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柴契爾之後與工黨執政

  1990年11月22日，柴契爾夫人一改其「決戰到底」的立場，突然宣布她打算辭職。保守黨選出在經濟上執行柴契爾路線、但在社會問題上持溫和態度的約翰·梅傑任黨的領袖，繼柴契爾夫人之後出任首相。從表面上看，「柴契爾時代」突然結束，是因為保守黨在對待歐共體問題上分歧嚴重，但除此之外，它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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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契爾夫人對歐共體一直持懷疑態度，她反對與歐共體聯繫太緊，認為擬議中的歐洲聯盟會損害英國主權。秋天在黨代會上，柴契爾夫人勉強同意英國加入歐洲匯率體制，但對參加歐洲貨幣同盟的建議堅決反對。11月，擔任過財政大臣的保守黨下院領袖傑弗里·豪（Geoffrey Howe）突然宣布辭職，對柴契爾夫人的外交路線提出嚴厲批評。許多報刊說，這是自1940年艾默里對張伯倫進行猛烈攻擊後，一個政府成員對首相做出的最無情指責。豪實際上是在發泄對柴契爾夫人領導作風的極度不滿，作為一個名不虛傳的「鐵娘子」，柴契爾夫人個性太強，常常使同事們難以忍受，甚至在和外國領導人打交道時，她也會不時讓他們感到難堪。

  1985年，政府決定徵收「社區費」，這是一種按人口徵收的稅賦，被許多人看作「人頭稅」。柴契爾夫人說徵稅決定是在內閣會議上做出的，但實際上並沒有在全體內閣會議上討論這件事。次年1月，國防大臣黑塞爾廷（Michael Heseltine）藉此辭職，對首相的工作作風大加撻伐。但在這表面分歧之後又有其他原因：黑塞爾廷是「親歐派」，主張把一家英國直升飛機公司（威斯特蘭集團）出售給歐洲財團；柴契爾夫人則是「親美派」，主張由美國資本控制的財團收購這家公司。因此，領導作風問題和英歐關係問題在1986年的「威斯特蘭危機」（Westland crisis）中交織到一起。而1990年豪宣布辭職時，相同情況又一次出現。黑塞爾廷乘豪起事之機插上一腳，很快宣布他要和柴契爾夫人爭奪黨領袖地位，同時意味著他要爭當首相。在這種情況下，保守黨議會黨團進行表決，柴契爾夫人在第一輪投票中領先，但以4票之差（204票）未能獲勝，於是就需要第二輪投票。柴契爾夫人起先表示要「決戰到底」，但在內閣成員的一致勸說下，她在兩天後宣布了辭職的願望，主動結束了「柴契爾時代」。

  柴契爾夫人辭職是有深刻背景的。英國的「經濟奇蹟」到1988年達到頂峰，1989年卻出現回落。幾年中，經濟的相對高速發展，使工資和物價都重新上漲，生產成本高又使英國產品喪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貿易逆差比1988年高40%,通貨膨脹回升到10.9%。「英國病」似乎又要發作了，而削減福利開支則早已使許多人不滿。「人頭稅」正式開徵，恰好給不滿火上加油。

  在英國歷史上，「人頭稅」（poll）曾引發1381年的農民起義，因此它與「英國的自由」聯繫在一起。1990年3月，倫敦街頭出現了反「人頭稅」的街頭動亂。到秋天，民意調查表明工黨已領先20%,柴契爾夫人的聲望已降到極低。在這種情況下，內閣一致勸說柴契爾夫人辭職，而柴契爾夫人終於也同意主動下台，就很容易理解了。看來，「柴契爾主義」並不是萬能膏藥。1985年柴契爾夫人曾說「我已經改變了一切」，若果真如此，那麼在此之後，還能做什麼呢？有一點是不能變的，即福利國家的框架不能變。無論柴契爾夫人如何強調個人的主動性，強調國家不能包辦一切，但福利國家的原則她卻動都不能動，這就使她在1985年以後，實際上已經不再能做什麼了。如果「英國病」還是治不好，柴契爾夫人也就回春無術了。

