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世紀

  1901年1月22日，82歲的維多利亞女王去世了。當靈車穿過倫敦時，大街兩旁站滿了沉默的人群，悲痛籠罩全國。4年前，剛為維多利亞女王舉行了60周年登基大慶，當時，樸茨茅斯港口排列著30英里長的船隻兵艦，一列六行浩浩蕩蕩地接受檢閱。那時，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占有全世界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英國的強盛已達到極點。女王的逝世標誌著那個時代的結束，它恰好發生在世紀交替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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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英國正在遙遠的南非打一場戰爭。這是英國打的第一場現代化戰爭，其影響之深刻、場面之慘烈，預示著今後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

  1901年，在英國執政的是保守黨。這是一個維持傳統與制衡變革的黨，在19世紀末，它是「獵場與牲口市場的聯盟」，「是『農業利益』的黨，即那些耕種土地的人的黨」。1867年議會改革之前，保守黨取得農業方面議席的67%,1867年以後這個數字更上升到77%。1874年大選中產生的保守黨議員，只有17.5%來自5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來自農村、集市。14%的保守黨議員是釀酒商，73%是地主。那一年組成的保守黨政府，除一人外，其他都是貴族、鄉紳，包括一個公爵、一個侯爵、三個伯爵和一個男爵。保守黨又是國教徒的黨，是國教（Church of England,Anglicanism）的大本營。到19世紀末，越來越多的中等階級轉入保守黨陣營，他們原來是支持自由黨的，但從保護財產的角度出發，他們與保守黨找到了更多的共同點。由於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大力推行「新托利主義」（New Torism），主張「當茅屋不舒服時，宮殿是不安全的」，因此它也吸引了一些工人階級選民，在屠宰工、煙囪清掃工、釀酒工等等中特別強大。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保守黨是一個正在轉化的黨，它的社會基礎正在擴大。

  1901年，反對黨是自由黨。自由黨幾乎主宰了整個19世紀，19世紀就是自由主義的世紀。自由黨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抬高為英國的國策，使自由資本主義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在政治上，自由黨以改革的旗手自居，在歷次議會改革中扮演了主角。1830-1886年，除了幾次短暫的間歇，自由黨一直掌權。正因為掌權，自由黨延誤了自身的改造，黨的領導權長期把持在兩伙人手中，一是原輝格黨貴族，二是原來追隨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的保守黨人。在1860年，自由黨議員中還有49%是地主，中等階級還只是初露頭角。不過後來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1914年，地主出身的議員只有6%。在格拉斯頓（William E.Gladstone）時期，它的中等階級性質已十分明顯，然而同時，它的危機也出現了：成年男子普選權的基本實現，迫使自由黨越來越依靠工人階級選民，格拉斯頓於是推行與勞工的合作（稱「自由勞工聯盟」，Lib-Lab）；另一方面，中等階級要求保衛財產，開始大批轉向保守黨，因此到20世紀開始的時候，自由黨的社會基礎已經動搖。

  兩黨在19世紀末都陷入深刻的思想分歧。自由黨的思想基礎是「自由放任」，但在19世紀末，以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年）為首的「激進派」則反對「自由放任」，要求進行國家干預，用行政的力量調節生產與分配。約瑟夫·張伯倫原是伯明罕一個富裕的螺絲製造商，後來當選伯明罕市長。任職期間，將私營的自來水公司、煤氣公司等贖買為市政府所有，開創了市政府經營城市公共事業的先例。他還組織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工程，修築街道，剷除貧民窟，取得很大成功。他成為自由黨全國性領導人之後，聲稱要把「為伯明罕做的事拿到全國來做」，他制定的「激進」綱領包括：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累進稅率制，用富人的稅收舉辦社會公益，以圖消滅貧困；普及初等教育，由國家支付教育經費；取消英國聖公會的國教地位，所有教派一律平等。他的這些主張使國王、教會和保守黨都大為驚恐，自由黨內的輝格派也恐懼萬分，生怕自由黨會變成反對有產者的社會民主黨。

  但張伯倫卻在另一個問題上使自由黨永久地分裂了：1885年，自由黨在大選中比保守黨得票多，但這些席位剛好被愛爾蘭自治黨抵消了。自治黨不滿自由黨在愛爾蘭自治問題上的拖延政策，便一反常態，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導致自由黨下台。這使格拉斯頓下決心實行愛爾蘭自治。1886年他重新執政後，立即提出愛爾蘭自治法，結果張伯倫帶領93名自由黨議員投了反對票，使自由黨政府垮台。不久後，張伯倫正式投奔主張維護帝國統一的保守黨，成了「統一自由黨人」（Liberal Unionists）。自此以後自由黨的優勢便喪失了，在接著的十年中由保守黨執掌政權。

