於無條件復工。南威爾斯礦工工會的領導人說：「礦工的失敗打掉了工會運動的勇氣」，政府還查封該工會全部800萬英鎊財產，直至1986年工會向法庭認錯才歸還。這次攤牌以政府的全勝告終，英國工會的力量由此受到極大削弱。

  柴契爾路線從1983年起開始奏效，到1988年，英國經濟已全面好轉。6年中經濟不斷增長，超過了美國和歐洲共同體的平均增長水平，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也下降，財政收支出現盈餘，勞動生產率逐年提高，人均年收入穩步成長，按柴契爾的說法，英國「出現了經濟奇蹟」。

  在保守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工黨卻分歧不斷，危機重重。1981年卡拉漢引咎辭職，在選舉新領袖時左右兩派勢均力敵，出現嚴重對峙，結果左派富特當選。工黨改變了由議會黨團選舉領袖的做法，改由工會、地方選區組織和議會黨團共同選舉領袖，而且工會取得最大的發言權（40%）。這種事態發展促使右派脫離工黨，另組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創始人是三位男議員和一位女議員，於是被戲稱為「四人幫」。社會民主黨站在工黨和保守黨中間，企圖建立一支強大的中間力量。它與自由黨談判合作，形成社民自由聯盟，在民意調查中取得近30%的支持率，對英國的兩黨政治構成巨大的威脅。一時間，社會輿論紛紛猜測英國是否會出現三分天下的局面，或是否再出現一次當年工黨取代自由黨的劇變。但這種情況終於沒有出現。在英國，兩黨政治根深蒂固，而且「中間立場站不住」。當年，自由黨被工黨擠到了中間的位置上，結果越來越衰落；現在，社會民主黨自覺地站在中間立場上，因此註定成不了大事。1983年大選，社民自由聯盟雖然獲得25.4%的選票，但只得到23個席位；工黨獲得27.6%的選票，卻得到209個席位。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領先者當選」的原則，社民自由聯盟的選票極其分散，因此雖然支持它的人很多，能當選議員的卻很少。自此以後，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一直把按比例分配議席列為它們的奮鬥目標。

  此時，柴契爾夫人已處在她聲望的頂峰。經濟已越過最困難的關口出現轉機，福克蘭群島之戰（Falkl and s War）又似乎重振了帝國雄風，使許多人重溫著帝國舊夢。保守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取得397個席位。工黨經過這次失敗，分裂得更加厲害了，許多人說工黨提出的那個競選綱領是「歷史上最長的自殺備忘錄」，該綱領把各派觀點塞在一起，結果成了個大雜燴。但兩黨分歧卻在各自綱領中表現得很明顯：在國內政策方面，工黨繼續要求增加公共開支，進一步實行國有化；保守黨則力陳在貨幣主義政策指導下取得的成就，保證進一步非國有化。

  大選後工黨開始了一個漫長的調整政策的過程，富特辭職，由金諾克（Neil Kinnock）接任。金諾克雖屬左派，卻靈活地執行了中派路線；右派的哈特斯利（Roy Hattersley）任副領袖。1987年，英國經濟已出現「奇蹟」，柴契爾再次提前舉行大選，結果以超出其他政黨102席的多數第三次獲勝，成為20世紀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也是自1827年以來唯一能夠在連續三次大選中獲勝而連任的首相。

  工黨在第三次慘敗後開始全面調整政策，放棄全盤國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人士的稅率，主張充分就業但並不提出實行之期限。金諾克在黨代會上公開說：在「社會主義」到來之前，「我們面臨的是市場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把它管理得比托利更好」。黨的競選負責人古爾德（Bryan Gould）也說：「對市場進行研究可以告訴我們人民需要什麼，然後我們就應該證明我們這個黨能夠滿足這些需要。」可見在選舉的壓力下，工黨將越來越背離其「社會主義」立場，日益向「市場經濟」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