  柴契爾夫人下台後，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的支持率大幅度回升。在新的大選中，保守黨第四次獲勝，這又是20世紀的一項記錄。工黨大失所望，說保守黨「獵走了我們的狐狸」。梅傑以「機遇的社會」為口號，企圖把平等與競爭在「機遇」的概念中結合起來。1990年12月，他在黨代會上說：「我要把90年代變成機遇的十年。」但僅僅兩年多時間，梅傑就被看成是英國歷史上最沒有作為的首相之一：他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看起來很有教養，但沒有魄力，沒有新思維，他在多數問題上繼續執行柴契爾政策，似乎是柴契爾的一個影子，「柴契爾時代」似乎仍然沒有結束。從1993年起，保守黨在民意測驗中得分就每況愈下；1994年夏天，梅傑為表現保守黨的「中興」，更改它在選民中的形象，一次解除了一大批政府大臣的職務，但這並沒有使保守黨得益，保守黨反而更加顯得無能為力。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保守黨將面臨重大挑戰。

  為迎接這次挑戰，梅傑決定背水一戰。他必須首先明確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充分肯定他是保守黨領袖。1995年6月22日，他突然宣布辭去保守黨領袖職務，並定於7月4日選舉新領袖。此時保守黨在民意測驗中頻頻失利，選民中的支持率只有20%,落後工黨近40個百分點。保守黨內部對歐洲聯盟的態度不一，相當多的人反對向歐盟進一步靠攏，尤其反對實行歐洲單一貨幣。但黨內不滿情緒雖然濃厚，卻無人有足夠的威望團結反對派，因此梅傑仍然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再次當選。儘管如此，保守黨內部的分歧卻明朗化了，有三分之一保守黨議員不支持其領袖，保守黨在下一次議會大選中前途不妙。

  與此同時，保守黨又受到政治醜聞的困擾。1994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揭發：兩位保守黨議員里迪克（Riddick）和特里迪尼克（Tredinnick）落入該報記者的圈套，願意接受1000英鎊酬款，代表送款人在議會辯論時按事先的約定提出質詢，影響辯論結果。這種做法被稱為「金錢換提問」（cashfor questions），事實上是一種權錢交易。從理論上說，議員代表選民的意願，由他們在議會表達選民的願望，提出問題，進行討論，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可是通過「金錢換提問」，送款人在議會找到了代理人，議員們不再是選民的代表，而是送款人的代表，代表某個公司或特定的利益團體，為金錢活動。如此一來，議會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走樣了，金錢成為決定性因素。早在80年代末，人們就開始懷疑議會中有這種做法，可是憑據不足，現在終於被《星期日泰晤士報》拿到了證據。儘管里迪克和特里迪尼克很快就意識到上了當，因此抽身而出，但冰山似乎被砸開了一角，人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人們發現有許多議員收取金錢，在議會為金錢的利益服務；政治家對此並非不知道，只是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10月份爆發出更大的醜聞：政府一位低級部長消費與法人事務大臣（Minister for Consumer and Corporate）尼爾·漢密爾頓（Neil Hamilton）被爆出從80年代開始就從哈羅德百貨商店（Harrods）接受財物，為該公司在議會及政府中說話。梅傑立即成立一個「公共生活規範委員會」（Committee on Standardsin Public Life）調查此事，並嘗試建立更加完備的政治道德標準。在委員會成立的當天，漢密爾頓宣布辭職。

  這些醜聞對保守黨的打擊很大，梅傑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布萊爾試圖充分利用這件事，他說我領導的政府已『病入膏肓』……」梅傑不否認事情的嚴重性，但他認為：這種現象在政治生活中已成為潛規則，「它們可能揭示出在我們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些東西需要糾正」。梅傑的判斷沒有出錯，英國政治生活中存在著制度性問題。布萊爾幸災樂禍地嘲笑梅傑，可是等他自己組閣後，「病入膏肓」甚至更嚴重。不過在這個時候，保守黨的政治醜聞顯然影響了下一次大選，因此儘管梅傑試圖以改組政府、重建道德標準來挽回影響，其效果卻不佳。