  但保守黨內部也分歧重重。保守黨雖然把張伯倫及其一夥拉進自己的陣營，但張伯倫的另一個主張後來卻分裂了保守黨。1902年5月，索爾茲伯里（Marquis Salisbury）政府為填補布爾戰爭（Boer War）的巨額虧空而開徵一種新稅，即小麥與麵粉的進口關稅。徵稅額雖然很小，但意義十分重大，它標誌著保守黨開始背離自由貿易傳統。1903年，新上台的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政府迫於黨內壓力廢棄這種新稅，但立即引起張伯倫的反彈。張伯倫聲稱自由貿易政策早已過時，必須建立關稅壁壘，以抵禦大陸國家對英國的貿易侵害，同時實行帝國內部的特惠政策，以維護帝國的統一，保證英國在20世紀持續強大。張伯倫的主張使保守黨內出現兩個對立的集團，即支持張伯倫的「關稅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和反對張伯倫的「自由食品同盟」（Free Food League），後一個集團中包括張伯倫從自由黨帶過來的54個統一自由黨人。10月，張伯倫在格拉斯哥發表演說，正式開始了關稅改革運動。他不僅要求對進口糧食徵收進口稅，而且要求對一切工業品征10%的進口稅。關稅問題成了20世紀初最敏感的政治問題之一，自由黨抓住這個問題重新整合隊伍，在1906年大選中獲勝，以後十年又重新主掌英國政權。

  因此，在20世紀最初十年，英國政壇面臨著三大分歧：關稅問題、國家干預問題、愛爾蘭問題。它們分別涉及19世紀的三大原則：自由貿易原則、「自由放任」原則和帝國統一的原則。這些問題在20世紀逐一展開，有些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在1902年，還有另一個引起分歧的問題：貝爾福政府頒布一項教育法，本意是拯救英國的教育，想不到卻觸發了由來已久的宗教爭端。

  1870年格拉斯頓政府曾通過一個教育法，結果卻造成各類學校相互競爭，管理混亂。到20世紀初，有四種學校同時並存，即傳統的貴族「公學」；由國教會創辦並得到國家補助的「志願學校」；由地方稅支持、接受各地民選委員會指導、實際上是在非國教教派控制下的「公立學校」；以及在郡參事會指導之下新湧現的職業技術學校。1902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1902）企圖解決管理混亂、經費不足的問題，它解散了2000多個地方委員會，代之以300多個地方教育局，由教育局統一管理各類學校，並從地方稅開支各類學校的教育經費。在宗教問題上，「公立學校」將不開設具有教派色彩的宗教課；「志願學校」雖可繼續開設原有的宗教課，但學生家長可決定讓孩子聽或不聽這些課。這個教育法統一了全國的教育體制，保證了教育經費，制定了培養師資的辦法，促進了英國的初、中等教育發展，因此在英國教育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在法律通過的當時，卻受到非國教徒的強烈反對。首先，解散地方委員會，在政治上是對非國教徒的一次打擊，使他們在地方上減少了發言權。其次，國教主導的「志願學校」現在可以得到地方稅的撥款，非國教徒則不願將自己的納稅用在支持國教學校上。第三，在只有一個學校的地區，非國教徒將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國教學校去，這是他們所不願做的。非國教徒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聲稱將不交納地方教育稅。自由黨利用這個機會彌合內部的分裂，張伯倫也在保守黨統一自由黨內部發難，一時間教育問題成了世人矚目的問題。

  在兩大黨內部分歧重重、分化組合的同時，第三支力量卻悄悄登上政治舞台，這就是工人政黨。

  1884年的第三次議會改革，基本上實行了成年男子普選權，這以後，工人選票成了決定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保守黨用保護關稅政策和帝國政策來吸引工人，自由黨則允諾工人便宜的麵包，保證要把正統的自由主義改造成「新自由」集體主義。1886年格拉斯頓組閣時，任命一個工人出身的工會領導人參加政府，擔任內政部次官，這在英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在那一年大選中，有11個「自由勞工黨人」當選為議員，當然他們是在自由黨的旗幟下參加競選。1891年，格拉斯頓在一次自由黨大會上，敦促各地方黨組織推舉更多的勞工候選人，但除了在工會力量強大的礦區之外，一般由中等階級占優勢的選區都不大願意這樣做。後來成為工黨創始人的基爾·哈第（Keir Hardie）、拉姆賽·麥克唐納（Ramsay Mac Donald）、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等，都曾被中等階級選區領導人拒於門外，這使他們深感寄人籬下之苦。

