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後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爭雖說是主旋律，但在「國內戰線」即英國的內部事務方面，20世紀的幾大主題仍然在展開。儘管因戰爭狀態它們表面上退居次要地位，但戰爭促進了問題的解決，為社會創造了解決問題的環境。20世紀初提出的那些問題，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醞釀成熟、而到戰爭結束後逐一解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開創了一個「新社會」。

  當然，戰爭是當時的主旋律。

  1939年9月3日英國對德宣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但戰爭在半年的時間裡卻是「西線無戰事」，以至張伯倫始終暗藏希望，幻想德國將不戰自亂，或者它也許不會在西線進攻，而直接把禍水指向東方。1940年1月，經濟戰爭部發表的第一個情況通報十分樂觀，它說德國已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其程度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兩年之後，因此可指望用經濟的手段打贏戰爭。這無異於是說德國將不戰自敗，既然如此，何必要大動干戈呢？於是，就形成了邱吉爾所說的「灰暗的戰爭」。多數英國人此時精神麻痹，已疏散的人口又返回家中，舞廳和電影院通宵營業。3月復活節假日，旅遊勝地擠滿了度假的人群，戰爭仿佛與英國無關。

  轉折點發生在挪威戰役爆發後。4月初，就在該戰役爆發的前夕，張伯倫還對戰局持輕鬆看法，他公開宣稱希特勒「錯過了班車」，沒有在「我們有時間彌補不足前」壓倒盟國。但隨著挪威戰局的失利，國內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5月2日，張伯倫宣布英軍已撤離挪威，不滿的情緒立刻上升到極點。5月7-8日，議會辯論戰爭問題，最尖銳的批評意見來自保守黨內部。張伯倫的老朋友、老同事艾默里（L.S.A mery）用當年克倫威爾解散殘餘議會時的話對張伯倫說：「你在這兒坐得太久，對你沒有好處。走吧，我說……以上帝的名義，走！」他的話受到熱烈的歡呼。工黨提出不信任投票，張伯倫雖然以281∶200之多數渡過了這一關，但大約有40名保守黨議員投反對票，另有約60名棄權。9-10日的民意測驗顯示，只有22%的人支持張伯倫。5月10日，工黨通知張伯倫將不參加他所領導的聯合政府，而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對於戰爭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那天下午，張伯倫知趣地辭去首相職，並提議由邱吉爾接任，國王立刻批准了對邱吉爾的任命。那天晚上，邱吉爾就寢時，強烈地感到自己如釋重負，他覺得「好像是正在和命運一同前進」，他「以往的全部生活，不過是為了這個時刻，為承擔這種考驗而進行的一種準備罷了」。

  但邱吉爾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就在這一天，德軍越過荷、比邊界，發動對西線的全面進攻。三個星期後，英軍已被全部趕出歐洲大陸，完成了「敦刻爾克大撤退」。再過三個星期，法國已經投降了，英國成了唯一還在與納粹德國作戰的國家。這是自拿破崙戰爭以來英國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戰爭爆發時，它的軍力遠不如敵國。與1914年相比，其陸軍數量很少，倉促組織起來，缺乏有效的訓練。英軍的裝甲部隊遠落後於德國，而這個兵種在以後的地面戰爭中將發揮決定性作用。英國海軍雖然強大，但艦隻陳舊、裝備落後，而且航空母艦不如日本多，裝備不如日本先進。如果英國同時與德、意、日三國開戰，它的海上力量將窮於應付，四處挨打。英國空軍在那幾年發展得很快，裝備也不錯，但其數量仍比不過德國，並且德國的地空配合作戰顯然在戰術上占了上風。

  最糟的是英國經濟實力已大不如以前，1914年英國工業生產能力占全世界的13.6%,當時還不到10%。英國出口量減少，致使其支付能力弱，據估算若戰爭長期進行，英國將在1941年破產。法國投降後，英國就是孤軍作戰了，1914年還有東線和南線，當時只剩下一個不列顛孤島。

  

  但英國的士氣卻開始高昂。邱吉爾接任後第三天，他在議會發表著名的就職演說，他說：「我沒有別的，我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你們問：我們的政策是什麼？我說：我們的政策……就是進行戰爭；同一個在邪惡悲慘的人類罪惡史上還從來沒有見過的窮凶極惡的暴政進行戰爭……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覆：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去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和艱難，也要去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不能生存。」

