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戰爭到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這使20世紀初的事件發展大多數都中斷了，比如愛爾蘭問題和婦女選舉權問題就是這樣。不過，從長遠來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並沒有改變，20世紀初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比如國家的作用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帝國問題、新政治力量崛起的問題等等，依然按照各自的邏輯向前發展。

  戰爭中自由黨的原則幾乎都被破壞了。起初人們對戰爭抱著近乎浪漫的情調，許多人覺得英雄主義時代降臨了，因此滿懷激情走上戰場，準備為「自由」打一場漂亮的短兵戰。但戰爭卻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前線的艱苦與犧牲震驚了全國，人們突然意識到：全國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人民必須不遺餘力，作出犧牲，才能打贏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現代惡戰。

  於是，幾個世紀人們所珍惜的價值不得不暫時棄置，一切為了戰爭，一切為了勝利。為打贏戰爭，政府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權力，統制全國的財力物力，調動一切力量投入戰爭。1914-1915年，議會連續通過三個《國土保衛法》，授權政府頒布戰時條例，控制軍火生產和其他生產。不久，政府就對鐵路、軍工和煤炭實行控制，委派了政府管理人員；然後又徵用商船，調節農業生產，強行開發荒地，限制糧食價格，規定食用品的質量標準等等。1918年初，當戰爭進入最後同時也是最艱苦的階段時，政府不得不對食品實行定量供應，這在英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有這些措施都與自由黨的「經濟自由」信念背道而馳，但執政的自由黨人卻不得不服從戰爭的需要，一步步遠離自己前輩們所尊崇的金科玉律，走向某種形式的國家管制經濟，甚至某種程度的「國營經濟」（如鐵路和軍工等）。1915年政府設立軍工部，直接管理大約200個工礦企業；1916年又成立勞工部，統籌調配全國人力。這兩項措施都是絕對違反自由主義信條的，因為他們把國家的職能不僅擴大到管理「物」，而且擴大到支配「人」。

  1916年，自由黨政府採取了另一項背離自由主義傳統的措施，宣布實行徵兵法。這種做法雖然在普魯士這樣的國家算不得什麼，但在英國，卻被看作是專制主義的象徵，強迫人民屈服於政府的淫威。政府還不得不徵收33%的奢侈品進口稅，這就把自由貿易這道防線也衝垮了。到戰爭結束時，自由黨的原則其實已所剩無幾。

  本章節來源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1915年，英軍在達達尼爾海峽作戰受挫，海軍大臣邱吉爾與第一海事大臣費舍勳爵（John Fisher）在戰略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導致費舍勳爵掛冠而去。保守黨領袖博納·勞（Bonar Law）通知阿斯奎斯說：保守黨應參與領導戰爭，否則它將扮演積極的反對派角色，反對政府的戰爭努力。自由黨於是不得不同意組織聯合政府，新內閣包括12名自由黨人，10名保守黨人，1名工黨人。這屆政府維持了大約一年半時間，由於戰爭情況越來越糟，國內充滿了失望的情緒，人們都認為在現存政府的領導下不可能打贏戰爭。阿斯奎斯迫於黨內外強大的壓力，於1916年12月辭去首相職位，由學徒出身的威爾斯人勞合·喬治繼任首相。這次政府更迭本不涉及黨派分歧，不過，以阿斯奎斯下台為標誌，自由黨在英國政界兩分天下的局面也就永遠結束了！

  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主要由保守黨組成，21個內閣成員中除8個自由黨人、2個工黨人之外，其餘都是保守黨人，而且占據主要位置。勞合·喬治還建立了一個大權獨攬的「戰爭指導委員會」，可說是內閣中的內閣，其中保守黨3人，工黨1人，自由黨只有勞合·喬治自己。戰爭中英國政府的這兩次更迭都是政黨間協商的結果，並沒有經過通常的憲法程序，更沒有由議會選舉來決定政府去留。雖說這可以看作是戰爭時期的非常措施，但它卻體現了20世紀的總體趨勢，即政府控制了議會，政黨是20世紀英國政治的靈魂。

