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征商簋的面世

  銅器窖藏出土地點示意圖

  

  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收集到的武王克商年研究的資料，儘管已有44種說法，但縱觀這些學者們的研究思路，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是通過文獻得出一個克商之年後，再用一兩種天象記錄作為旁證，來肯定這個結論，這樣得出的結果就不免帶有無法迴避的缺失。因為研究者所利用的天象大都具有周期性，其旁證不難找到，故出現了同一個天象記錄會被不同的學者用來支持不同的克商之年的做法。而要避免這種情況，就要求研究人員在利用天象記錄推算時，必須對天象記錄的選擇慎之又慎。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有關專題人員從古代文獻和出土器物中共收集到與這一戰爭事件有關的天象記錄16項，其數量之多為世界所罕見。但正如前文所言，這些記錄的載體多出於後人之手，時間跨度大，內容艱澀模糊，而且有的自相矛盾，這就為研究者造成了許多困難和障礙。經甄別和篩選，最為可信的當屬利簋銘文所載的內容。

  窖藏內出土的青銅利簋和簋內銘文

  1976年3月上旬，陝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的農民在搞水利建設時，於地下掘出了一個銅器坑和一批銅器。臨潼縣文化館聞訊後立即趕赴現場進行調查，發現銅器的出土地點是一處周代遺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該遺址位於原零口公社駐地西北1公里的南羅村南、西段村東，在東距零河半公里的二層台地上。從農民們已挖掘的現場看，遺址耕土層下即為周代文化層，灰土堆積不厚，內含西周及春秋時期的陶尊、陶盆、陶鬲等殘片。早於此前的1975年5月，當地農民就在此處不遠的地方發現過一座西周前期的豎穴土坑墓，並出土了銅、玉、蚌、貝等器物。這次出土的銅器坑位於該墓西約200米，銅器已被推土機推離坑位，已無法知道當時的排列情況。但文化館的文物幹部趙康民等人從斷崖上殘存的坑壁觀察，出土地應為一個深2米、寬70厘米的窖藏。就在這個窖藏里，共出土了60件青銅器和91件銅管狀絡飾。而轟動學術界的著名的青銅禮器——利簋，就在其中。

  經觀察、測量，這件利簋為深腹，方座，雙耳有珥（見文前插圖）。通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其中腹與方座均以雲雷紋為地，上飾獸面紋和夔紋，方座平面四角飾蟬紋。圈足亦以雲雷紋為地，上飾夔龍紋。經除鏽發現器底有銘文四行共32字，經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等人釋讀為：

  征商，惟甲子朝，歲（越）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闌師，易又事利金。

  用作檀公寶尊彝。

  按照唐蘭的解釋，這段銘文的大體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紂，甲子那天的早上奪得了鼎，打勝了昏（指商紂），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闌師，把銅器賞給有司利，利用來做檀公的寶器。

  銘文所記的顯然是周武王伐紂之事。武王打敗商紂進入殷都後，有許多事情要急於處理，一直到第五天戊辰，才用豬來追祭文王，並於同日立政，標誌著周革了殷王朝的命而自己受了天命。這件銅器的所有者——有司利，是在武王立政後的第四天辛未受到武王賞賜的，於是利就於這一天刻了銘文。關於武王伐紂的歷史，文獻多有記載，但就出土的青銅器銘文而言，則是首次發現，利簋作為這次戰役的實物證據，對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義則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為如此，這件青銅器稱為利簋，又稱為武王征商簋。並自發現之日起，備受世人關注。

  從利簋的銘文看，武王克商的這一天正是甲子日，這個記載和許多古代文獻所記的干支相合，從而證明文獻至少在這一點上的記載是正確的。由於利簋本身所刻銘文較少，且銘文又較古奧難訓，如唐蘭、於省吾、徐中舒、張政烺等一批著名學者，都曾對銘文做過考釋，但對一些關鍵性的字詞及句子的理解卻有分歧。特別是「歲（越）鼎克昏，夙有商」一句，如何標點、訓釋，就存在很大的差異。此處的「歲」字，唐蘭釋讀為「越」字，越鼎即奪得了鼎。於省吾釋「歲鼎」為「歲貞」，徐中舒又釋「鼎」為「則」字。張政烺、嚴一萍等人解釋為「歲星」，「鼎」作「當」講，即克商之日的「歲鼎」就是歲星正當其位。也有學者認為「歲鼎」即歲星（木星）正當上中天，並與《淮南子·兵略訓》的一段記載「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相合。也就是說，當武王率兵由豐鎬出發東征的時候，在正面的東方能看到歲星。夏商周斷代工程專題研究成員、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黃懷信，在對銘文做了深入考釋後，用白話釋解為：「武王向商都發起最後攻擊，是在甲子日黎明，當時歲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黃懷信的解釋，可知利簋銘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記錄了武王伐紂取得最後勝利的全過程。它的價值不僅是印證了文獻中關於武王伐紂在甲子朝的記載，而且印證了紂王自焚於甲子夕的記載。更重要的是它記錄了克紂之日黎明的天象，為推求武王伐紂的準確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