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的態度

  第二個問題已經形成對公民國家至高無上地位的挑戰，俾斯麥便在國家自由黨的熱情支持下，出手干預。俾斯麥懼怕出現一個反對新帝國的天主教聯盟。因為教皇至上的極端主張觸動了他的神經（他認為德國應該是自己的家的主人，而他俾斯麥是德國的主人）。波蘭人對神職人員表示支持。教會坐擁巨大的財富和力量，否認世俗政府處理教育和信仰事務的能力，否認公民對國家的服從以及在國家的指導下就業，因此教會準備圍繞神職人員建立一個龐大的政黨（中央黨），在信仰而不是政治的基礎上聯合起來——這讓俾斯麥極度惱火，誓要與教會戰鬥到底，因為這表面上是讓神職人員治國，暗地裡卻是在攻擊俾斯麥，顛覆他的最高權力。俾斯麥和國家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相同，他們都遵守同一個原則：帝國的主權應該高於任何人和任何團體（不管是教會的還是世俗的），在帝國的領土範圍內是至高無上的——簡而言之，這就是英國宗教改革和《至尊法案》的原則。梵蒂岡的信條讓國家與教會之間的歷史矛盾死灰復燃，而多林格的朋友格萊斯頓先生也欣然投身於這場鬥爭之中。其實如果我們用影響力以及在精神、教育和道德方面的重要性作為標準來衡量一場運動，那麼1870年的梵蒂岡信條以及在1864年列出的禁書目錄在社會和文明史的演變中是比德意志帝國的統一更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