  這些話改變了政府軟弱無力的形象，表達了新政府戰鬥到底的決心。由於邱吉爾組閣，人民恢復了信心，法國淪陷後曾出現一幅著名的漫畫，上面畫著一個英國兵，面對英吉利海峽自豪地說：「孤立無援麼，很好！」民意測驗顯示，只有3%的人認為會輸掉戰爭。邱吉爾在《戰爭回憶錄》中說：「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們這個島嶼的每個角落。」

  邱吉爾組成的聯合政府由三黨領導人共同參加：艾德禮任掌璽大臣（Lord Privy Seal），掌管下院；後又兼邱吉爾的副首相（Deputy Prime Minister）、接任樞密院長；貝文出任勞工大臣，負責政府與工會的溝通，保證向戰爭提供人力；哈里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Foreign Secretary），但很快被艾登取代，由艾登領導戰時外交；自由黨領袖辛克萊（Archibald Sinclair）擔任無關緊要的航空大臣，從而象徵性地保證了三黨聯合；報業大王比弗布魯克（Lord Beaverbrook）出任飛機生產大臣，他在這個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為「不列顛之戰」（Battle of Britain）的勝利提供了物質基礎。張伯倫留任，擔任樞密院長（Lord Presidentof the Council），直到10月份他去世為止。邱吉爾自己兼任國防大臣（Minister of Defence），負擔指導戰爭的全部重任，並以他為中心成立一個核心內閣（戰時內閣），協助首相指導戰爭。

  聯合政府在戰爭中經受了兩次考驗，一次是1942年初，當時，日本在東南亞發動攻勢，奪取了中國香港，攻進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並準備入侵澳洲；在北非，德軍則開始了新的一輪進攻。議會於是出現騷動，甚至有謠言說邱吉爾準備下台。1月27日，邱吉爾要求議會舉行信任投票，他號召所有議員公開表態，「在投票時誰都不必膽小如鼠」。議員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結果以460∶1的票數投了政府的信任票。

  第二次發生在1942年夏天。德軍在北非取得重大進展，他們突破英軍防線，攻占了托卜魯克，正在繼續向阿拉曼（el Alamein）迅速推進。英軍則一潰千里，尼羅河三角洲危在旦夕，英帝國似乎要從非洲被趕出去了。邱吉爾剛從華盛頓回到倫敦，立即面臨一次不信任投票，提出動議的是保守黨財政委員會主席沃德洛米爾恩（Sir John Wardlaw-Milne），他得到海軍元帥羅傑·凱斯（Sir Roger Keyes）和前陸軍大臣（Secretary for War）霍爾貝利沙（Hore-Belisha）的支持。這些人對「皇家軍隊的英勇氣概和堅忍精神表示敬意」，但是對「中央有關戰爭的指揮工作卻不予信任」。邱吉爾立即予以反擊，他要求下院「必須成為國家中的持續穩定的因素，而不要成為新聞界中那些心懷不滿的一部分人……的工具」，他說這幾天的辯論「已在國外造成有害影響……我們的敵人就會對此大加利用」。他要求全體議員投票支持政府，讓英國人正在與之做殊死鬥爭的「暴君的耳邊響起失望的喪鐘」。投票結果，支持米爾恩提案的只有25人，棄權的約30人，476人投反對票，聯合政府成功地渡過了戰時最大的一次危機。

  在戰爭中，政府的職能迅速擴大，以前認為政府不應該管的事，現在則必須管起來，這樣就觸及20世紀的一大主題，即國家的作用問題。在戰爭的壓力下，政府的規模大為擴展，成立了許多新的部，比如物資供應部、經濟戰爭部、新聞部、糧食部、海運部、國內安全部，乃至飛機生產部、民航部、城鄉規劃部、燃料動力部、廠房建築部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央政府的規模相當小，自由主義的傳統從來都把政府看作「不可避免的禍害」，因此要儘量限制它，使它不能危害個人的自由。但要想打贏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場「總體戰爭」，沒有政府在一切方面發揮作用是不行的，於是人們認可一個無所不在的「大政府」，讓越來越多的「官僚部門」建立起來。這些新增加的部在戰後大多都保留下來，從而為國家干預整個社會奠定了基礎。

