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與巴黎

  1859年，俾斯麥調任駐彼得堡大使，在那裡度過了三年並發揮重大作用後，他又成了駐巴黎大使。但這份工作他只做了幾個月。1862年9月他被召回柏林——唯有他才能處理國內的憲政危機。從那天起，他先後擔任普魯士首相、北德意志邦聯首相以及後來的德意志帝國首相，一直掌握著普魯士和德意志的核心權力。如果把普魯士比作一艘大船，那麼俾斯麥就好比領航員，他一路指引普魯士穿越各種狂風暴雨，直到1890年才被新上任的年輕國王「拋棄」。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在那些年裡，他一直「在半專制國王和半憲政社會下擔任宰相，一方面要考慮皇室，另一方面還要面對複雜的政治環境」。然而，他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在就任之前他就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在法蘭克福、彼得堡以及巴黎（雖然很短暫）的外交經歷使得他能親身體會到德意志現行政治系統的無能，以及歐洲外交關係的錯綜複雜。

  他的第一個任務便是要讓自己的君主有面對這場鬥爭的勇氣。當他在波茨坦首次會見國王的時候，國王已經簽好了退位法令，但這份法令很快便被撕掉。可是在和王后在巴登巴登待了一兩周之後，這位國王又開始變得消沉。國王說：「我知道我們會是什麼下場。就在劇院門口，他們會先砍了你的腦袋，然後再砍掉我的。」俾斯麥接著說：「然後呢？我們就這樣死掉了。我們能不能死得更有尊嚴一點——我能否像斯特拉福德伯爵那樣，而陛下能否不要像路易十六，而是像查理一世那樣死去？」俾斯麥贏了這場辯論，而這位國王也決定與議會鬥爭。

  無論是對於普魯士，對於這位國王還是對於俾斯麥，這都是決定性的時刻。但與國王相比，俾斯麥永遠不會猶豫不決。他在官僚系統和軍隊均開展了清理工作——所有表現出自由主義傾向的人都會被掃地出門。他還繼續推行毛奇和羅恩設計的軍隊改革，甚至不經表決便動用資金。「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講和議會投票就能解決的，而是要靠鐵與血。」而無論是鐵，還是血，俾斯麥都絲毫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