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河燕國墓地的發現

  武王伐紂之後，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周王朝的統治，除了安撫殷商遺民之外，周政權還採取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史載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齊。

  周武王最重要的輔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採食於召地，故史稱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與周公並稱，《尚書》中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可見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個位高權重的顯赫人物。《詩經》載當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輔佐下，一天開闢疆域上百里，後來歷經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與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後，最早給予召公分封就國的獎賞，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召公受封的領地具體在什麼地方，一直是史學界存有爭議的問題。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在河北淶水一帶，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在河南郾城一帶。而另一位史家陳夢家在他的《西周銅器斷代》中乾脆做出了「西周時代燕國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結論。這個疑團的最終解開是在琉璃河遺址發現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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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琉璃河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世傳有兩種說法，其中之一是孫維昌等在所著《中華文明的歷史足跡——新中國重大考古發現記》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約五十千米的一個小地方。它最先是由業餘考古學家吳良才先生發現的。吳良才先生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經在北京和蘭州的中國銀行工作。抗戰勝利後，琉璃河水泥廠因恢復生產而向中國銀行貸款，經辦此事的吳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後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處。蘇先生也覺得這是一處很有價值的遺址，但是限於當時的時局動盪，無力組織發掘。直到1962年，在組織學生實習時，已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蘇秉琦先生提出去琉璃河遺址復察和試掘的想法，後來在劉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試掘證明，這裡有年代相當於西周的文化地層。但是當時對於這片遺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並不是很清楚，而關於召公始封地的猜測多認為最初的燕國都城應當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學者們並沒有把琉璃河與燕國聯繫在一起考慮。」

  分賜同姓圖

  周公告士圖

  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位置平面示意圖

  琉璃河西周燕都城牆遺址

  琉璃河燕都遺址出土的西周伯矩青銅鬲

  琉璃河出土的西周伯矩青銅鬲摹圖

  文中繼續介紹道：「兩年後，琉璃河黃土坡的農民上繳了兩件從地下挖出來的銅器，其中銅鼎上有『叔乍寶尊彝』銘文，而銅爵上有『父癸』銘文，其實銘文上亦無特殊之處，但是在北京出土的帶銘文的銅器絕不多見，其本身就有重要意義。正是這兩片銘文將考古學家再次吸引到琉璃河，從1972年開始，一個專門組織的考古隊在琉璃河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材料明白無誤地證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黃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領地終於被考古學家找到了！」

  據孫維昌等人介紹，墓葬區主要分布在琉璃河遺址中部的黃土坡一帶。由於1964年當地農民在菜窖中發現了兩件銘文銅器，70年代的墓葬發掘有意識地選在銅器出土地點的附近。1974—1975年，黃土坡墓地出土的器物中帶有燕侯銘刻的鼎、簋、尊、鬲等就多達11件。在墓葬中發現的一種圓形銅泡，因為周圍有漆木痕跡，考古學家推斷這是漆盾上的金屬裝飾。其中52號墓葬中出土的銅泡上有「匽侯」字樣，據此推測，這批青銅兵器是專門為燕侯製作的。以上說法，在考古界和社會上流傳甚廣，幾乎形成了琉璃河遺址發現的主流之說。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傳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就明確表示對此說不敢苟同，他在1995年「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做了這樣的陳述：

  根據文獻和（戰國時期）金文的記載，周朝初年北方地名中就有燕、北燕、燕亳。周武王滅商，開始封召公於北燕。可是周初的北燕在今天哪個地方，這是一個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大體上有薊縣、淶水和北京種種說法。清朝末年，在河北淶水張家窪出土了一批邶國的銅器，王國維曾經以為邶即是燕。據說在北京盧溝橋一帶曾經出土了一批燕侯的銅器，其年代可以到西周初期。根據這些線索，從1956年以來我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燕的始封地究竟在什麼地方。1958年我曾經到北京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進行過調查，結果認為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根本沒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我見到的只是戰國時期的陶片。西周燕都始封地一點線索都沒有。1962年春天，北京市文物隊的蘇天鈞來北大找我，說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讓我去看看。不久，我帶領三名畢業班的學生韓嘉穀、王愷、李東婉，曾經兩次到琉璃河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調查，撿到一些陶片，並開始做小規模發掘。這是琉璃河遺址首次發掘，通過掘開的幾條探溝，發現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我們經過詳細的整理和研究，最後把結果給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寫了文章發表於《考古》1963年3期上，這是關於燕國始封地調查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我同韓嘉穀同學曾經初步地調查了董家林的城址。當時這個城址還保存著城牆，高一米多，我們從城牆夯土裡面找到了不少的遼代的陶片，所以當時斷定城牆是遼代的。以後我又帶了一名助教張鄭國，展開了更大規模的調查，從永定河以南開始一直到拒馬河，調查了很多遺址，其中重點的有五處。根據調查情況來看，丁家窪遺址和拒馬河南岸小型遺址，都是西周遺址，但是規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是西周的燕都。

  規模最大的是劉李店和董家林遺址，當時初步判斷遺址的規模有1000米×500米，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太平寰宇記》中查到：幽州良鄉縣在燕為中都，漢為良鄉縣，屬涿郡。這條記載雖然不見於更早的文獻，《太平寰宇記》是宋朝的，屬很晚的文獻，但估計宋朝時可能有其他資料來源。這是一個推測。良鄉城距劉李店只有2.5公里，這條記載非常值得注意。因此1972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同意我的建議，又組成發掘隊，在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了第二次發掘。這次發掘時間雖只一個多月，但規模卻很大，師生共有四十餘人，由我負責業務工作。這樣大的考古隊在全國恐怕也是很少見的。這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有：

