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專家劉晏：贏得生前身後名

  李豫時期，除了楊綰，還有許多中興名臣，比如劉晏。

  劉晏（715—780），曹州南華（今山東省菏澤市東明縣）人，七歲就獲得了「神童」的稱號。他雖然才華橫溢，卻相貌平平，甚至有醜陋的嫌疑。不過，當一個人的才華登峰造極的時候，相貌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劉晏的經歷不再贅述。李亨執政的時候，劉晏就已經是京兆尹、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使（稅務總局局長，財政部部長），名副其實的中央領導。遺憾的是，劉晏為人太耿直，更兼才氣沖天，輕易不把旁人放在眼裡，能得到劉晏青睞的官員屈指可數，比如顏真卿。至於那些肚子裡沒有乾貨，只知道溜須拍馬，取悅上官的官混子，只能從劉晏這裡得到白眼和鄙視。

  問題是，水至清則無魚啊！大家同朝為官，都是為了混口飯吃，有必要讓同僚們整天懷疑自己是不是廢物，是不是要三省吾身嗎？

  劉晏40歲的時候，開始遭逢人生的諸多坎坷。比如，朝中酷吏開了個整人的黑名單，劉晏赫然位於榜首。劉晏被罷免後，過了六七年無所事事的日子，銳氣幾乎快要被磨盡了。寶應元年（762），李豫登基，特地給劉晏下了一道任命書，將他官復原職。廣德元年（763），劉晏被封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彼時，劉晏才48歲，正值年富力強的黃金期。正準備大展手腳，朝中有人舉報，說劉晏和太監程元振來往過密。為了避嫌，李豫被迫將他貶為太子賓客，再一次雪藏了起來。不過，李豫欣賞劉晏，因為劉晏懂經濟，會賺錢。

  當時，唐朝經歷了戰火，人口銳減、經濟蕭條、漕運阻隔、稅賦銳減，李豫非常頭疼。就拿糧食來說，開元十三年（725），一斗稻米的價格不到二十文，廣德二年（764），一斗稻米的價格竟然飆升到一千文，而且市場上還供不應求。

  據史料記載，當時長安百姓的家中沒有隔夜之糧，皇室府庫也沒有餘糧，以至於李豫只能削減禁衛軍的糧食供給。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糧食，而在於糧道。當時，如果要把江南的糧食運到長安，只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陸路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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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拉個獨輪車，每車裝兩百到三百斤糧食，這還包括牲口和勞力要吃的口糧，如果碰到陰雨綿綿的天氣，糧食損失更大。當時，糧道就傳著「一斗錢運一斗米」的說法。

  第二個途徑，水路運輸。

  由朝廷出面，組織上千艘糧船，先把糧食經長江運到揚州，再由揚州經過大運河運送到淮河，由淮河轉入汴河，再進入黃河，入黃河之後西上，經三門峽之險，再轉入渭河，最終到達長安，水路蜿蜒超過三千餘里。

  水運的好處是每次可以運送數十萬斤糧食，然而汴河、黃河的水文情況比長江要複雜，運糧船走其他河道沒問題，只要到了汴河，經常擱淺或者碰到暗礁沉船，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糧食基本上就是白運了。

  劉晏被貶後，元載接替了戶部侍郎的職位。

  李豫：「元載，職責所在，你去解決此事吧。」

  元載表示，解決漕運的根本是疏通河道，疏通河道的根本是銀子。問題是，他既不懂漕運，也撈不到銀子，有力無處使。

  元載：「陛下！您忘了，劉晏是這方面的專家，干起活來絕對比臣靠譜，而且可以讓他順便給朝廷弄點錢回來花花。」

  君臣一番合謀，劉晏重出江湖，擔任御史大夫，兼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接到詔書後，劉晏立馬收拾行裝，沿著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考察沿線的漕運和百姓的生計問題。