  戰爭還導致權力集中，邱吉爾也許是20世紀權力最大的首相。他直接指導戰爭，直接領導外交行動，直接與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史達林等人通信往來，並直接與各戰地指揮官保持熱線聯繫，指揮戰鬥。他成立內閣國防委員會和三軍參謀長委員會，親任其主席；樞密院長委員會是一個內閣外的「內閣」，負責協調各方面關係。他還成立了其他各種委員會如生產委員會、本土防衛委員會、經濟政策委員會、糧食政策委員會等等，負責制定各種政策，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對首相本人負責，其所制定的政策要求各部執行。邱吉爾還有一班私人顧問，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斯梅將軍（General Ismay）和林德曼博士（T.A.Lindemann），前者在許多場合充當首相的私人代表，為協調文武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後者是首相的科學顧問，他能把科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淺顯的語言向首相介紹，從而保證這些成果能迅速而準確地運用於戰爭。

  戰爭需要對人力進行最大的動員。戰爭剛爆發，徵兵制就開始了。接著，一系列議會立法授權勞工大臣對全國人力進行統籌支配，包括必要時向某些緊缺的生產部門指派勞動力。1940年起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國民登記，18-50歲的男女必須以某種形式為國家服務（服兵役或參加本土保衛、維護治安或在政府指定的部門工作等等），19-22歲的婦女必須全日工作，其他婦女則至少要半天工作。1941年夏，已經有800萬男女組織在軍隊、國土防衛隊或軍工生產部門中，到年底，14-64歲的男子有94%被國家徵用。這種規模和形式的動員在英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

  戰爭期間甚至暫時停止了某些公民權利，幾百年來形成的言論出版自由、罷工自由等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勞資雙方還實行「休戰」。1939和1940年的《緊急權力法》（Emergency Power Act）授予政府廣泛的權力，甚至可以在「有利於公共安全和國土保衛」的前提下任意拘捕任何人。但總的來說，英國對公民的控制相對於其他交戰國來說還是寬鬆得多：英國始終沒有實行勞動力調撥制，工作變動基本上是自願的；它還最大可能地維護個人權利，限制行政部門「越權」。1944年下院組織了一個「審查委員會」，對各部發布的每一項命令進行審查，看它們是否侵犯了公民權利。但不管怎麼說，戰爭擴大了政府的權力，也改變了人們對公民與國家關係的看法。

  戰爭使工黨地位迅速上升，從而完成了從20世紀初就開始的新政治力量崛起的過程。1931年工黨政府垮台後，該黨曾陷入嚴重的內部紛爭，左右兩派在經濟政策、外交政策和社會改革的幅度方面分歧都很大，因此大大地削弱了黨的戰鬥力。1935年，黨在大選中雖然成果輝煌，但黨的領袖全部落選，結果只好挑一個不知名的生手擔任議會黨團領袖，而在此後約四年中，他似乎只是個背景人物，在前台的還有像貝文、多爾頓這樣的人。

  工黨的社會主義綱領特別是黨章第四款是工黨執政的重大障礙，不僅有產者對此充滿敵意，而且一般百姓也對「社會主義」是否符合英國的國情心存疑慮。人們不知道工黨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而要知道它是什麼，又非得工黨先掌握政權、將它付諸實行才行。因此在整個30年代，工黨就陷在這樣一種尷尬的局面中：反對它的人不支持它，應該支持它的人也不準備支持它。

  戰爭改變了這種局面。首先，戰爭需要工黨的支持，一個為黨派紛爭所困擾的國家不可能全力以赴進行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作為最大反對黨的工黨此時必須進入政府，參與政府決策。張伯倫辭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不能延攬工黨入閣，這說明了工黨的重要性。

  其次，戰爭需要工黨發揮作用，工黨與工會的關係使它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在戰爭中，正是因為工黨與工會的特殊關係，才使英國順利地調動了全國人力，充分地利用了它本來是十分貧乏的人力資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作為一場「人民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發了人民對未來的期望，而工黨正為人民提供了這種期望。在戰爭中，人們發現：戰爭是人民打贏的，因此人民應得到充足的補償。人們還發現：戰爭中政府涉足於一切領域，它不僅組織了戰爭，而且組織了整個社會生活。比如說，戰爭剛開始時，政府就組織城市兒童疏散，幾十萬城市兒童被轉移到鄉村，其有條不紊、組織之精良，竟使許多人深感吃驚。戰爭中，政府負責勞動力分配，使人突然想到由政府來安排就業也許可以消滅失業！政府制定物價與工資，結果物價穩定，工資水平卻不斷上升，貧困問題似乎可以解決。政府實行食品定量，結果戰爭的艱苦歲月不僅沒有造成飢餓，反而依平均水平估算，人民的營養程度比過去更好。所有這些都說明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並不見得好，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國家干預理論則大可行得通。

