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早期的晉國都邑

  同琉璃河遺址一樣，天馬—曲村遺址同武王克商這一事件有著直接的參照關係。

  位於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遺址，是晉國的早期都邑，總面積達8.75平方公里，是已知山西境內規模最大的西周遺址。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在此發掘了大面積的周代居址和500餘座西周初期至春秋初期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遺址的中心區發現了有著重大學術價值的晉侯墓地。

  如前文所述，周武王在克商後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對全國的統治並不鞏固，政治上潛藏著嚴重的危機。因此，在他死後，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攝理政事，不久即發生了管叔、蔡叔之亂。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歷經三年終於平息了這場戰亂。之後便有了晉國始封地的出現。

  

  平定管蔡之亂圖

  據《史記·晉世家》等文獻記載，武王與其後邑姜（姜太公尚的女兒）歡會之時，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個兒子，名虞，將來把唐國封給他。那裡是參宿的分野，叫他在那裡繁育自己的子孫。不久，邑姜果然懷有身孕，胎兒出生後，手上竟有一個虞字，故起名為虞。因為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個兒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稱為叔虞。武王死後，成王繼位。管、蔡之亂被平息之後，有一天，年幼的成王與叔虞戲耍玩鬧，成王削一片桐葉為珪贈予叔虞說：「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聽罷此言，立即請求成王擇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為然地說：「吾與之戲耳。」史佚反駁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因唐國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於。

  以上的說法，在《呂氏春秋》和《說苑》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只是《說苑》將史佚換成周公罷了。年幼的成王也許不會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內最為強大的北方雄邦——晉國的六百年皇皇偉業。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也改稱晉國。這一國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為止。當然，唐作為晉國政治中心的時間並沒有六百年。據文獻記載，晉國早期曾幾度遷都，關於搬遷的次數和諸都的地望，漢以來，異說頗多，人們很難確切地得知。只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長期以來困惑人們的謎團才逐漸得以解開。

  侯馬晉國新田遺址分布圖

  史載公元前585年，晉景公聽從了韓獻子的建議，把國都從故絳遷到了新田（新絳），新田從此成為晉國最後兩百年的首都。

  新田究竟在哪裡？史書只記載在汾、澮兩河之間，但具體地望還是令後來的學者大傷腦筋。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即按照文獻提供的線索，於曲沃、侯馬兩地展開田野調查。在逐漸排除了曲沃作為晉都新田的可能性之後，考古人員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相距不遠的侯馬，並得到了幾條線索。1956年，國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化局聯合組成一支文物普查工作隊，在侯馬附近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調查。就在這次卓有成效的調查中，考古人員在侯馬以西發現了異常豐富的陶片、瓦片和夯土，從而推斷這裡應為晉國極為重要的都邑。塵封了幾千年之久的晉都新田，從此向世人撩開了神秘的面紗。

  1963年冬，考古人員在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把包含重要遺存的凍土運回室內清理

  山西翼城北壽城出土的「降（絳）亭」陶文

  侯馬盟書

  新田遺址發現的當年秋季，山西省文管會設立了侯馬工作站，並正式對遺址進行發掘。通過幾十年的努力，考古人員在汾、澮之間發現了6個大小不等的西周到春秋時期的城址。從城址的規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內涵等方面推斷，除一處為晉景公遷都之前的小城外，其他五處都應是作為晉都的新田城及其附屬遺址。自1965年始，考古人員又在距可能是晉國宗廟的呈王古城2.5公里處，發現了著名的「侯馬盟書」。盟書中記載了晉國的一些盟誓活動，並明確指出，盟誓的地點是在「晉邦之地」「晉邦之中」。特別是後來在喬村發現了「降（絳）亭」陶文，從而更加證明了今侯馬一帶的春秋古城就是歷史上的晉國晚期的都城——新田。

  遺址已被發現，那麼，晉國前期的都城又在哪裡？對此問題的研究，歷代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但最著名的當屬班固、鄭玄的「北說」與顧炎武的「南說」。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故參為晉星。」班固所言的晉水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晉源一帶。鄭玄在《毛詩·唐譜》中也認為晉之始封地在晉陽，即今太原市。太原西郊著名的晉祠，據說就是晉的始封之所。班、鄭的北說自北魏起傳承了近兩千年，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皆以為然，獨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所著《日知錄》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因而提出了晉之始封地在晉南的「南說」。

  1949年以來，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門根據班固的「北說」，在太原市附近做過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卻始終未找到大片西周遺址，雖偶爾發現相當於西周時期的陶片，但其風格與西周晉物迥然不同，顯屬其他文化系統。20世紀60年代，國家文物局組織考古專家蘇秉琦、謝元璐、張頷等人，再赴太原晉祠附近做田野調查，在所找到的幾座古城址中，最大且最早的一座為東周時期的古晉陽城。其他的古城時代最早的為戰國時期，根本見不到西周的遺蹟和遺物。

