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蒼穹

  儘管利簋銘文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僅靠這些記錄是難以得出正確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達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學而言，必須對所有的天象材料進行全面研究。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這一大的課題中，專門設置了「武王伐紂時天象的研究」這一專題，並由天文史學家江曉原具體負責研算。

  江曉原，1955年生於上海，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天文系，1982年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在著名科學史家席澤宗院士的指導下攻讀天文學史。1984年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不久即長期領導當時中國唯一的天文學史研究組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1988年獲博士學位，1994年因在天文學史研究方面的特殊貢獻被中國科學院破格晉升為研究員，次年任博士生導師。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古代中西方天文學交流史；運用古代天文學資料解決當代天文學課題；古代中國天文學的性質與功能研究；利用天文學方法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等。另外在中國性文化史研究領域也頗有建樹。在不算太長的職業研究生涯中，先後在海內外出版16種專著，並在英、美、德、韓、中國大陸及港台等地的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同時還有大量的隨筆、雜談予以發表，被譽為當代中國學術界「功力深厚，思想激進，學術目光敏銳」的「才子型」中青年學者。

  本書首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江曉原（中）在「工程」研討會上。左為助手鈕衛星博士，右為考古學家王占奎（作者攝）

  江曉原接手「武王伐紂時天象的研究」這一專題後，在他的兩名博士生兼助手鈕衛星、廬仙文的協助下，採用了與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進行探索。這種新的思路就是將史籍中已知的16種關於武王伐紂的天象記錄全部加以考慮，在逐一進行甄別後，選擇相關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食、月食、曆日（朔、干支）等進行驗算。

  前文已述，雖然已有不少中外學者此前在研究武王伐紂年代時考慮到了天象，但他們一般只用一種或兩種來計算，故所得的結果總是各執一端且差異很大。對這種情形，江曉原認為，也許以前的研究者心裡明白，應該把所有的天象都進行計算，只有如此，得出的結果才更加真實或接近歷史事件的本身。但若真的如此操作，又往往力不從心，在計算機尚未發展、普及的年代，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個天象的計算，學者們可能需要幾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按照天文學的理論，凡是能夠回推計算的天象必為周期天象，而周期天象又必然會有多重解。例如文獻上記載的「歲在鶉火」這一天象，每十二年就會出現一次，而同樣見諸記載的「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則每年都會出現一次。這樣的天象周期，如要回推到四千年前的某一段，需費很大的氣力才能解決。所以此前的學者們通常只能對某種天象求取某一次或若干次特定的解，而無法對所有有關天象進行長時段的（如一百年）、全面的回推、排比和篩選。因此，學者們在通過其他手段獲得一個假設的伐紂之年後，再拿出一個或兩個天象記錄來做旁證，就做出了最後的肯定性結論。但問題的要害是，由於天象的周期性，這樣的旁證很容易獲得，同一個天象往往會被不同的學者用來支持不同的伐紂之年，其所得結果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曉原繪製的伶州鳩描述的大火、析木黃道星圖

  江曉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歷代學者各種說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餘年範圍確定下來，然後把已知的十六種天象放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進行驗算，如果有某種天象在這個時間段內不可能發生，就將這種天象排除。如果計算表明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些天象雖然可能發生，但卻不能用來定年的也要排除。如關於彗星的天象，文獻中有武王伐紂時出現彗星的記載，天文學理論表明，這種用來定年的彗星必須是哈雷彗星。經研算，記載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0.3%，這樣小的概率很難作為可靠的推論依據，故一併予以排除。

  《世俘》書中關於天象的記錄

  江曉原按照以上的思路工作後，在十六種天象中最終確認可以用來定年，同時又是在事先確定的一百多年時間段內可能出現的天象共七種，分別是：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為甲子（據利簋銘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歲星當頭（據利簋銘文）；

  3.周師出發時應能在當地東方見到歲星（據《淮南子·兵略訓》和《荀子》）；

  4.在周師出發前後，有「月在天駟」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據《國語》伶州鳩所述天象及《三統曆》）；

  5.從周師出發到克商之間應有一段時間距離，這段時間的長度應使得周師從周地出發行進至牧野合乎常規（據《武成》《世俘》及《三統曆》）；

  6.周師出發後至甲子日克商前，應有兩次朔發生，第一次干支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則約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為庚申或辛酉（據《武成》《世俘》所記曆日）；

  7.在武王伐紂的過程中，有「星在天黿」的天象（據《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述伐紂天象）。