  另一方面，到90年代為止，工黨已經連續四次在大選中失敗了，這給黨的生存蒙上了陰影。工黨連續失敗有許多原因，包括黨內政策分歧、組織渙散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工黨正在失去社會基礎，這是很可怕的，因為在20世紀初，自由黨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丟掉了它的大黨地位。二戰後英國社會變化很大，以「有產」和「無產」為標誌的兩極社會結構已變得模糊，新技術發展將許多體力勞動者轉變為「白領」，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距正在縮小。社會下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都在提高，勞動者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大大增加，為他們進入「中等階級」創造了條件。中等階級的壯大把英國社會轉變成一個多層次、多元性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上層和下層都是小塊，「中間階層」最大。更為令人矚目的是，「工人階級」的含義也變得模糊了，大批有專業技能的人受僱於人，是「工薪階層」，但從社會、經濟地位來看，他們卻屬於「中等階級」。真正從事社會低下工作的人有許多是外籍勞工、少數種族或婦女，這些人對政治問題又最不關心。因此工黨如果繼續以「工人黨」自居，那它註定要找不到社會基礎。因此擺在工黨面前的選擇是嚴峻的：它繼續以「階級黨」自居，還是力圖成為「全民黨」？工黨選擇了後者。

  這個過程從50年代末就開始了，問題的癥結在黨綱中的公有制條款即「第四條」。1959年，蓋茨克爾第一次提出修改黨章第四條，並要求對社會主義、國有化問題等進行重新認識。蓋茨克爾的動議遭黨內左翼和多數工會代表的否決，這是對黨的性質進行討論的第一次嘗試。威爾遜執政時懾於黨內左派力量的強大而停止了辯論，但是在實踐中也停止了國有化步伐。70年代以後，黨內左派勢力日益高漲，其高潮是1983年大選中工黨提出的競選綱領《英國的新希望》。這個綱領不僅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提出大幅度擴大公共開支（從而意味著大幅度提高稅收），加快國有化步伐，以及退出歐共體、單方面實行裁軍等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使工黨在大選中慘敗，這終於使工黨領導層大為震動。這以後，一個所謂的「工黨現代化」運動在黨內展開了，新任黨領袖金諾克雖然出自左派，卻認識到變革黨的迫切性。他在理論上開始承認市場的積極意義，主張在國家指導下發揮市場作用。在實踐上他企圖悄悄取消黨章第四條（Clause IV）即公有制條款，印發了一批不包含第四款條文的黨證。但此舉又遭左翼斥責，他只好收回了這批黨證。1992年約翰·史密斯繼任黨領袖，開始加快「現代化」進程。他明確表示，工黨只有在放棄公有制綱領之後才有可能重新執政，他認為工黨應拋棄「非此即彼」即若非「國有」便是「私有」這種兩極化的思維定式，尋找一個中間的解決辦法，這就是「混合經濟」。史密斯路線顯然為後來的布萊爾開拓了方向，他的「中間解決辦法」，其實是布萊爾「第三條道路」的前身。

  1994年上半年，深孚眾望的史密斯因心臟病突發猝然去世，工黨將「現代派」主將之一的布萊爾推上領袖地位。布萊爾當時僅41歲，是工黨歷來最年輕的領袖。他繼任後，立即打出「新工黨、新英國」的旗號，著手對工党進行根治手術。他認為「新工黨」（New Labour）最基本的含義便是完全拋棄「階級黨」的承諾，把工黨轉變成「全民黨」。為此他認為必須儘快放棄「公有制」綱領，把「第四條」從黨綱中徹底清除。他說：「我們的衰落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不接地氣，社會變了，我們卻沒有變；我們的結構已經過時。」於是上任不久他就在10月召開的工黨年會上提議廢除「第四條」。雖說這次動議沒有成功，但半年後黨的特別代表大會卻同意修改黨章，把原本「第四條」中這樣的表述：

  在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公有制的基礎上，保障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者辛勤勞動的充分成果，及這些成果儘可能的平等分配……

  改寫成：

  （工黨致力於）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為公眾利益服務，其中市場進取精神和競爭活力、與夥伴和合作力量相結合，生產國家所需要的財富，為所有人提供工作與成功的機會；在這個經濟體中，既有繁榮的私人部門，也有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其中對共同利益至關重要的事業，若非由公眾所有、就是要對其負責。

  如此修改過的黨章雖說開宗明義宣稱工黨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但公有制已經沒有了，「社會主義」意味著合作夥伴關係及人人享有的機會。

