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晉南北朝學術 第一節 學校01

  中國為崇尚文教之國，兩漢而降，此風尤甚。晉、南北朝，雖為喪亂之世，然朝廷苟獲小安，即思興學；地方官吏，亦頗能措意於此；私家仍以教授為業；雖偏隅割據之區，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較之羅馬喪亂之後，晦盲否塞之情形，大異其趣矣。此亦中西史事不同之一端歟？

  晉初大學，沿自魏世。泰始八年，有司奏大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宋書·禮志》。蓋以魏世，來學者率為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一節。故有此舉也。

  《晉書·武帝紀》：咸寧二年，五月，立國子學。《宋書·禮志》作起國子學。《晉書·職官志》云：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齊書·禮志》：東昏侯立，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之國學，即古之大學。晉初大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蓋屋宇起於咸寧二年，教官定於四年，生徒入學之法，實至元康三年而後定也。《晉書·裴頠傳》：時天下初定，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大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候，甚有儀序。此事在武帝時，皇大子即惠帝也。其時蓋徒行禮，未有教學之事。經說本只有大學，自王大子以下皆入焉，與士齒，殊有平夷之美。《周官》有師氏，保氏，乃小學之職，據此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異貴賤」，曹思文表語。誤矣。

  大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靈台。《宋書·禮志》。元帝初，王導請興學。戴邈亦以為言。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大學，《本紀》。蓋用其說。《宋書·百官志》云：大常博士，東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一博士。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魏及晉兩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大學博士也。

  又云：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一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榖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晉初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大學焉。

  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自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晉書·荀崧傳》云：時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宋書·禮志》云：《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榖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言：「宜為鄭《易》，鄭《儀禮》，《春秋》《公羊》《榖梁》各置博士一人。」詔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

  詔曰：「《榖梁》膚淺，不足置博士，余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宋書·禮志》略同。以《百官志》之文參之，則所謂九人者：《周易》王氏一，《尚書》鄭氏二，孔氏三，《毛詩》鄭氏四，《周官》鄭氏五，《禮記》鄭氏六，《春秋左傳》杜氏七，服氏八，《論語》《孝經》鄭氏九，所增者《儀禮》《公羊》各一，合十一人也。

  《本紀》：大興二年，六月，置博士員五人，則所謂後又增為十六人者也。不復分掌五經，蓋不復事教授？《儒林傳》言：「元帝雖尊儒勸學，亟降綸音，而東序西膠，未聞弦誦。」其明徵矣。《成帝紀》：咸康三年，正月，立大學。《袁瑰傳》云：瑰時為國子祭酒，上疏請給宅地，備學徒，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瑰始。《宋書·禮志》以此疏為瑰與大常馮懷共上，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老、莊，莫肯用心儒訓。

  穆帝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則未有實效，旋又廢墜。《孝武帝紀》：大元九年，四月，增置大學生百人。《車胤傳》：大元中，增置大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十年，二月，立國學。蓋至是二學並置。《晉書·職官志》云：孝武大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為十人。《宋志》云：十經由十助教分掌，蓋在是時。《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大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

  據《齊書·陸澄傳》澄與王儉書，則是時《易》立王肅，《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榖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學，《易》乃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則黜鄭置王，《左氏》則留服而去賈，《榖梁》益以范寧，而麋猶如故。澄謂《易》王、鄭宜並存，《左氏》宜立杜，《榖梁》善范便當除麋。

  又云：「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儉答云：「《易》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榖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大元立學，議由謝石，事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宋書》載其疏辭，謂上於大元元年，元疑九形近而誤，故有「皇威遐震，戎車方靜」之語。淝水之戰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議諡，深致貶損，而卒援是為恕辭，則晉人頗重其事。然《宋書·禮志》謂其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則其實效，亦未可睹也。晉人立學，專欲以化貴胄。故晉初傅玄上疏，病「漢、魏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

  王導言：「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戴邈言：「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講肄道義，不亦可惜？」然糞牆朽木，素質已非，雕墁之功，雲胡可就？其時特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而祭酒殷茂言：「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則猶是來者皆為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之舊也。《宋書·禮志》。

  《宋書·禮志》言：孝武立學，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五行志》言：大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囂，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晉志》略同。則立學未幾，而所毀之屋，已侔於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風紀敗壞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書·禮志》云：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大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案高祖詔立國學，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見《本紀》。其時學制已定，范泰嘗上書諭之，見本傳。大祖詔建國學，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詔言胄子始集，學業方興，亦見《紀》；《何承天傳》亦云，是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而《禮志》謂立學在二十年，蓋師生集於十九年末，禮成於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罷，《紀》在三月，蓋以軍興之故。《孝武帝紀》：大明五年，八月，詔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而《禮志》不言其事，疑其實未有成。

  然則宋世國學修立，不及十年，可謂衰替。然其時於私家之能講學者，為置生徒，隆其禮貌，加以資助，則其效或轉在官學之上也。《隱逸傳》：周續之，遁跡[1]廬山。高祖踐阼[2]，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鐘山。又《雷次宗傳》：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

  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大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紀》，系元嘉十六年。

  《宋書·何尚之傳》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大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南史》同。其立學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後國子學建，尚之遂領祭酒焉，亦見《傳》。

  《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征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南史》云：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則其分部仍與元嘉同。《齊書·百官志》：泰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永明三年國學建省，尤可見孝武之興國學，實未有成也。

  《齊書·禮志》云：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亦見《本紀》。《王逡之傳》云：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張緒傳》：建元四年，立國子學，以緒為大常卿，領國子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大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大祖崩乃止。《武帝紀》：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百官志》云：其夏國諱廢學。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亦見《紀》。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員外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表言：「先代不以國諱廢學，永明以無大子故廢，非古典。」案建武四年詔言：「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權從省廢，謳誦寂寥，倏移年稔。」則其廢，似不以無大子也。

  總明觀以永明三年省，然是歲又於王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猶十日一還學，監視諸生焉。《儉傳》。又竟陵王子良，嘗表世祖，為劉（左王右獻）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未及徙居，遇病卒。《（左王右獻）傳》。此亦宋世待周續之、雷次宗之意也。孔稚圭欲於國學置律學助教，詔報從納，而事不果行，已見第二十二章第七節。

  《梁書·處士傳》：梁武踐阼，征何胤不至，乃敕胤曰：「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設館而外，復征及其舊日生徒，較之宋、齊，尤為異數矣。

  《本紀》：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儒林傳》云：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南史》又有吳郡陸璉。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3]，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此亦猶宋之立五學，特專於儒耳。七年，正月，詔大啟庠序，博延胄子。國學蓋自此建立。九年，三月，詔皇大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儒林傳》言：於是皇大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領軍朱異、大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本紀》。亦見《張綰》《周弘正傳》。此蓋與國學並立，非如宋之五館、總明觀等補國學之缺也。《陳書·儒林·陸詡傳》言：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聲教東漸，南朝教學之規模，蓋以此時為最盛矣。

  《陳書·儒林傳》云：高祖承前代離亂，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案《沈不害傳》言：天嘉初，除衡陽王府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言宜建立庠序，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詔付外詳議，依事施行。陳世興學，不害蓋有力焉。其後宣帝大建三年，後主至德三年，皇大子皆釋奠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