  新政府在工作作風上也背離了傳統。「戰爭指導委員會」起核心的作用，主要決定都是在這個委員會做出的。內閣雖然很勤奮，幾乎每天都開會，但它的主導作用已經被戰爭指導委員會取代了，次要一點的部長只在問題涉及其各自主管的部門時，才應邀參加內閣會議，他們更像是政策的執行者，而不是制定者。在各部以及整個內閣之上，有一個像美國總統那樣的首相，各個部都向他負責，而不是向內閣負責，更不向議會負責。這種做法明顯背離了英國傳統，卻和20世紀首相權力擴大的趨勢相吻合。不管怎麼說，勞合·喬治用新方法新體制打贏了戰爭，政府的效率提高了，敷衍塞責、拖延推諉的現象大為減少。

  戰爭結束的時候，勞合·喬治成了英雄，人們都說他可以擔任終身首相。但僅僅4年之後，大家又指責他政治品質惡劣，追求個人權勢，背棄英國政治傳統中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似乎他是英國政界的一個流氓。後來在80年代成為工黨領袖的麥可·富特（Michael Foot）出身在一個傳統的自由党家庭，他說他從小就聽父輩們說勞合·喬治毀滅了自由黨，「為得意洋洋、幸災樂禍的托利主義打開了大門」。1918年5月，軍令總監弗里德里克·莫里斯（Friedrich Morris）被解除職務，他於是指責勞合·喬治向公眾謊報英國在法國的軍情。阿斯奎斯以此發難，要求議會組織調查。他的動議雖被否決，卻獲得98個自由黨議員的支持。這以後，自由黨就正式一分為二。著名歷史學家泰勒（A.J.P.Taylor）稱這是「有悠久歷史的自由黨實行自殺」。

  到1918年，議會已經有8年多沒有舉行選舉了，因此戰爭一結束，勞合·喬治就決定立刻大選。他想維持戰時的聯合政府，實際上是依靠保守黨繼續執政。自由黨在大選中分成兩派，一派支持勞合·喬治與保守黨聯合的政策，一派追隨阿斯奎斯，反對聯合。由於聯合派候選人在競選中都得到一張兩黨簽發的「聯票」證明，因此這次大選被稱為「聯票選舉」。選舉結果，聯合派大勝，但事實上是保守黨大勝，因為保守黨得到335個席位，勞合·喬治派只有133席。阿斯奎斯派自由黨輸得很慘，只得到28席，連阿斯奎斯自己都落選了。自由黨的崩潰不僅僅表現在阿斯奎斯派的失敗上，就連勞合·喬治派的勝利也是虛假的。勞合·喬治派主要在工人選區得票，而工人選區隨時可以被工黨奪走。只因為勞合·喬治打贏了戰爭，工人才投了他的票。根據「聯票」協議，保守黨不向這些選區推派候選人，因此勞合·喬治派實際上是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當選的。但這種情況在下一次大選中不會再現，到下一次大選的時候，自由黨的衰落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對此，老格拉斯頓的兒子、自由黨總部督導赫伯特·格拉斯頓（Herbert Gladstone）看得很明白，他後來說："1918年的結果粉碎了黨，不僅在下院，而且在全國。黨的地方協會消失了，或名存實亡。我們最好的黨員大批投奔工黨，其他人倒向保守黨或變成獨立派。"1918年大選實際上是自由黨的死亡宣告書。

  不過，勞合·喬治仍然在他個人威望的頂峰。他剛剛打贏一場戰爭，緊接著便要去凡爾賽，在那裡主導和會，創建國聯，成為世界級政治領袖。自由黨的勞合·喬治領導著一個保守黨的政府，不過在內政方面，他繼續執行戰前政策。政府提高了養老金標準、擴大了享受失業保險的範圍、增加了教師工資、撥款補助住房建築等等，可見儘管保守黨占優勢，它對戰前自由黨的政策卻已經能認同了。這對自由黨來說其實是一種更深刻的威脅，因為自由黨的旗幟現在也可由保守黨扛起來。與此同時，保守黨還以財產的保衛者自居，它一方面接過自由黨的社會政策，一方面又反對「財產共有」，反對「社會主義」。這在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傾向日益明顯的時候，對中等階級選民尤有吸引力。弗朗斯·科齊（Frans Coetzee）說：「反社會主義最終將使保守黨能夠重組、保存下來，並在兩黨制的合適形式中大獲其益。」