  工人與自由黨雖然長期合作，但在許多問題上其實分歧很大，舉例來說，工人要求8小時工作制，這與工廠主的切身利益直接衝突，很受中等階級反感。自由黨受「自由放任」傳統的影響，很不願意擴大政府職能，這又和工人希望擴大國家功能以保護工人利益的要求相牴觸。「自由勞工聯盟」其實是很難維持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不依附某一大黨，勞工候選人根本就無法參加競選；即使僥倖當選，也因為議員沒有工資而無法維持生活，因此沒有辦法出席議會。同時，工會代表大會又不願支持獨立的勞工候選人，所以獨立勞工候選人只能在工會之外進行活動。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工人政治活動家開始籌建自己的「黨」，第三支政治力量就這樣逐步形成。

  在創建工人獨立政黨的過程中，基爾·哈第發揮了很大作用。哈第是一個蘇格蘭礦工，10歲起就開始幹活。1888年他與自由黨分手，致力於獨立的工人政治活動。1889年，哈第創建蘇格蘭工人黨（Scottish Labour Party），綱領是選出獨立的工人議員。1892年，蘇格蘭工人黨選出3名議員，這對獨立的工人政治運動是極大的鼓舞。第二年，以哈第為首成立了英國獨立工黨，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目標是「確保一切生產、分配與交換手段的集體所有」，保障工人階級「獨立的代表權」，認為這是「實現工人經濟解放的最佳方法」。黨在最初討論的時候曾打算用「社會主義工黨」這個名稱，但後來把「社會主義」改為「獨立」，儘管在其綱領中保留了一些「社會主義」內容。

  1895年大選中獨立工黨提出了28名候選人，但全部落選，「自由勞工黨」人士也只有9人當選。這對於整個運動都是一次打擊，獨立工黨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工黨未得到工會支持，工會的廣大群眾未能接受黨的社會主義綱領。為此，有必要與工會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爭取工人階級在議會中獨立的代表權。1899年，工會代表大會終於同意進行獨立的政治活動，它通過一項決議，號召「一切合作社、社會主義團體、工會以及其他工人階級組織」攜手合作，「在下一屆議會中增加工人議員數目」。

  1900年2月27日，129名代表在倫敦法林頓街紀念會堂開會，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人政治組織：「勞工代表權委員會」。合作社組織沒有派人參加。到會的主要是工會代表，再加上三個社會主義團體——獨立工黨、社會民主同盟和費邊社的代表。所有這些組織共有成員57萬，還不到有組織的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與會者在幾乎一切問題上都有許多分歧，因此很難制定共同的綱領。社會主義者與工會主義者在目標、手段、基本政策等方面都難以統一，所以最後就在1899年工會代表大會決議的基礎上找到了共同點，即：推進工人議員的產生，爭取更多的「工人代表權」。

  獨立工黨在會上占主導地位。根據哈第的提議，勞工代表權委員會應建立一個「明確的議會工人黨團」，應該有自己的黨監，服從其政策，這就為勞工代表權委員會是一個「黨」而不是一個鬆散的「論壇」奠定了基礎。由於獨立工黨的堅持，勞工代表權委員會設立一個12人執行委員會，其中工會推派7人，各社會主義團體共推派5人（獨立工黨和社會民主同盟各2人，費邊社1人）。執委會的存在使勞工代表權委員會事實上可以不受工會的控制，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為加強這一點，決議讓各地行業協會也可以申請加入，而行業協會一般不在工會的控制之下。獨立工黨還在組織上取得優勢，它的代表拉姆塞·麥克唐納當選為勞工代表權委員會的書記，使獨立工黨事實上成為這個新政黨的核心。勞工代表權委員會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小小的宗派，它以工會為社會基礎，以費邊主義為指導思想。它在組建之初謹慎地避開意識形態方面可能出現的分歧，而把選舉工人議員作為全體一致的行動綱領。1900年大選中，它提出15名候選人，其中2名當選，包括哈第在內。

  勞工代表權委員會成立後，立即使英國政治格局發生微妙變化。1901年，東北拉納克選區的勞工候選人參加補缺競選，分散了原屬於自由黨的選票，結果使保守黨人當選。1903年，又有兩個選區出現同樣情況，引起自由黨的高度警覺。1903年8月，自由黨與勞工代表權委員會簽訂秘密協約，自由黨答應把35個選區讓給勞工代表權委員會去競爭，以此得到工人方面的允諾：他們將在其他選區支持自由黨，並支持日後可能產生的自由黨政府。顯然，這是一個在新的層次上的「自由勞工聯盟」。