  這就是著名的修改黨章第四條。通過修改黨章，工黨從「階級黨」變成了「全民黨」，目的是擴大它的社會基礎，爭取中等階級對它的支持。為了吸引更多的選民，布萊爾大力宣傳「第三條道路」，竭力讓選民們相信：一種新的理論已經問世，它將給英國帶來嶄新的前途。什麼是「第三條道路」？在它剛剛問世的時候曾引起理論界廣泛的好奇：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還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間的「道路」？其實，對於布萊爾來說，「第三條道路」的意思是：既不是柴契爾夫人，也不是艾德禮。布萊爾曾經把20世紀分解成三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初到二戰結束，那是集體主義成長的時期，福利國家是其結果；第二階段是柴契爾主義張揚的時期，個人的作用被誇大，社會的不公正不斷擴大；第三階段就要靠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來完成，按布萊爾的說法：「我這一代人站在新與舊的交接點上。」顯然，「第三條道路」要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調和起來，個人奮鬥與社會關懷結合起來。這種說法起聽來新鮮，其實只是工黨向保守黨靠攏的一個說辭，「新工黨」也要走個人主義道路，只是不會像柴契爾夫人走得那麼遠。

  在廢除「公有制」條款的同時，布萊爾決心把工黨與工會拉開，徹底改變「階級黨」的形象。幾乎在他擔任領袖伊始，就公開宣布「工會將不再在工黨內部占據特別或有特權的位置」，今後工黨與工會關係的基礎是「公平而不是偏愛」。他認為工黨與工會保持特殊關係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雙方應互相尊重，各自找到正確的位置。工會應該做工人的發言人而不是工黨的發言人；工會可以就工黨的政策提出意見，但不能支配工黨。在他出任工黨領袖之前，史密斯已經改變了工黨領袖產生的辦法，將工會在領袖選舉中的權重從40%壓低到1/3，並且實行「一人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OMOV）的選舉方法。以前，工會代表大會中的每一個工會都以本會會員的名義投出一票，因此領袖其實是由工會領導幹部們選出來的；史密斯的新選舉辦法就把工會的集體力量打碎了，選舉權分散到數百上千萬工會會員手裡，工會在工黨事務中完全被邊緣化。

  布萊爾就是按這種辦法產生出來的第一位工黨領袖，還在他擔任工黨領袖的前夕他就說：「要使工黨變成一個開放的黨，一個成員包括私營主和無產業者、小商人和他們的顧客、經營者和工人、有房產者和住公房者、熟練的工程師以及高明的醫生和教師的黨。」在另一個場合他說：「工黨是一個工商黨……那種認為保守黨是工商黨，而工黨是工會黨的看法完全過時了。」由此，工黨不再是工人的黨，而是各種人的黨，中等階級不必害怕它了。

  以此為背景，工黨投入到1997年大選中。此時，保守黨已執政18年，氣勢消沉，內部鬧分裂。工黨於是大獲全勝，在全部659個議席中獲取419席，幾乎是總數的2/3.這是工黨在建黨後取得的最大勝利；然而，那一年只有71.5%的選民出來投票，是1935年以來最低的，工黨得到其中43.2%選票，因此工黨只得到全體選民總數中大約30%的支持。相比之下，1979年柴契爾夫人上台時還得到33.3%的選民支持。

  布萊爾於是躊躇滿志，時隔18年工黨重新執政。不過，這時執政的是一個拋棄了工黨綱領的「新工黨」，英國進入第二次「共識政治」。工黨在競選中曾作出5項承諾：教育方面，增加教師和教育經費，縮小小學低年級的班級規模；治安方面，加快對青少年慣犯的司法處理，改善治安環境；醫療方面，縮短預約就醫的等候時間，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就業方面，為25萬25歲以下的青年提供工作機會，不再領取救濟金；稅收方面，不增加所得稅，降低通脹與利稅。這些問題都是當時英國人特別關心的具體問題，工黨於是從這些問題起步，開始了它的13年執政。

  但解決這些問題並非輕而易舉。二戰後英國政府的一個特大難題是龐大的福利開支，布萊爾執政前，這筆開支已達到900億英鎊，是英國政府最沉重的負擔。巨大的福利開支迫使政府實行重稅政策，而這樣做就必然阻礙經濟活力，造成通貨膨脹，從而形成「滯脹」。福利制度造成的副作用還包括：納稅人負擔加重，不滿情緒增加；一部分可以工作的人寧願享受福利待遇，而不願工作等等。為解決這些問題，柴契爾夫人曾實行激烈的貨幣主義政策，將政府的關注點從刺激消費轉向刺激生產。她採取減稅、削減福利開支和文化教育經費等措施，這些措施曾緩解了「英國病」，但同時又造成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對抗加劇等弊病。