  正常情況下，中央朝廷每年都會下撥巨額資金去疏通河道，保障國家的運輸幹線通暢，然而戰爭過後，朝廷根本就拿不出錢來。劉晏一路走下來，最大的感受就是千瘡百孔，蕭索至極！到達江南之後，劉晏將路上的所見說聞寫成了一道奏摺，隨後發往京師。他在奏摺中是這樣描述的：

  第一，從長安到淮揚，運河中的泥沙堆積，河床堵塞，以至於千里河道變成了淺水灘，水路運輸猶如旱地行船。

  第二，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一路五百餘里，只有一千戶百姓。他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猶如行屍走肉。路上荒草叢生，野獸出沒，毫無人煙之氣，根本就找不到百姓幫忙疏浚河道。詩聖杜甫寫過一首《無家別》，形容的就是此時的情景：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第三，部分州縣的地方官跑得無影無蹤，以至於盜匪橫行，運糧船走到哪，這幫土匪就陰魂不散地跟到哪。

  第四，藩鎮節度使、地方自衛隊隨處可見，但凡是個官，身上都有個封號，大家把自己當成大唐的元勛，沒人願意幹活。這也就罷了，一旦朝廷的運糧船出現，這幫人就換上了土匪的面孔，將糧食搶劫一空。

  劉晏的報告提交上去之後，李豫讓他不惜一切代價疏浚河道，朝廷只看結果。

  劉晏想了想，要干成此事，必須先找到人。按照制度，朝廷搞工程，百姓有義務出工，而且需要自帶乾糧伙食，政府拿點補貼，幹完活各回各家。劉晏上任後，發布了一道告示：只要你們願意為朝廷疏浚河道，由官府給你們發工資。

  百姓聽說此事，紛紛踴躍報名。不僅如此，劉晏還調動地方自衛隊來疏浚河道，加固大堤，漕運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

  當時，黃河之上有一處天險，名叫「三門峽」。因為黃河中央的砥柱山將河水一分為三，北邊叫「人門」，中間為「神門」，南邊叫「鬼門」，因此得名。因為三門峽的緣故，此處有大型的漩渦，每當運糧船走到此處的時候，就會有被捲入水流，撞到山體沉沒的風險。

  按照慣例，運糧船走到三門峽，需要卸糧上岸，從陸路向西運輸，在下一個碼頭重新裝船。劉晏實地考察了一番，最終提了個方案：改造大船，給船編隊，改良縴繩。

  大船可以讓船體更加穩固。將十個大船編為一隊，形成鐵索連環，一起渡過湍急的水流。每個編隊用數百名縴夫拉運，不讓運糧船在水中失控。這個辦法雖然成本很高，可是和陸路運輸相比，還是節約了不少時間。

  事情辦到這個地步，劉晏可以回長安交差了。然而，他將目光放得更長遠。在他看來，漕運路程長達數千里，需要經過長江、揚子江、黃河、汴水和渭水，每個水域的情況都不一樣。過去，一艘船從頭走到尾，不知道暗礁和泥沙堆積的地點，因此容易傾覆，最後到達長安的糧食還剩八成就已經算不錯。

  劉晏提出了新的辦法：改全程運輸為分段運輸。

  將漕運路程分為四段，如果下游來了運糧船，由上游的運輸團隊接手。同時，劉晏在揚州、汴口、河陰、渭口等河道的交界處設立了臨時倉庫，用來儲存下游運送的糧食。再調派一支軍隊沿途保護，讓覬覦糧食的土匪們只能幹瞪眼。

  做完了這一切，劉晏將目光瞄向了運糧船。經驗告訴他，運糧船的體積越是巨大，傾覆的風險就越小，朝廷完全可以將運糧船改造升級。

  在此之前，如果官府想建造運糧船，需要從民間徵調工程師和雜役，這幫人需要放棄家中的事務，而且自帶乾糧，官府只補貼一些少得可憐的伙食費。給官府幹活，自己還得往裡面倒貼錢。這生意，誰做誰賠本。