  1906年，保守黨因為關稅問題分裂，張伯倫為首的關稅改革主義者在其內部爭奪領導權。首相貝爾福提前舉行大選，希望自由黨在愛爾蘭問題上的分歧可以使保守黨重新獲勝，同時打擊張伯倫的勢力。但大選結果是自由黨大獲全勝，得到了400個席位。勞工代表權委員會有50人參加競選，結果30人當選，是一次劃時代的勝利。在這次選舉中，還有24名工人站在自由黨旗幟下競選獲勝，使工人議員總數達到54人。就在這次大選之後，勞工代表權委員會改名工黨，在議會建立工黨黨團。不久以後，工黨就將在20世紀發揮半壁江山的作用了。

  1906年大選是一道分水嶺，它標誌著英國真正走進20世紀。「土地利益」長達幾百年對議會的控制，至此算是真的結束了。當選議員中，有一半是新面孔、具有新的社會背景。隨著工黨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19世紀下半葉取得選舉權的工人選民，到這時才當真發揮作用了。決定大選結果的主要是一些社會問題，如生活水平問題，機會平等問題，限制經濟方面的階級特權，疾病、就業和老年保險等等。法國歷史學家哈勒維（Elie Halevy）說：1906年大選並不是19世紀自由主義的勝利，而是20世紀社會民主主義的先聲。自由黨被迫把社會問題寫到了自己的旗幟上，自由主義變成了「新」的自由主義。J.A.霍布森（J.A.Hobson）寫道：「自由主義現在正式執行一項任務，其中無疑包含著一種新的觀念，它涉及國家與個人生活及私人產業的關係問題。」老的「自由放任」原則被逐漸拋棄了，自由黨越來越捲入國家干預社會生活的行動之中。

  自由黨政府組成之後，很快制定了一系列社會立法，包括《勞資爭議法》（Trades Disputes Act）、《工會法》（Trade Unions Act）、《工人補償法》（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學校供餐法》（School Meals Act）等等。1908年，首相坎貝爾班納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因身體欠佳而辭職，由赫伯特·阿斯奎斯繼任，社會立法的步伐更快。在勞合·喬治和溫斯頓·邱吉爾的通力合作下，1908年通過《養老金法》（Old Age Pension Act），這是英國的第一個社會福利法案。這以後，他們又再接再厲，打算建立一個範圍廣泛的社會保險體系。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觸發了與上院的鬥爭。

  早在1906年大選之前，貝爾福就說不論結果如何，「統一黨」（即保守黨與張伯倫派）總是能控制國家的。自由黨認為這是在暗指上院，因為在那個時候，經常出席上院會議的602個上議員中，屬於自由黨的只有88人，其餘保守黨355人，「統一自由黨」124人，35個主教和王室成員算是無黨派。在這種力量對比下，上院在1906-1907年間否決了自由黨制定的一系列立法，其中包括《教育法案》（Education Bill）、一人多票法（Plural Voting Bill）、《賣酒執照法》（Licensing Bill）、《愛爾蘭參事會法》等等；還對農地持有法、愛爾蘭市鎮租佃法等進行了重大修改，將其修改得面目全非。面對這種情況，自由黨決定攤牌，一勞永逸地把上院這個建立在世襲原則基礎上的機構排除出政治決策圈。

  1909年，財政大臣勞合·喬治代表政府提出一個刺激性很強的預算草案，其中規定：

  （1）大幅度增加遺產稅，比如價值超過100萬鎊的莊園將徵收25%的遺產稅；

  （2）增加所得稅，3000鎊以上的收入提高稅率，5000鎊以上徵收超額附加稅；

  （3）徵收土地稅，出租的土地每次租期屆滿時對增值部分徵收10%的稅，地產轉手時，對自然增值部分徵收20%的稅，對未開發的土地礦山徵收閒置稅；

  （4）提高菸酒稅。

  增加的稅收用於實施養老金計劃、建立勞動交易所、改造農村設施等。勞合·喬治說：他的目標是「籌集款項對貧窮與骯髒發動無情的戰爭」。很明顯，預算案是要把錢從富人的口袋裡掏出來用於公共事業，實際上是對財產進行再分配。保守派報刊立即指責這個預算案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自由黨則稱之為「人民預算」（People's Budget).