  布萊爾政府一方面接受柴契爾夫人對福利政策的基本態度，採取措施控制福利開支（比如削減給單身母親的福利津貼，迫使其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則試圖尋找新的方案，既能保留福利框架，又能解決根本問題。它認為政府與其把錢花在直接的福利項目上讓人消費，還不如用在人力、智力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上，從生產角度解決問題，因此是柴契爾思路的另一個版本。出於此種思路，它鼓勵公私企業共同向基礎部門投資，尤其扶持中小企業，用創造就業來代替救濟。它提倡對教育事業加大投資，通過發展人力資源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保障經濟發展。政府還向英格蘭銀行下放權力，讓它獨立於政府，自行決定匯率。在醫療保健方面，它一面承諾大幅度增加政府撥款，一面又在具體執行時小心翼翼，精打細算，節省每一筆開支。在勞工政策方面，它一方面批准了歐盟馬斯垂克條約所規定的「社會憲章」（Social Charter），限制勞動時間，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職工參加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又有意識地疏遠工會，將工會的作用邊緣化。

  總體而言，首屆布萊爾政府在平衡經濟發展與福利開支方面還算比較成功。1999年，政府自稱它在競選宣言中提出的177項任務中的多數已經完成或正在執行。英國經濟平穩發展，實現了低通脹、低利率、低失業。布萊爾頂住了參加歐元區的壓力，兌現了「反對建立歐洲聯邦」的承諾，在2000年歐盟尼斯峰會上，他繼續採取英國那種若即若離的立場，為實行歐洲統一的稅收與社會保險政策保留了否決權。在如此有利的政治環境中，布萊爾政府提前解散議會，於2001年6月舉行新的大選。工黨在大選中再次全勝，獲413個席位，只比上次少了6席。保守黨再次落敗，只比上次多出1席，獲166席。但是選民投票率只有59.1%,比上次大選還要低得多。

  這次大選後，工黨的銳氣就開始消退，「第三條道路」也日漸消聲，人們不大談論它了。這條「道路」的始作俑者吉登斯在大選之前就注意到這一點。費邊社書記馬丁·雅各布斯（Martin Jacobs）則說道：

  新工黨悄然離世，卻不意味著要回到舊工黨……回去不是選擇。……假如第二屆（工黨）政府想要完成它的歷史承諾，工黨就必須找一個適合於新時代的故事出來。

  顯然，他們知道「第三條道路」只是講「故事」。現在回過頭去看，它當時只是一種選舉策略、一個選舉的口號。每一次大選都需要一個選舉口號，哪一個黨的口號動聽，哪一個黨的勝算就大。等到第二屆工黨政府組建之後，「第三條道路」也就慢慢偃旗息鼓了。如同雷聲大雨點小，一場鬧哄哄的理論展示也匆匆收場。人們曾經把「第三條道路」看作是一個理論的創新，但其實它不是。

  布萊爾第一屆政府還做了以下兩件事：

  一、1998年提出上院改革法案，取消世襲貴族在上院的表決權，這是工黨在競選時作出的承諾。不過也是雷聲大雨點小，最終的結果是：保留了92位世襲貴族的表決權，其中2人為職守上議員，其他由黨派產生。1999年11月，《貴族院法》（House of Lords Act）正式獲通過，工黨的上院改革承諾就算執行了。

  二、1997年履行另一項競選承諾：在蘇格蘭和威爾斯進行分權公投，兩項公投都獲多數通過。根據公投結果，1999年兩地都選出分權議會。工黨這樣做並非沒有黨派利益考慮：它在兩地都有選舉優勢，分權後可以控制兩地的議會；它認為這樣會加強它在倫敦議會中的地位，達到長期掌握全國政權的目的。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十分短視：蘇格蘭民族黨很快就在蘇格蘭的分權議會中掌握控制權，不久又在全國大選中拿下了幾乎所有的蘇格蘭議席。它乘勝追擊，提出了蘇格蘭獨立的主張，並迫使後來的卡梅倫政府同意舉行獨立公投。分權有可能導致國家解體，工黨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過，那是屬於21世紀的故事了，到20世紀結束時，布萊爾政府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