  工黨的「社會主義」，如果指的是依靠國家的調節，使財富的分配變得更合理，那麼這不僅在實踐中可行，而且正是千百萬在戰爭中做出了犧牲的普通人所一心嚮往的。人們對工黨的疑慮消失了，工黨成了可以引導英國走向戰後「新社會」的一個可能的選擇。關於戰後要建設一個「新社會」的議論，早就在平民百姓中盛行，媒體乃至教會中人士都津津樂道。1942年9月由工業基督教徒協會發起的一次群眾集會上，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宣稱應該對土地與貨幣實行公共管理，約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則強調國家制定住房計劃的重要性。1940-1942年，連續三個議會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強烈主張政府在戰後應該對工業及人口的分布、土地的開發利用、市鎮的重建等等進行規劃指導。

  在這種氛圍中，解決20世紀另一個主題的時機開始成熟了。1942年12月1日，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向全國公布了他著名的「報告」。貝弗里奇是經濟學家，曾擔任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院長，1941年底他受政府委託主持一項調查，對社會保障問題提出建議。參加調查的有十幾個部的代表，但只有貝弗里奇一個人不具有官方身份，因此由他簽署了「報告」。根據這份「報告」，國家在戰後應當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每個人不再受貧困的襲擾。貝弗里奇「報告」實際上勾畫了一個戰後「新社會」的藍圖，因此立即形成巨大的衝擊波。倫敦各報以顯著版面刊登「報告」摘要並發表評論，《泰晤士報》說，「報告」把「希望變成了明確現實的計劃」，它應該成為「政府行動的基礎」；《經濟學家》（Economist）說它是「迄今所起草的最令人矚目的政府文件之一」，無論戰爭的結果如何，「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應同步進行」。一年中，「報告」全文售出25萬多份，摘要本售出近37萬份，另在美國還售出4萬份。許多人排長隊購買一本兩先令的「貝弗里奇小冊子」。「報告」是有史以來銷售量最大的一份官方文件，12月中旬的民意調查表明：有95%的人知道貝弗里奇「報告」。

  「報告」顯然為戰爭中的英國人提供了一個美好的憧憬——這是一個「新國家」，許多人把它叫作「福利國家」，但貝弗里奇認為「社會服務國家」更合適。在這個國家中，「貧窮」將永久消失，人人都將有生存的保障。邱吉爾雖說富於遠見，但這一次他對民眾的情緒掉以輕心。他在給政府大臣的備忘錄中說要警惕「危險的樂觀主義」，「不要產生虛假的希望」。工黨領袖為了維護聯合政府的一致性，也認為應集中精力打仗，暫不要對戰後問題討論過多。1943年2月，兩黨后座議員不顧各自領袖的阻撓，強行在議會開展辯論；政府對「報告」反應冷淡，邱吉爾甚至不參加討論。工黨后座議員提出一項動議，要求支持並執行貝弗里奇「報告」，結果以119∶335票失敗。無官職在身的工黨議員中，除一人外全都支持動議：這是戰時政府遭受的最大一次打擊。領袖們的態度使許多人感到失望，1944年新聞部一項報告說，「許多人尤其是工人一方面支持這項計劃，一方面又擔心它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成為法律」，有些人甚至說政府會「向孩子們提供家庭補助金，然後再通過削減兒童享受的所得稅扣除的辦法，把補助金重新拿走」。

  對「新社會」的期望和對政府的失望交織在一起，就導致在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但勝局已定時舉行的那次大選中，選民把一位領導他們走向勝利的英雄趕下了台，這在英國歷史上雖不是沒有先例，但仍然使全世界大吃一驚。貝弗里奇「報告」發表後舉行的幾次議會補缺選舉中，其結果就顯示選民的情緒正普遍左傾。政府失去的16個席位，主要是丟在保守黨方面，而工黨的聲望則開始增長。1943年6月到1945年6月所作的一系列選舉預測表明：假如舉行一次新的大選，工黨將比保守黨領先7-18個百分點。