  1922年，保守黨已經強大到不需要一個自由黨首相來充當它的保護傘了。這一年的10月19日，275名保守黨議員在卡爾頓俱樂部開會討論保守黨今後的前途。多數保守黨人要求擺脫勞合·喬治，因此對黨的老資格領袖如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約瑟夫·張伯倫的兒子）、貝爾福等人要求維持聯合政府的呼籲反應冷淡。博納·勞和斯坦利·鮑德溫在這次會議上大出風頭，鮑德溫入閣才一年多，在黨內是一個相當嫩的新手。他在辯論中突然站起來對勞合·喬治進行猛烈攻擊，說繼續與他合作將加深黨的分裂，直至「古老的保守黨被碾成碎片消失在廢墟中」。表決結果，185個保守黨議員反對與勞合·喬治合作，只有88人主張繼續維持聯合。這天下午5時，勞合·喬治就辭職了，一個打贏了戰爭的英雄這時卻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1922年大選，保守黨以345票獲勝，工黨位居第二，得142票，博納·勞出任首相。1923年，博納·勞因病辭職，由鮑德溫接任保守黨領袖，他立刻提出了關稅改革問題，即建立約瑟夫·張伯倫在20年前倡導的關稅壁壘。但選民在這個問題上仍不願放棄自由主義傳統，因此在新的大選（1923年）中，保守黨失去多數，三個黨誰也沒有超過半數。博納·勞不願與勞合·喬治合作建立聯合政府，而阿斯奎斯又不願和保守黨合作。勞合·喬治於是暗中活動，支持工黨組成少數派政府。1924年，在工人代表權委員會建立24年、工黨建立18年之後，這個黨居然在英國掌權了！

  工黨的「社會主義」性質此時已公開表露。俄國革命在英國形成巨大衝擊，1917年8月，聯合政府中唯一的工黨代表亨德森去蘇俄訪問，為此他辭去內閣職務，並且在訪俄回國後立即開展工黨獨立的競選活動。但他對布爾什維主義並不欣賞，他在回國後寫道：「就我所能見到的而言，假如那種試驗付諸嘗試，其結果只會對整個事情造成災難。」他認為要想抑制布爾什維主義，工黨就必須成為強大的議會黨，而且公布自己的社會主義宗旨，把工人吸引到自己周圍。

  1917年9-10月間，亨德森與工會領導人、費邊社領導人頻繁接觸，為工黨制定出一部章程。在此之前工黨始終沒有黨章，而1918年黨章一出現，就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這集中表現在章程第四款上，即關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款。條款中的提法不是亨德森的，而是韋伯（Sidney Webb）的，韋伯認為這種提法主要不是為吸引工人（工人無論如何總要跟工黨走的），而是為了吸引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不可避免的那一部分先進的中等階級。儘管黨章中明確寫進了社會主義內容，但當年黨的代表大會對此似乎並無所謂。會上討論的主要是組織問題，亨德森的發言主要談工黨如何才能組織政府，而不是工黨的政府應該做些什麼。

  因此當工黨在1924年執政後，並不當真去實行「社會主義」。工黨從來沒有執政的經歷，突然處於掌權地位，便事事生疏，手足無措，對那台龐大的英國政治機器不知該如何操縱。擔任首相的麥克唐納說：「……我的前任有現成的秘書和運轉的機器，而我卻什麼也沒有，我必須白手起家。」這是工黨剛上台時一派窘境的真實表露。工黨還講究「體面」，處處模仿上流社會，比如它的閣員在第一次覲見國王前，就要找老師專門教習宮廷禮儀，生怕稍有疏忽，便做出什麼「貽笑大方」的事。因此工黨這10個月的掌權，就仿佛是初上檯面的學徒，做了10個月的見習生。它做的最大一件事是制定一項「住房法」（Housing Act），對工人階級住房給予建築補貼。麥克唐納主要對外交事務感興趣，他自己兼任外交大臣，參與德國賠款問題的國際談判，還打算與蘇聯簽訂條約。但在後面這個問題上工黨政府栽了跟頭，保守黨和自由黨都懷疑工黨企圖與布爾什維克勾結，於是就聯合起來，把工黨政府推翻了。