  當時，劉晏從鹽稅中拿出了一筆巨額資金，下令在揚子（今江蘇省揚州市儀征市）開設了十個造船廠，臨時建造了兩千艘急需的大型運輸船，每艘船的成本高達一千緡（mín）。

  工人們拿工資，磨洋工問題自然就解決了。然而，官員們坐不住了，他們覺得造船是工人的義務，劉晏這樣做，完全是浪費錢，慣著小老百姓。

  劉晏反駁道：「你們這些人，就會算計雞毛蒜皮的事兒。」

  官員們覺得劉晏不可理喻，粗暴地反駁道：「就算造一艘好船，五百緡也足夠了，你不覺得一千緡太過分了嗎？」

  劉晏：「想把事情辦得更好，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長遠。」

  官員們蒙了：「什麼叫長遠？」

  劉晏耐心地解釋道：「船廠的民工太多，如果按照老規矩剝削他們，如何讓他們安心造船？咱們開出高工資，保證他們衣食無憂，他們自然會安心造船。再者說，先前造船的材料經常被替換成劣質的，如今給的錢多，就算有貪污剋扣的，剩餘的錢也能造出一艘合格的大船。」

  這番言論，讓官員們目瞪口呆。

  劉晏看著痴呆的同僚，恨鐵不成鋼地說道：「哎，你們現在都不理解我，後世的人一定會認可我所做的一切。」

  不得不說，劉晏在國庫最緊張的時候，敢大手筆造船，確實有魄力。憲宗、懿宗時期，朝廷不斷壓低運糧船的建造經費，以至於物料低劣，工人偷懶耍滑，造出的船薄脆易壞，漕運也就漸漸就廢棄了。

  問題是，劉晏的漕運改革就是燒錢，李豫雖然力挺他改革，可國庫的經費不允許啊。更何況，李豫窮得叮噹響，還指望劉晏幫他弄點零花錢呢。

  劉晏表示，這個事兒他一直記在心裡。在古代，臨時加征賦稅，派兵洗劫大戶，約談有錢商人，讓他們資助經費都是可行的策略。不過，劉晏愛惜自己的羽毛，干不出這些齷齪的事，他把目光轉移到了鹽政上。

  說出來大家可能不信，唐玄宗以前，官府並沒有實行食鹽專營制度。當時，全國有兩個大的食鹽來源，一個是河東的解鹽（最大的產地在山西省運城市），一個是江南的海鹽，其中解鹽占據一半以上的市場。

  在河東，由豪強富戶控制食鹽的生產，由大的鹽商負責銷售，老百姓當打工仔，賺取微薄的工資。當然，有些家庭會搞小作坊，生產小批量的食鹽，然後偷偷賣給鹽商。官府的角色就是：坐看你們發財，而且不徵收任何鹽稅。

  有唐一朝，老百姓承擔朝廷絕大部分的賦稅，可最賺錢的鹽商卻數錢數到手抽筋，確實是奇事一件。唐睿宗時期，某些官員就提出要在河東設置鹽政官，專門負責徵收賦稅，可一直到開元時期，有關部門才開始重視此事。

  當時，朝廷下了文，規定食鹽生產商需要獲得官府簽發的食鹽生產許可證，還要向朝廷繳納一萬斛食鹽，由當地官府負責徵收。和巨大的食鹽利潤比起來，一萬斛食鹽，實在是九牛一毛。

  安史之亂爆發後，李隆基逃出長安，過起了窮光蛋的日子，這才想起富可敵國的鹽商們。為了籌措戰爭經費，李隆基將理財大師第五琦派了出去，讓他不惜一切代價，增加國庫的收入。

  第五琦發話了，所有鹽場必須在朝廷備案註冊，由官府統一管理，鹽場生產的食鹽由官府統一收購，統一運輸到各地，再由政府專賣銷售。除此之外，鹽場不能將食鹽賣給任何商人，否則官府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這樣做的好處是，食鹽的收入全部流進了政府的口袋，國庫頓時就充盈了起來。可問題是，官收、官運、官銷有繞不開的弊端：