  工黨對戰後政局的關注要比保守黨認真得多，也許正因為邱吉爾享有崇高的個人聲望，保守黨才在選舉問題上似乎並不擔心。邱吉爾自己從來就沒有考慮過大選失敗的可能性，他希望聯合政府能繼續執政，在自己領導下完成戰後的重建工作。但工黨在1944年底的代表大會上明確表示：它只希望聯合政府存在到戰爭勝利的那一刻為止。1945年5月18日，德國投降後僅9天，邱吉爾寫信給艾德禮，要求把聯合政府維持到日本戰敗。艾德禮本人是支持這個建議的，而且他和邱吉爾共同起草了這封信，但工黨全國委員會第二天就開會拒絕了這個建議，結果邱吉爾於5月23日正式辭職，定在7月5日舉行大選，在此期間，由邱吉爾擔任看守政府首腦，工黨則全部退出內閣。

  工黨為大選作了充分的準備，在它頒布的競選宣言——《讓我們面對未來》中，它作出三項許諾：1.充分利用國家資源，提高生產能力；2.通過工資、社會服務和保險，將購買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3.對關鍵性的工業部門及醫院、學校等實行計劃投資，政府指導新工廠的設立。在宣言的結論中工黨聲稱：「工黨是一個社會主義黨，並為此而自豪。工黨的最終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大不列顛共同體——它自由、民主、有效、進步、富有公益心，它的物質資源將組織起來服務於英國人民。」大選的結果完全出乎邱吉爾意料之外：工黨取得壓倒性勝利，保守黨只獲213個席位，工黨則獲393席。當天（7月25日）晚7時，邱吉爾覲見國王，提出辭呈。艾德禮隨後應召入宮，組織工黨的第三屆政府，也是它第一次掌握議會多數的工黨政府。

  工黨掌權後，就要來解決戰爭中醞釀成熟的許多問題了。這屆工黨政府打算實行兩個目標，一是國有化（nationalization），二是建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兩個目標雖不相同，卻又有內在的聯繫。

  新的議會開幕時，政府就通過國王之口提出擴大工業中公有製成分的政策；此後兩年裡，政府制定一系列議會法案，實行國有化：首先是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國有化，接著是煤礦國有化，再接下來，民航、鐵路、公路、運輸、煤氣、鋼鐵、電力等部門也都實行國有化，由國家建立相應的經濟實體（如國家煤炭局等）作為財產所有權的體現者。這些「公共法人團體」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負責經營，而政府自己卻不直接插手，只由相關各部作出政策性指導。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在多數場合下仍掌握在原有的經營人員手中，這樣，原有的私人企業結構並沒有發生很大變化，工人仍然是勞動力的提供者，他們仍然與「資方」討價還價，舉行工資與工作條件的談判。他們還可以發動罷工，用罷工這個最有力的武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於政府不直接經營企業，因此在出現「勞資衝突」時，政府仍可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調解雙方分歧。這當然是一種巧妙的安排，但這樣一來，「國有化」的實質就在於政府接過企業的「所有權」（一般給予原「所有人」巨額賠償），而讓管理權保留在原來那些人手裡，因此並沒有改變企業中原有的產業關係。

  工黨的思路在1934年黨的綱領《為了社會主義與和平》中就已形成，戰爭只是使實施這些綱領的條件成熟而已。保守黨多數已經對「國家干預」習以為常，因此只對工黨的方案作一些修修補補，並不當真反對其原則。邱吉爾一面大喊「社會主義」將毀滅英國，一面又支持英格蘭銀行國有化。他在向保守黨1922年委員會作政策說明時，只說他「不想用更廣泛的改革計劃和工黨搶先爭腔」，而並沒有反對已經出台的國有化措施。1947年保守黨研究部拋出了一部《工業憲章》，實際上是保守黨的政策調整宣言。其中認可了英格蘭銀行和煤炭等行業的國有化，但對擬議中的鋼鐵國有化表示反對。到這個時候，兩黨在國有化問題上的爭執更多的只是一種競選策略，而不是真正的政策分歧了。