  在新的大選中，發生了季諾維也夫信件（Zinoviev letter）事件。10月25日，選舉前4天，《泰晤士報》（The Times）突然發表一封據說是由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季諾維也夫簽署、寄給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件抄本，信中要求英共動員英國工人階級支持英蘇兩國正在談判的條約，因為這將「有助於國際及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化」，「使我們能夠在英國及其殖民地擴大與發展列寧主義的思想宣傳」。信件還要求在軍隊中加強鼓動，做好軍工生產部門工人的工作。這封信暗含的意思是工黨的政策有助於布爾什維克的顛覆活動。信件發表後，蘇聯代辦處和季諾維也夫本人立即加以否認，英國外交部則背著麥克唐納提出抗議。信件對選舉結果產生很大影響，保守黨大勝，獲419席，工黨只得到15l席，比上次少了40席；而自由黨則大敗，勞合·喬治和阿斯奎斯兩派加在一起才40席。在過去兩年中，自由黨先是捧工黨上台，使反對社會主義的選民投了保守黨的票，然後又趕工黨下台，使傾向社會主義的選民投了工黨的票。自此以後，新的兩黨政治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混亂狀態結束，自由黨被排擠出英國政治的主流。

  鮑德溫出任首相，他其實是一個能力很有限的人。1923年他以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的身份出訪美國，談判戰時債務問題，結果草草率率就簽了一個協議，條件比法、意等國得到的都差。1923年他第一次出任首相，英國朝野上下都感到意外。不過，他的第二屆政府卻很穩固，一直延續到1929年。鮑德溫做事懶散，不受刺激就提不起精神。但他和氣親切，平易近人，把分歧重重的保守黨團結起來了。他認為工黨不是搞顛覆破壞的黨，而是現存政治體制中一支負責的力量，保守黨如果不像工黨一樣找到吸引「社會下層」的方法，「我們就是一隻手綁在背後進行戰鬥」。鮑德溫正確地估計到工黨今後是保守黨的主要對手，因此為保守黨提出了一條「新保守主義」路線。

  為吸引「社會下層」，鮑德溫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主要由約瑟夫·張伯倫的另一個兒子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執行。張伯倫在鮑德溫內閣任衛生部長職，工作做得很有成就。他在4年多的時間裡就制定了21個法律，多數是關於住房、衛生、城市建設、休息場地與度假設施的。他還制定了一個《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規定由郡、市政府承擔濟貧職責（原來由教區承擔），這是向國家解決貧窮問題邁出的一大步。在他任職期間，全國新建100萬所住房，國民衛生狀況改進了，1928年嬰兒死亡率降到4.5%,也開辦了許多產科醫院和兒童診所。他的多數立法都既長又複雜，比如《地方政府法》包括12項115款，花兩個半小時才通讀一遍。這個法案雖然對解決社會問題很有價值，但提出來的時機卻不對。它要求增加地方稅以作濟貧之用，而新的徵稅率恰巧在1929年大選之前送到許多選民手裡，因此使許多選民感到不快。

  1926年政府面臨嚴重危機，起源是煤炭工業的勞資衝突。1913年，英國最強大的三個工會簽訂協定表示在鬥爭中將互相支持，由此形成「三角同盟」。三角同盟的參加者是煤礦、鐵路和運輸工會，當時分別有80萬、27萬和25萬會員。這三個工會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因此三角同盟的存在，對資方和政府都是巨大威脅。

  煤炭業在20世紀弊病叢生。英國採煤業起步很早，但始終規模小，技術落後，採掘無規劃，開採水平很低。在20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情況下，竟長期得不到改造，結果成本高而利潤低，工人勞動強度大，工資卻很低，1926年與1913年相比，工資只增加20%,生活指數卻增長100%,此外還加上很高的失業率。長期以來，煤礦開採靠政府補貼，補貼一旦停止，工資就將更低，危機會立刻爆發。1921年煤礦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但罷工失敗，罷工失敗的那天（4月15日）被稱為「黑色星期五」。1925年衝突再起，政府有憚於三角同盟的實力，不敢貿然攤牌，便宣布延長補貼9個月，這一天（7月31日）被稱為「紅色星期五」。9個月延長期快到時，雙方都意識到攤牌不可避免，於是都在做決戰的準備。

  1926年3月，關於煤炭問題的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公布調查報告，報告對工人的處境表示同情，建議對煤炭業實行改組，包括國有化、合併小礦井、改造工作環境、建立全國工資統一標準等等。但報告也宣稱國家對煤礦開採的補貼應該停止，為彌補其間的差額，礦工要麼降低工資，要麼延長工時。

  礦工十分憤怒，他們提出「工資不減一分，工時不加一分」的口號。工會要求：在煤炭業進行改組之前，首先應談妥工資問題；礦主則堅持：井下工作日恢復到8小時，工資則回歸到1921年水平。雙方談判破裂。4月30日，9個月的延長補貼期屆滿，現存的工資標準作廢，礦主宣布同盟歇業。5月1日，各行各業的工會代表828人投票宣布將採取「聯合行動」聲援礦工，並授權工會代表大會總委員會解決爭端。5月3日午夜，全國總罷工（General Strike of 1926）開始。