  196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俞偉超，赴山東臨淄調查齊國最早的都城。在幾經周折之後，他們找到了一些線索，但沒有結果，最後算是以失敗告終。失敗後的鄒衡在經過認真的反思之後，決定從此放棄山東的調查，將注意力轉向山西，希望能找到早期的晉都。他在詳細地研究了文獻記載後，對著名的早期晉都「北說」和「南說」都處於相信與懷疑的矛盾之中。班固和鄭玄無疑是東漢時期最偉大的學者，兩千年來，歷代學人對他們兩人可謂佩服得五體投地，凡某一歷史事件由班固所說，學術界一般對此說都持肯定的態度。而顧炎武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是清代學術史上一位繼往開來的學術大師。晚年顧炎武測重考據，開清代樸學之風。他根據《左傳》的記載，重新對早期晉都地望做了位於山西南部的推斷，這樣的膽識和魄力也是非一般學者所能比擬的。

  就南北兩說相比而言，鄒衡更懷疑班固的太原說，這不僅是由於此前的考古學家多次在太原周圍調查而無果的事實，還有一個可供懷疑的理由是，鄭州明顯有那麼大一個商城，但班固在《漢書》中竟沒有隻言片語提到過，由此可見他記載的史事既有遺漏，也應有錯誤，並不是完全可靠。相對而言，顧炎武的「南說」應當較為可信，因為從考古學的角度看，許多夏商遺址已在晉南發現，周王朝是承襲夏商而來，且有《左傳》「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的記載，晉南作為「夏墟」的可能也應該更大一些。儘管如此，他對顧氏之說仍沒有把握。20世紀70年代末，鄒衡奉命到太原郊區調查晉國都邑，但跑了包括晉祠在內的一圈，沒有發現周代的遺址。恰在此時，山西省考古人員正在晉祠附近發掘號稱唐叔虞的一座大墓，鄒衡應邀前去參觀。但遺憾的是，當大墓打開後，發現根本不是什麼唐叔虞之墓，而是唐宋之後建造的一座偽墓。此事一出，考古界大嘩，鄒衡受到的刺激也很大，他覺得班固可能真的靠不住了，還是顧炎武說的有些道理。從此，他將調查晉始封地的目光徹底轉向了山西南部。

  按照顧炎武的說法，早期晉都應在汾水南面、襄汾縣西南30公里的趙康鎮一帶。那個地方至今還有城牆遺址，郭沫若曾經對顧氏的這一說法表示相信和認可。但當鄒衡帶領學生滿懷希望地前去調查之後，發現城牆遺址和出土的陶片等遺物全是戰國之後的，根本沒有周代的東西出現。看來顧炎武所說的這個地方也頗值得懷疑，但就整個晉南而言，還是頗有些希望的。

  1979年秋，鄒衡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商周組的學生第二次赴晉南調查，重點是臨汾地區。據鄒衡後來說，之所以選擇這個地區，是因為晉都始見於《左傳》者為翼，即今之翼城。《毛詩·唐譜正義》引《漢書音義》臣瓚按：「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歷史上的永安在今洪洞縣一帶，20世紀50年代考古人員曾在洪洞永凝東堡發現過西周早期墓葬和銅器群，並出土了兩版西周時期的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到了60年代，考古人員又在翼城鼓山東北麓發現過西周早期銅器群。所有這些都為晉都的調查提供了重要線索。

  山西翼城、曲沃古代遺址位置圖

  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鄒衡將目標重點放在翼城和曲沃兩縣。在調查中，共發現了10多處西周遺址。其中最為重要的有3處，一是翼城東南7.5公里的故城村遺址；二是葦溝—北壽城遺址；三是翼城與曲沃交界處的天馬—曲村遺址。為了對3處遺址的文化面貌有個大體的了解，鄒衡率領學生與山西省考古所聯合對遺址進行了試掘。試掘結果表明，故城遺址建城的年代應在東周時期，不合乎早期晉都的條件，故排除在外。第二處葦溝—北壽城遺址，文化內涵極為豐富，有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西周早期至東周時期的晉文化以及漢代文化遺存，其中晉文化遺存的分布最為普遍。在清理的城內戰國晚期的地層中，考古人員挖出一件紅色陶釜，釜領部有橫戳印陶文「降（絳）亭」兩字。這一陶文的出現，對考古調查人員來說無疑是個重要線索，而收穫最大的算是對天馬—曲村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晉侯墓地發掘現場