  但兩黨在鋼鐵國有化問題上，還是著著實實地較量了一番，並且觸發了第二次上院改革。

  1949年工黨政府提出鋼鐵國有化法案，這時離下一次大選只剩下一年多時間。政府意識到保守黨會把鋼鐵國有化作為競選的一個重要話題，並可能利用它所控制的上院行使延置權。假如果真如此，那麼在法案被延置兩年之後，萬一工黨競選失敗不再掌權，鋼鐵國有化方案當然也就夭折了。考慮到這一點，工黨政府決心對上院再開一次「刀」，它依靠下院多數通過一個新的《議會法》，將上院延置權縮短為一年。後來上院果然否決了鋼鐵國有化法案，但一年後它就自動生效了。以後，保守黨上台就將該法廢除，工黨上台又將其恢復，如此兩起兩落，經過四個回合，其間並不存在實質分歧，只是兩黨借鋼鐵國有化問題檢驗自己的實力而已。

  國有化對英國的衝擊並沒有事先想像的那麼大。到1948年國有化基本告一段落時，80%的勞動力仍然在私營企業工作，「以後十年，國有企業更只是私營企業徹底的奴僕而不是它的主人」。國有化不是「公有化」，它沒有威脅到私有制的存在，也沒有威脅到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國有企業中的工人並沒有「參與」企業管理，他們不是「合伙人」，更沒有「所有權」。熱情支持國有化和激烈反對國有化的人事實上都錯了，國有化的結局是雙方都不滿意。中等階級本來就對國有化心存疑慮，隨著1947年經濟危機的到來，大批選民離工黨而去，在這種壓力下，工黨修改政策，國有化到此基本結束。但強烈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又對工黨的「背叛」表示不滿，因此到下一次（1950年）大選時，雙方的不滿都發泄出來，工黨只得到5票多數。

  如果說國有化政策半途而廢，那麼「福利國家」卻取得了成功。「福利國家」主要體現在1946年的《國民保險法》和《國民醫療服務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中，其他一些立法比如有關住房、教育、社會救濟、家庭補貼等等的法案，則可看作輔助性措施。所有這些措施實行之後，英國人便處在「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下，國家仿佛是一把張開的大傘，把所有國民都置於它的保護下。資金是從僱主、雇員和國庫三個方面徵集的，全國每一個人在生病、失業、工傷、老年的時候，都可以享受社會津貼。這以後，貧窮問題不再是英國的社會問題，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現象不再存在了。工黨領導人對「福利國家」的成果自視甚高，負責制定《國民醫療服務法》的工黨衛生大臣比萬（Aneurin Bevan）就把醫療保險制度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試金石」。

  1950年大選，工黨以微弱多數獲勝。這時擺在工黨面前的問題是：下一步怎麼走？國有化告一段落了，「福利國家」也基本形成，保守黨在這兩個問題上都沒有作原則反對，而是自我調整政策，轉變成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儘管兩黨在競選中論戰激烈，但給人的印象是大政方針基本一致，不存在根本分歧。一個只擁有5席多數的政府其實什麼也不能做。選舉後僅半個月，保守黨就在鋼鐵國有化問題上發難，結果工黨險勝而政府倖存。此後工黨內部因韓戰問題發生了嚴重分歧，艾德禮、貝文等主張增加軍費，支持聯合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比萬等人則反對介入韓戰，說應該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更多的社會福利。1951年4月，比萬派退出內閣，工黨內部分裂，政府的多數保不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大選已不可避免，10月舉行的大選中工黨得票總數雖然比保守黨多，但保守黨取得的席位卻比工黨多，它以321席超過半數獲勝，組成新政府。

  五年之後，工黨新領袖蓋茨克爾（Hugh T.N.Gaitskell）總結工黨失利的教訓時說：「繁榮使太多的工人投了托利黨票。」工黨其實是陷進了一個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個體系要靠沉重的賦稅來支撐；它實行了國有化，但國有企業要以降低生產效率為代價。生產率的降低和稅率的提高都會引起人們的不滿，但如何才能使不斷上升的社會福利開支在生產力不能同步發展的情況下得到必要的財政基礎呢？如何才能在人們對物質需求的過高期望與為獲得社會保障所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之間找到出路呢？——這似乎是一道永遠也得不出結果的數學方程式，在此後30年中將困擾每一屆英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