  工會一再宣稱這是一次產業衝突，不含政治目的。政府則聲稱罷工企圖推翻政府，改變政治制度。罷工氣氛總的來說是平靜的，很少發生暴力衝突，但平靜中蘊含著緊張，因為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總罷工」。直接參加罷工的有300萬工人，領導總罷工的是工會代表大會，它擁有430萬有組織的產業工人。捲入罷工的行業包括煤炭、運輸、碼頭、印刷、鋼鐵、化工、電力、建築等。罷工的影響超越國界，引起全世界的密切關注。鮑德溫政府對罷工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一方面它宣布罷工「違憲」，一方面又呼籲重開談判，停止罷工。它組織了大批中等階級市民參加維護交通、分發食品等工作，結果使正常的社會生活勉強維持下來，未發生崩潰，罷工的威力因而也就減輕了。5月12日，工會代表大會總委員會宣布停止罷工。當天下午，鮑德溫在下院受到歡呼，他說這是「常識的勝利……是聯合王國全體最優秀人民的勝利。現在我們又能夠以合作的精神來恢復我們的工作，把怨憤與仇恨都丟到腦子後面去了。」

  儘管鮑德溫做出和解的姿態，似乎對罷工已全然忘記，但1927年，政府制定新的《勞資爭議法》，宣布總罷工和同情性罷工為非法；工會若徵收政治性捐款，必須事先得到各有關會員的書面同意；而在過去，是每一個工會會員都必須交納政治捐款的，除非他公開聲明不願這樣做。總罷工的失敗和隨之制定的《勞資爭議法》極大地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工會人數劇減，1920年工會會員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45.2%,1933年只剩下22.6%了。罷工次數在以後的13年中降為原先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工會運動也變得更溫和了，工會領導人採納了一種更加合作的策略。

  儘管如此，工黨反而因總罷工受益。它沒有直接捲入罷工鬥爭，因而在政治舞台上絲毫不受影響。相反，它指責1927年《勞資爭議法》是「階級立法」，說它是為有產者服務的，因此在工人中提高了聲望。1929年大選，工人選民下決心對總罷工失敗和《勞資爭議法》實行報復，工黨在那一年第一次成為議會最大的黨，由麥克唐納出面組成第二屆工黨政府。那一年，自由黨在勞合·喬治領導下做最後一次努力，企圖恢復它原有的地位。它提出一個與工黨綱領幾乎無異的競選綱領，完全放棄了自由主義原則。但在工黨與自由黨之間，工人選民當然選擇工黨。

  工黨第二次入主政壇，已經擺出一副當仁不讓的架勢。麥克唐納雖然出身卑微，是蘇格蘭一個女僕的兒子，但他一副紳士派頭，似乎是「人群中的一個王子」。他出入於克里斯蒂拍賣行，搜集古玩與名畫；他到棋盤山莊（the Chequers）去度周末，與倫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等保守黨貴族來往甚篤。他的財政大臣斯諾登（Philip Snowden）信奉傳統的金融政策，周旋於銀行家之間，被授予倫敦城自由市民稱號。亨德森是真正獻身於工黨事業的，但他擔任外交大臣，在這方面頗覺生疏。這些人也許想在第二次執政期間有所成就，但他們掌權不是時候，就在工黨政府成立後不久，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爆發了。

  危機中英國受到很大打擊，產業蕭條造成失業大增，1929年5月工黨執政時失業人數120萬，到1931年7月已達到280萬，占投保工人總數的23%。但斯諾登企圖以傳統的自由主義來解除危機，他採用提高間接稅、削減政府開支的方法，結果卻反而增加了失業，對貧苦階層造成更大的壓力。一個下院調查委員會認為，必須從1931年的政府預算中削減1.2億英鎊，其中6700萬英鎊應減自社會救濟。麥克唐納等人同意削減7800萬英鎊，但當內閣進行討論時，多數成員只同意削減5600萬英鎊，而且不許從社會救濟方面削減。1931年8月24日清晨，內閣就此進行表決，11票支持麥克唐納，9票反對。面對強大的反對力量，麥克唐納宣布他將辭職，說罷他便前往白金漢宮，覲見喬治五世國王。中午，原來的工黨大臣卻驚訝地聽說：喬治五世國王沒有按慣例授權保守黨領袖鮑德溫組織新政府，而是讓麥克唐納繼續留任，組織了一個「國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