  在確定了以上七種天象之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尋找一個同時符合這七種天象的具體年代。如果找不到這樣一個具體的年代，就說明當今的天文學研究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幾個年代，也同樣說明天文學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個而不是幾個。根據以上預設的條件，江曉原率領專題組研究人員，採用國際天文學界最先進的長時段計算軟體DE404星曆表進行推算。幸運的是，計算結果只有一個年代符合上述七種天象的條件。全部結果用下表可表示出來。

  武王伐紂天象與歷史事件一覽表

  最後的結論是，武王於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東征，在出發後的近一個月內，歲星於日出前出現在東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師渡孟津，六天之後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戰中克商。此時牧野當地時間為凌晨4時55分，歲星正位於上中天，地平高度約60度。

  當上述成果出現之後，江曉原於1998年7月致函「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將情況做了如下匯報：

  江曉原計算並繪製的牧野之戰天象圖

  一、關於歲星天象

  計算結果，非常令人鼓舞。按照我們推算的伐紂曆日：

  甲、武王出師近一個月內，歲星皆於日出前出現於東方天空，此與《淮南子·兵略訓》所載「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極為吻合。

  乙、克商之日，日出前一小時，正值歲星上中天，在正南方，地平高度約60度——這是一個非常利於觀測的位置，恰與利簋「歲鼎克昏，夙有商」吻合。

  丙、此時歲星在十二次中的位置是在壽星之次的頭部，雖與鶉火相隔一次，實際僅差三十餘度。而按照中國古代星占學原則，前後數年（極限情形可達六年）之內事，皆得作為事應。故歲於公元前1046年次鶉火，而武王於前1045年出兵伐紂，完全可以符合伶州鳩「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之言。

  ……

  在這封函件發出之後，江曉原在助手的配合下，很快寫出了研算的詳細報告交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在這份報告的最後，江曉原說道：「接受本課題之始，我們並未抱樂觀的態度，因為對史籍中眾說紛紜的記載，有一個問題始終令人困擾：古籍中的記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然而當最後結果浮現出來時，我們感到非常驚訝。我們只是在對古籍記載存疑的前提下，用天文學方法『姑妄算之』，但是在經過非常複雜、也可以說是非常苛刻的驗算和篩選之後，而且是在完全不考慮考古學、甲骨學、14C測年等方面結果的條件之下，發現《武成》《世俘》、利簋銘文、《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等文獻竟然真能相互對應，而且能夠從中建立起唯一的一個伐紂日程表（因為這是嚴格篩選出來的最優結果），這不能不使人由衷感嘆：古人不我欺也！由本課題的結果，或許也可以反過來印證，古籍中關於武王伐紂天象的絕大部分記錄都是真實的。許多關於劉歆偽造天象史料之類的說法，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面對這個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和項目辦公室，在北京禮士賓館組織召開了「武王伐紂問題研討會」，就以上專題成果報告進行研討。來自全國六十餘位一流專家學者經過兩天的研究討論後認為，江曉原等專題研究人員，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導出的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質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認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兩點不能令人完全滿意：

  一是公元前1045—前1044年歲星不在鶉火之次，從記載於《國語·周語》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說的伐紂天象中可以看出，這個記載包括四條相互關聯的信息，這就是「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這四條信息的後三條經江曉原等專題人員推算及多重驗證，和所得的年代相當吻合。但唯獨「歲在鶉火」一條不合，而這一條恰恰是被歷代學者所重視並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國語·周語》中的這段話是日月星辰渾然一體，「歲在鶉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歲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於鶉火之次，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諸侯會於孟津之時。按江曉原給李學勤的信函和結題報告中的解釋：在牧野之戰的前二年，從武王大會諸侯於孟津之時，就意味著廣義的伐殷的開始，直到兩年後成功克商。而在這個時間段里，正好和「歲在鶉火」的天象相吻合。對於這種解釋，多數學者認為雖無不可，但畢竟有點牽強附會的味道，故只好作為存疑保留下來。

  學者們提出的第二個不足是，上述研究對《武成》曆日的解釋採用漢代學者劉歆的定點說，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銘文所反映的情況也多有牴牾之處。

  鑑於以上情況，為慎重起見，研討會之後，「工程」首席科學家決定委託中科院陝西天文台的天文學家劉次沅，對「武王伐紂天象的研究」這一專題結題報告進行驗算，看有沒有其他的結果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