  預算提出後，全國上下一片譁然。議會從6月份開始辯論，整整辯了73天，有時通宵不散，一直辯到第二天早晨。11月4日，議會以379∶149票通過預算草案，但11月30日上院將其否決；兩天後，下院的決議稱上院的否決違反憲法，因為根據傳統，財政立法是下院的特權，上院從來沒有否決過。

  上院宣布解散議會，於次年1月份舉行大選。選舉結果自由黨獲274席，保守黨獲273席，愛爾蘭民族黨82席，工黨40席。這樣，「人民預算」的命運就掌握在愛爾蘭人手中了。自由黨於是決定讓愛爾蘭取得自治，爭取愛爾蘭人的支持。3月份，阿斯奎斯在下院提議：（1）財政法案在送交上院一個月後即自動成為法律；（2）其他法案經下院在連續三次會議上通過、而三次相隔的時間已超過兩年的，無論其是否得到上院的批准，也自動成為法律；（3）議會任期從7年減為5年。4月，阿斯奎斯的提議在下院獲通過，正打算送上院審批時，愛德華七世國王（EdwardⅦ)恰巧去世。兩黨於是同意休戰，讓新國王喬治五世有時間熟悉他的工作。

  11月風波再起。自由黨這時得到工黨和愛爾蘭民族黨的支持，控制著下院多數，因此不怕保守黨推翻政府。自由黨決心把鬥爭進行到底，因此強迫喬治五世答應：在必要時冊封足夠數量的新貴族，以迫使上院在表決時與下院保持一致。11月16日喬治五世作出了這一承諾。12月，舉行本年度中的第二次大選，結果與前一次大選幾乎完全一樣（272∶271）。次年2月，自由黨根據阿斯奎斯的三點建議制定《議會法》，於5月15日在下院通過。上院在辯論中提出了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見，阿斯奎斯立即要求國王履行諾言，冊封新貴族，並開列了一份大約250人的冊封名單。8月，上院經過激烈辯論，終於決定讓步，於9月以131∶114票通過《議會法》。

  《議會法》是對英國上院進行的一次重大改革，上院的血統原則雖未受觸動，但它的權力大大被削減了。從此以後，上院只能使下院通過的法律延遲兩年執行，除此以外就發揮不了更大的作用了。在上院與下院的鬥爭中，下院取得最終勝利。

  為兌現它對工人作出的許諾，自由黨在1911年提出《國民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讓1400萬人得到病殘保險或失業保險，保險基金由國家、僱主和工人三個方面按比例分擔。這是繼養老金法之後，英國在社會保險方面邁出的又一步。雖說在本質上它並沒有脫離互助的性質，其實施與管理都由所謂的「授權團體」（如工會）進行，但國家終究站在法律的背後起監督人作用，因此它是自由黨向國家干預邁出的一大步。1911年《國民保險法》並沒有實行福利制度，不過它與福利制度畢竟靠得更近了。

  為兌現它對愛爾蘭民族主義作出的許諾，自由黨於1912年4月提出第三次《愛爾蘭自治法》（Home Rule Act，前兩次分別在1886和1893年提出），愛爾蘭問題再度燙手。北愛爾蘭的新教徒反對自治，組成厄爾斯特志願軍，天主教徒則組成愛爾蘭志願軍，內戰一觸即發。英國的保守黨站在新教徒一邊，甚至暗中支持新教徒的武裝。在這樣一種激動的氣氛中，自由黨運用手中的多數票通過了自治法，不過，那時已是1914年9月了。由於戰爭爆發，法律延期至戰爭結束後執行。

  戰爭開始以前，婦女選舉權也成了社會爭執的問題。從1860年代起，婦女就發起議會選舉權運動，不過起初參加進來的是中等階級婦女，運動也很溫和，她們的政治組織是1897年成立的「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聯合會」（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進入20世紀，婦女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1907年一項法律允許婦女入選郡、市參事會，有些婦女還擔任公職，比如地方教育委員、濟貧委員乃至郡、市政府官員等，但議會選舉權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許多中下層婦女對這種狀況失去耐心，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 meline Pankhurst）在她的兩個女兒的協助下建立了「婦女社會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and Political Union）。這個組織的成員用比較激烈的方式表達婦女的願望，比如衝擊議會、圍攻議員、放火燒教堂、打碎商店的玻璃等等。1913年一位叫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的姑娘突然衝進賽馬場，衝到屬於喬治五世的賽馬前面，結果馬驚踏人，戴維森致死，引起社會很大震動。這些婦女積極分子後來被稱作「戰鬥的婦女參政運動者」，由於她們的活動，婦女選舉權問題得到全社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