  這件事前因後果究竟如何，到現在人們也不大搞得清楚。大家現在知道的是，喬治五世接受了自由黨領袖塞繆爾的建議，要求麥克唐納繼續任職，而麥克唐納當場就接受了邀請。人們現在不知道的是：究竟麥克唐納早就有盤算，故意促成工黨政府的分裂，為「國民政府」鋪平了道路呢，還是他隨機應變，臨時接受了國王的授權，以「拯救」英國於危難之中？無論如何，工黨認為麥克唐納背叛了本黨：他在接受新的任命時居然不和本黨商量，就與反對黨結成聯合政府！工黨政府的樞密院長帕穆爾勳爵（Lord Parmoor）後來在回憶錄中很好地表達了這種情緒，他說：他一向相信內閣是英國政府的核心，「但如果說內閣確實占有這個地位，那麼在1931年首相對待內閣時卻不是這樣」。8月26日，工黨與工會代表大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不支持麥克唐納政府；兩天後，工黨議會黨團選舉亨德森為新的領袖；9月28日，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正式開除麥克唐納及其支持者出黨。

  然而新政府卻成功地渡過了危機。世界經濟危機此時已基本緩解，各國財政狀況開始好轉。斯諾登從美法兩國得到8000萬英鎊貸款，足以解救近火之急。隨後，英國放棄金本位，英鎊也貶值30%。1932年議會通過《進口關稅法》，正式放棄了自由貿易的原則，而約瑟夫·張伯倫在30年前倡導的關稅保護主義，現在竟成了國策。19世紀時英國人爭取自由貿易，20世紀卻又爭取保護主義，這大概就是歷史的邏輯！1932年，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召開帝國經濟會議，建立了帝國特惠制，從此以後，帝國對英國來說，具有了新的經濟意義。

  1931年大選，「國民政府派」（包括保守黨、麥克唐納工黨和自由黨）獲554席，工黨只得到52席，是1910年以來輸得最慘的一次。但經濟的復甦非常緩慢，「飢餓的30年代」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北方的單一產品工業區造成很大苦難。1935年工黨終於恢復過來，這一年它得到一位新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並且在新的大選中獲154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後一次選舉。

  30年代政治主要圍繞軍備與和平問題。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國掌權，戰爭的烏雲開始聚集，面對納粹德國（Nazi Germany）的喧囂，英國應採取什麼對策？這是個長期困擾著英國政治家的問題。30年代初，大多數英國人不願再捲入另一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經歷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戰後和平主義始終抬頭。許多人幻想國聯和裁軍可以給歐洲帶來永久的和平，因此當德國的民族復仇戰鼓咚咚敲響的時候，英國人卻在從上到下地大唱和平經。

  在這個問題上，三黨領導人其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都主張真心實意地裁軍，真心實意地依賴國聯。1931年7月，三黨領導人同時出現在一次盛大的群眾集會上，共同保證為即將召開的世界裁軍會議取得成功而不遺餘力。希特勒上台後，許多人同情納粹的立場，認為德國在1919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它重建民族尊嚴的努力是無可非議的。許多人寧可要希特勒而不要史達林（Joseph Stalin），認為與德國的對抗就意味著慫恿蘇聯。1933年2月，就在希特勒剛剛上台的時候，牛津大學學生會經投票通過一項決議，聲稱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為國王和國家而戰」。這項決議在社會上形成巨大衝擊波，報章與廣播都廣為報導。

  1932年，英國甚至出現了一個法西斯黨——英國法西斯同盟，其領導人奧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曾擔任過工黨政府大臣。雖然這個組織成員最多時也未超過2萬人，社會影響也很小，但在1934-1936年間它也曾掀起過小小的波瀾，是世界性法西斯逆流的一個組成部分。1940年戰爭打起來後，它被政府取締。