  天馬—曲村遺址位於翼城之西和曲沃之東的兩縣交界處，因其在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的寬闊平原上，故名天馬—曲村遺址。該遺址西南距侯馬晉國遺址約25公里，西距汾河約12公里，南距澮河約8公里。從整個地望來看，這個總面積約為3800米×2800米的遺址三面環山，兩面近水，地闊土沃，頗有氣勢。

  鄒衡（左一）在天馬—曲村墓地與徐天進副教授等一起發掘

  早在1962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由謝元璐等專家組成的考古調查組赴山西做田野調查時，就發現了這個遺址。1963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班學生在此進行了首次試掘，由於試掘範圍較小，對遺址的文化性質仍缺乏認識。16年後，鄒衡率領學生會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對這個遺址進行試掘，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墓地，並試掘了部分墓葬。這次發掘，為認識此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徵等問題創造了條件。關於這次調查和試掘的情況，鄒衡等考古專家經過研究分析，在報告中做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試掘的葦溝—北壽城和天馬—曲村兩遺址，於文獻雖皆無證，但都有早期晉物而值得注意。前者出有戰國「降（絳）亭」陶文，與侯馬晉國遺址出的幾乎完全相同。天馬—曲村遺址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延續的時間也較長。經過初步判斷：此遺址在西周初期就已興起，發展到繁盛時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卻又陡然衰竭下來。我們知道，侯馬晉國遺址開始興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發展到繁盛時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才逐漸衰竭下來。從這兩處晉國遺址的盛衰交替情況，人們將不難看出它們首尾相銜的關係。如果說後者是晉國晚期國都「新絳」，那麼天馬—曲村遺址和葦溝—北壽城遺址的發現，自然就為尋找晉國的舊都——「故絳」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至於晉之始封地，晉陽、安邑兩說是完全可以否定的。此外還有平陸縣河東大陽「故夏墟」以及鄂地大夏（《世本》）之說，然其地在西周初年未必為晉所有，晉滅虢曾假道於虞可以為證，斷然不可能為叔虞所封。剩下來只有永安、平陽兩說可以考慮了。此兩地相鄰，今均隸屬臨汾地區，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洪洞縣和翼城縣。此兩縣俱在「河汾之東」（《晉世家》），而翼城又在「汾澮之間」（《鄭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尤其是今在此兩縣內發現了坊堆—永凝東堡、葦溝—北壽城、故城村和天馬—曲村四處大規模的早期晉文化遺址，山西境內他處尚未有類似規模的遺址發現。因此，我們認為，霍山以南、絳山以北、汾水以東、澮水以西方圓百數十里的範圍內，很有可能就是《晉世家》所謂「方百里」的晉始封之地。

  ……今以天馬—曲村遺址而言，其繁盛期恰好是從西周中晚期開始的，以葦溝—北壽城遺址而言，其南部平地遺址也是從西周中晚期開始，所以，僅就年代而言，兩址作為故絳，都是具備條件的。但是，兩址相距12—15公里，天馬—曲村比較靠近汾河，可通漕運，且在一日之內可達聞喜（晉曲沃）；葦溝—北壽城距離汾河較遠，難通漕運，且難一日而至聞喜。所以，若就地理位置而言，則天馬—曲村作為故絳，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天馬—曲村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鳥尊

  根據鄒衡等人的推斷，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於1980年秋對天馬—曲村遺址正式發掘。此後每隔一年發掘一次，至1990年，共進行了七次大規模的發掘，除揭露了大面積的周代居址外，還發掘葬有青銅禮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五百座，共出土青銅禮器一百多件，有銘文者數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銅盉，上有「晉中違父作旅盉，其萬年永寶」銘文。由此，鄒衡認為，天馬—曲村遺址確鑿無疑是晉遺址。同時他結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圍乍新邑旅彝」的銅觶銘文和遺址附近堯都村殘存的「堯裔子□□」清代碑文等遺物遺蹟推斷：「天馬—曲村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天馬—曲村晉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銅鼎

  天馬—曲村遺址規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內，總面積幾達鄭州商代遺址或殷墟遺址的一半，相當於西安灃西、灃東兩遺址的總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已發現的最大的西周遺址。就考古學文化分期而言，鄒衡等考古人員將天馬—曲村遺址分為五個大的階段：

  晉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銅鼎線描圖

  晉侯墓地出土的陶鬲線描圖

  晉侯墓地出土的早商文化期陶器線描圖

  第一階段：仰韶文化中晚期；

  第二階段：龍山文化早期；

  第三階段：二里頭文化晚期；

  第四階段：西周早期至東漢晚期；

  第五階段：金、元、明時期。

  從以上五個階段的分期來看，第三階段的二里頭文化後來被證明是夏文化，夏文化之後接著就是周文化，那麼在第三和第四階段之間隔著整個商文化，既然沒有商代的文化遺蹟體現，這就為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難得而特殊的條件。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這個課題中，專門設置了「天馬—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並由劉緒具體負責研究。