  第一，錢進了中央的府庫，官員撈不到任何好處。

  想想看，官員們忙活著收鹽、運鹽、賣鹽，卻只能拿著死工資，圖啥？朝廷明面上不允許商人銷售食鹽，可官員們有權，這些人暗中把食鹽加價賣給鹽商，既可以賺錢交差，也可以從中撈一筆，何樂而不為。

  第二，官府畢竟人員有限，要在全國開設食鹽專賣連鎖店，需要大量的啟動資金和從業人員。主管部門做不到這點，只好少設銷售點，以至於百姓們要買一點食鹽，需要跑幾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

  第五琦的想法是好的，就是不太注重市場規律。劉晏是個接地氣的官員，他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決定把官收、官運、官銷改為民產、官收、商銷。

  在食鹽生產環節，官府扶持一批豪強控制的大鹽場，民間自發形成小鹽場。在食鹽收購環節，官府有壟斷性的收購權力。在食鹽銷售環節，官府把食鹽加價賣給鹽商，讓他們自行設立銷售網點，政府再從中徵收一些食鹽銷售稅。

  在當時，食鹽如果要跨境運輸和銷售，必須給當地的縣老爺交一筆「食鹽過境稅」，也就是地方保護稅。劉晏一聲令下，以後這些都不用交了，誰再敢搞地方保護主義，先收拾你一頓再說。

  把食鹽交給商人銷售，如果他們囤積居奇，擅自漲價怎麼辦？

  好說！劉晏在各地的交通要道設置了許多常平鹽倉，專門儲備官府的食鹽，如果鹽商的食鹽超過了官府指導價，官府就出面銷售常平鹽。

  劉晏的做法很快就收到了奇效。第五琦主政時期，唐朝的鹽稅每年是六十萬貫，劉晏主政時期，唐朝的鹽稅達到了六百萬貫。由於劉晏的食鹽制度改革讓統治者嘗到了不少甜頭，一直到清王朝，政府採用的都是唐朝的食鹽產銷制度。

  除了鹽政改革，劉晏還發明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糧食監控體系。

  在唐朝，這絕對是新鮮玩意兒。當時，劉晏在全國各地設置了十三個巡院（具備國家統計局和發改委的職能），定位為監測地方經濟信息的機構，專門負責收集各地的糧食生產情況、物資存儲、物價變化、氣候異常等信息。

  問題是，那個年代沒有電話，怎麼把信息傳遞給京城呢？

  劉晏表示，這些都不是事兒。他大手一揮，發布了一道求賢令：只要你走路比普通人快，就可以找官府應聘，工資待遇從優，尊嚴有保障。在當時，這批人被稱為「疾足」或「駛足」。

  當時，劉晏在巡院和京師之間設立了驛站，專門接應這些疾足。各地巡院定期將經濟信息傳遞到京城，劉晏將朝廷的指令反饋到各地，保證市場供求平衡，物價穩定。比如，滑州的糧食豐收，汴州的糧食歉收，劉晏會派人收購滑州的糧食，以免穀賤傷農，然後再把糧食賣到汴州，確保汴州百姓不會餓肚子。

  據史料記載，劉晏的糧政改革確實起到了平抑物價的作用，以至於糧食市場基本達到了「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的狀態。

  劉晏的改革是大工程，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正是這一時期，唐朝的理財高手、漕運高手層出不窮。比如，陳諫、韓洄、元秀、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等人都是劉晏的門生，尤其是陳諫，機警聰敏，過目不忘，後來成為順宗時期「二王八司馬」改革集團的重要成員。

  客觀地說，劉晏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大唐的中興大業。遺憾的是，這樣的豐功偉業並沒有成為他的護身符，在後續的政治鬥爭中，劉晏還是不可避免地成為犧牲品，後面的章節咱們再繼續講劉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