  在30年代，和平主義是主要思潮。1934年下半年，狄克·謝潑德牧師（Rev.Dick Sheppard）組建「和平宣誓同盟」（Peace Pledge Union），到1935年底，已徵集到10萬人簽名。同盟組織「全民和平表決」（National Peace Ballot），結果有1150萬人參加，占全體選民的40%。投票結果顯示：90%-95%的人贊成裁軍，支持國聯，同時主張國聯對侵略者進行經濟制裁。針對問卷第五款提問：在必要時，各國是否應聯合行動，用軍事手段制止侵略？有60%的人作肯定回答，20%否定，20%棄權。因此「表決」的結果是很奇怪的，人們一方面支持裁軍，反對使用武力；一方面又希望對侵略者實行集體制裁（甚至動用武力）。如何理解表決的結果？也許正確的解釋是：英國人希望在國聯的庇護下，以裁軍和制裁為威脅來避免一場戰爭。如果問卷的問題是：是否贊成英國捲入一場戰爭？那麼回答大概會是99%的反對了。無怪乎政府要說問卷的出題是一種誤導。

  工黨在某種程度上比保守黨更傾向和平主義。1935年5月工黨新領袖艾德禮就說：「我們反對把使用武力作為一種政策手段，我們主張裁減軍備和集體安全保障……我們的政策不是通過重整軍備來尋求安全，而是通過裁軍來尋求安全。」他主張徹底銷毀一切軍備，在國聯領導下建立一支國際警察部隊——這大概可以看作是為「和平表決」的結果所作的註解。

  在政府方面，它一面執行綏靖主義（appeasement）政策，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和平；一面又迫於國際形勢的壓力不得不放棄裁軍政策，於1936年開始重整軍備。這一年，軍費開支比前一年增加36%,達到1.86億英鎊。1937年達到2.65億英鎊，1938年為4億英鎊，1939年激增到7億英鎊，當然這時戰爭已經打起來了。空軍的力量增長最快，1935年空軍預算僅2750萬英鎊，到1939年已達到2.48億英鎊，翻了9倍。「國民政府」重整軍備雖說是半心半意的，但終究使英國在戰爭爆發時並不是赤手空拳，因此算「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優先發展空軍的政策也是富於遠見的，如果不是空軍的作戰能力在戰前最後幾年急速提高，英國將無法在戰爭的最初階段頂住德軍的轟炸，阻擋德國的入侵。但工黨當時對這種半心半意的重整軍備也大加反對，1935年在辯論是否要重整軍備的時候，艾德禮說：要用「全世界輿論」的力量來阻止侵略。

  真正反對綏靖、清醒地估計到納粹侵略危險的政治家是溫斯頓·邱吉爾。邱吉爾出身名門，其先祖是英國歷史上有名的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爾年輕時在印度、南非等地服役，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參加過多次遠征行動。26歲時他當選為議員，此後一直是英國政壇的宿將。他先參加保守黨，後來投奔自由黨，然後又回到保守黨，在兩黨歷屆政府中擔任過許多要職。但在政治上如此飄忽擺動，是英國政界很難見容的，因此他的名聲相當不好。保守黨不信任他，從1929年起，就把他排斥在決策層之外，當作一個惹是生非的野心家。工黨討厭他，視之為仇敵，因為他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真正的歷史使命才剛剛開始。就在綏靖主義思潮瀰漫全國的時候，邱吉爾單槍匹馬地預言戰爭的夢魘，喋喋不休地主張擴軍備戰。還在1936年年底他就在議會聲稱：納粹德國將很快在「經濟財政崩潰和內亂，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選擇」。1938年慕尼黑的「和平」剛剛取得，他又在議會大唱反調，說「不要以為這件事會從此結束。這不過是算帳的第一步……」在當時，這種論調聽起來就像是昇平歌舞中突然冒出來的尖聲怪調。在30年代，邱吉爾是最不得人心的政治家。

  1935年英國舉行大選。雖說選民們關心的主要是國內問題，政治家卻都在談論安全與軍備。5月，國民政府已經改組，由保守黨領袖鮑德溫接替麥克唐納任首相，三分之二的內閣大臣也由保守黨人來擔任。國內的形勢對國民政府很有利，失業人口已從1933年初的近300萬降到不滿200萬，生產總值比1929年提高了10%。多數英國人相信國民政府能解決遺留的經濟問題，而不必依靠「新政」或其他更極端的手段；工黨那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綱領這時還得不到較多人的支持。在關稅問題上，保護主義已成定局，反對它的人已經是少數。