  劉緒，1949年生於山西省廣靈縣，1975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工作。1980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在鄒衡教授的指導下攻讀碩士研究生。1983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在讀書和當教員期間，曾隨北大考古系師生數次參加了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後晉升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主要從事商周考古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按照劉緒的解釋：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設置這一專題，除了天馬—曲村遺址像琉璃河、豐鎬等西周遺址那樣，有比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測年的系統樣品外，它本身的文化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連續發展的，特別是發掘的幾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標本極其豐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應俱全，這就為14C測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包括天馬—曲村遺址在內的晉西南，經過幾十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至今未發現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的遺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卻突然冒了出來。因為沒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遺存就更容易確定，同時也減少了一個大麻煩，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個文化現象出現，有人說是商代晚期，有人說是周代早期的爭論。從考古發掘來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遺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實上當西周建立王朝之後，不可能將殷人全部殺光，只要人活著，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馬上消失，必然沿著慣性延續一段時間。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階段，要準確地劃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當困難的，如同二里頭遺址文化的劃分一樣，不經過幾十年爭論是沒有結果的。但天馬—曲村遺址的特殊性就在於，只要出現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還是周代的，同時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煩。至於出現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個時期的，可以參照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現象進行研究、討論、印證，但必須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擾，這便是天馬—曲村遺址的獨特之處。

  在北大讀書時的劉緒（後左一）跟隨教授鄒衡（前左一），與山西考古研究所張頷（前左二）等在黃河沿邊津渡一帶考古調查

  既然天馬—曲村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別，那麼這種文化就應該接近晉國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那距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就應該接近或相隔不遠了。又因天馬—曲村遺址是離周朝的首都豐鎬最近的一個封國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豐鎬遺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實上，從兩地的考古發掘來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遺存也是相同的。這樣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意義，即天馬—曲村遺址的文化可牽涉和限制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說天馬—曲村遺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測年所得的數據，不能早於武王克商年，如果早於「工程」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證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錯誤的，因為晉（唐）國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後才就封的。同理，該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於武王克商許多年，至少不能晚於成王在位的年數。由此，天馬—曲村遺址在考古學文化上就將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了。這也正是工程要設立「天馬—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的目的和意義。

  由於劉緒多年來一直參與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對諸方面的情況都有深入的了解，所以關於天馬—曲村遺址的分期部分，由他負責研究。

  在接手這一專題後，劉緒會同北京大學考古系徐天進、雷興山等學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在原來研究的基礎上，將遺址中的西周遺存分為三期六段，各期、各段的AMS測年數據為：

  天馬—曲村遺址西周遺存分期及AMS測年數據

  續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天馬—曲村遺址的14C測年，其中早期一段的中值約在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而此前所述的與武王克商年有關的殷墟和琉璃河遺址14C測年分別為：

  殷墟四期：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見前表）；

  琉璃河遺址一期一段墓葬：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見前表）。

  由於殷墟商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延續到西周初年，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認為，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就應相對提前，定在公元前1050年比較妥當。因北京琉璃河遺址一期H108灰坑出土有「成周」字樣的甲骨，其年代不會早於成王，由此，其上界可以作為克商年範圍的下限。又該遺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數據的中值為公元前1020年，因而得出克商年的範圍為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

  由於「工程」已對殷墟賓組卜辭中五次月食的年代進行認證，並計算出了五次月食的絕對年代，因而工程課題組參照文獻所見商代積年和武丁及其後諸王年代的記載，並結合周祭卜辭對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武王克商年代範圍為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

  就以上的排比、研究情況可見，灃西遺址分期與14C測年和由殷墟甲骨月食推斷的克商年範圍，雖是各自獨立進行，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有了這樣兩個條件，再結合先秦文獻，可使這個論據更加充分。

  先秦文獻所載西周積年的範圍在270年至290年之間。《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王朝自武王至顯王共30世、31王（不計哀王、思王），自周顯王三十三年起，六國次第稱王，《左傳》所載當指是時。又，顯王卒於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則西周總積年約為270年。

  再如《孟子·公孫丑下》載，孟子去齊時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孟子去齊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則西周始年應為公元前312年上溯700年，當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又如古本《竹書紀年》載：「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依次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上推257年，則武王克商當在公元前1027年。

  從以上對文獻的研究可以看出，所得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和灃西遺址、北京琉璃河遺址、天馬—曲村遺址的年代範圍基本趨同，從而對以往武王克商年研究中的長年說可以排除，並將範圍從原來的112年縮短到30年之內。也就是說，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這30年之間的某一年。

  那麼，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究竟發生於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