  但是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許多人情緒卻很激動，保守黨打算實行有限制的重整軍備，工黨與許多選民卻仍然堅持和平主義立場。競選中，鮑德溫採取兩面手法，他既「支持重整軍備從而使保守黨能夠與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協調關係」，又「支持國際聯盟盟約，從而使和平主義者能夠與重整軍備協調好」。由於採納了這樣一種雙重立場，11月選舉結果出來，保守黨獲432席，工黨無論是國民政府派還是反國民政府派，其領袖人物全都落選，其中包括麥克唐納、亨德森等。但工黨的政治力量卻恢復了，它取得154個席位。自由黨只剩下20個席位。輸得最慘的是麥克唐納派，它在保守黨內無法立足，在工黨內則為人所痛絕，至此便消失了。

  新政府剛剛組成，就面臨著愛德華八世的退位危機。1936年1月，喬治五世去世，他是個頗得人心的國王，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年代裡發揮著立憲君主的作用。喬治五世的繼承人是愛德華八世，1934年，他邂逅一個已婚美國婦女辛普森夫人（Mrs.W.Simpson），並開始與她相愛。辛普森夫人已經離過一次婚，如果與愛德華八世結婚，就必須再離一次婚。許多傳統的英國人對此難以接受，況且辛普森夫人的第二個丈夫雖說是美國出生，卻已加入英籍，因此是一個普通的英國公民——英國國王如何能娶一個普通國民的前妻為妻呢？鮑德溫正代表著這種傳統的看法。因此當1936年10月辛普森夫人取得第二次離婚判決書、愛德華八世就要與她結婚時，危機來臨了。鮑德溫向國王強硬地表示：要麼放棄辛普森夫人，要麼放棄王位：「在選擇王后的問題上必須聽聽人民的意見。」愛德華八世請求沿用「貴人娶賤女」的古老做法，不讓辛普森夫人獲得王后頭銜，但也被鮑德溫拒絕了。在這種情況下，愛德華八世在退位詔書上簽了字，帶著辛普森夫人悻悻離開英國，從此浪跡天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很久以後，到20世紀末，有人說當時逼迫愛德華八世退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親德立場，人們擔心一旦戰爭爆發，一個親德的國王會把英國置於非常尷尬的地位上。

  鮑德溫由於這件事而大得人心，邱吉爾卻因為支持了國王而名聲更壞。事後不久，鮑德溫認為已經到激流勇退的時候了，於是在1937年5月新國王喬治六世（愛德華八世的弟弟）加冕之後，立即辭去首相職務，由內維爾·張伯倫接任。

  內維爾·張伯倫是約瑟夫·張伯倫的次子，擔任衛生大臣期間因解決住房問題而出了名，以後又擔任財政大臣。他接任首相後，把綏靖政策推行到極點，最後親自到慕尼黑去與希特勒簽訂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協議。在張伯倫任內，戰爭的火藥味已經很濃了，而張伯倫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和平。這個政策受到邱吉爾的猛烈抨擊，隨著希特勒的野心日益昭顯，接受邱吉爾觀點的人也越來越多。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因不同意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而辭職。慕尼黑協議（Munich Agreement）簽訂後，有30位保守黨議員拒絕出席批准該協議的議會表決，其中包括張伯倫的一些親密同事，如後來的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和海軍大臣達夫·庫珀（Duff Cooper）等。到年底，張伯倫自己也開始動搖了。次年3月，納粹德國進軍布拉格，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嚴峻的事實面前，張伯倫終於意識到戰爭不可避免，於是開始認真地做戰爭準備，並且對波蘭做出了安全保證。不過他始終存有一種幻想，希望德國軍方有理智的人會發動一場政變，阻止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因此直到戰爭打起來，張伯倫仍然是猶猶豫豫。

  工黨直到1935年競選時，還指責國民政府重整軍備的決定是對「世界和平和本國安全的威脅」。但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其內部出現政策分歧，以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和休·多爾頓（Hugh Dalton）為首的一批人開始認識到重整軍備的重要性。1937年工黨議會黨團對軍費預算投了贊成票；同年，工黨代表大會正式同意重整軍備。1939年春，工黨代表大會以167萬票反對、28萬票贊成的懸殊比例，否決了黨內和平派要求不與政府合作的動議。9月2日晚，即德軍入侵波蘭後的第二天晚上，工黨發言人在議會敦促政府立即採取行動，「不再拖延已經被拖得太久的事」。次日凌晨，當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把宣戰的決定告訴多爾頓時，久等在內閣會議室外的多爾頓如釋重負，舒了一口氣說：「感謝上帝！」

  希特勒得寸進尺，終於把全體英國人從綏靖主義的泥淖中拉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