  （1）證明第一次試掘的結果是完全可靠的，此處的確是西周時期遺址，年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東周初期。

  （2）遺址範圍包括立教、黃土坡、莊頭，經過詳細勘探，遺址的面積超過第一次勘探的1000米×500米，擴大到3000米×1000米，這是一處規模很大的周代遺址。

  （3）1962年見到的董家林遼代城牆遺址已經完全被破壞，地面上已見不到，原來地面上高一米多的城牆只剩下牆根，當時推斷其時代可能很早，甚至早到西周初年。

  （4）黃土坡某個社員講，曾經在他家菜地里挖出過一件銅爵，他把銅爵賣到琉璃廠，當時琉璃廠的人警惕性很高，認為是從墓中盜出的文物，就偷偷地報告了當地派出所，結果此人被公安局扣留了。不過，這件銅爵根本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有銘文，銅器銘文的出現是以後的事了。根據這一情況，我就派四五個學生在這位農民的菜窖附近開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尋找銅器墓。幾年以後才知道，這條探溝的南頭，距後來發現的大片燕國墓地只有幾米了。我當時估計所謂清末出土的燕侯銅器很可能就在這個地方，並不是出自盧溝橋。

  （5）根據《太平寰宇記》的記載，當時我曾對學生說，這裡的遺址很可能就是燕國的中都。作為燕都的條件有大規模西周遺址的存在、銅器墓的發現和文獻的記載。後來隨著天氣漸冷，我們便停止發掘回來了。

  大概七八個月以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繼續在琉璃河發掘，果然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還有太保贈予的情況，完全證明這個遺址的確為燕的中都。

  在1972年的平整土地中，遺址面臨被剷平的危險，為此我向北京大學負責人八三四一部隊[1]的副政委匯報了情況，他很快向國務院做了匯報。第二天，國務院農林口負責人帶領幾位部長來琉璃河，當時陪同他們來琉璃河的還有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問到我的意見，我表示對這樣重要的遺址應當保存。這位負責人經過考慮後講：中國這麼大，保留這麼三百多萬平方米的地方不算什麼。他命令推土機開出琉璃河，遺址就這麼保留下來。「文化大革命」中為此事我受了很大的衝擊，北大有人貼出大字報，說我欺騙中央首長，連西周陶片都不認識，把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1973年春、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們來琉璃河發掘，工作了幾個月，沒有重要的發現，都紛紛埋怨我，說我誇張了此遺址的重要性，說我把他們坑陷在琉璃河，其實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該年秋、冬，他們繼續發掘，終於發現了重要的墓葬，發現了有「燕侯」銘文的銅器等，此後再也不埋怨我了。於是我與琉璃河就此失去了關係。

  除以上兩說之外，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杜金鵬說，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的郭仁、俞震和張嶺等人，在房山縣進行考古調查時，在琉璃河鎮的劉李店村、董家林村、立教村發現古代遺址。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和北京大學在這一地區進行聯合發掘，獲得了一些西周時代文物，從而證明劉李店、董家林古代遺址均屬西周遺址。

  按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後來的解釋，琉璃河遺址應是北京市文物隊發現的，但其當時沒有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後來鄒衡根據調查的情況複查、核實了許多遺址，最後斷定琉璃河最重要，於是帶了三個學生於1962年開始發掘，這是該遺址首次發掘，北京市文物隊沒有參加。十年後的1972年，鄒衡帶領北大四十多個學生又在琉璃河黃土坡村進行發掘……

  劉緒講述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發現經過（作者攝）

  據當年參加這次發掘的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劉緒回憶說：「我當年作為一名學生跟鄒衡先生到琉璃河進行實習發掘，鄒先生叫我們在黃土坡村一個老鄉的菜窖邊開挖兩條探溝，當時我們木登登的，不知道開探溝是什麼意思，反正叫開就開。不過這次只在老鄉的菜窖里挖出了兩個陶罐罐，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後來才知道，鄒先生是想找銅器，據說這裡以前出過銅器。現在看來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因為出現銅器就不是一般的遺址，肯定有意義，一般不會是個小聚落。北京有什麼像樣的古代遺址？無非是燕呵、薊呵等等，鄒衡先生可能意識到這方面的聯繫了，才叫我們挖探溝尋找。可惜這次只差一點就逮著要找的東西，但不得不承認，鄒先生的學術敏感性是很強的，遺址早就發現了，你得認識它的重要性，但那個時候認識它的人並不多，要不他們怎麼不早去？後來發現墓葬了，並且越挖越多，好東西就不斷地出土了……要說這個遺址，最近幾年聽說是北京市文物隊發現的，原來有人說是吳良才發現後報告給蘇秉琦一事，現在他們兩個人都去世了，沒法核實了，也就不太容易搞清楚了。」

  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發現、發掘的情形，以上各說儘管有些不同，但整體脈絡還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接著要敘述的是，1973年和1974年，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在琉璃河遺址發掘了部分墓葬後，1975年，北京市文物隊又單獨發掘，至1977年告一段落。在此期間，共發掘了西周時期墓葬61座、車馬坑5座，基本確定了琉璃河遺址為西周早期的燕國始封地。對城址的年代，定為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分為西周早、中、晚三期，依葬制分出商遺民墓和周人墓兩種。

  為取得更大的成果，從1981年開始，北京市文物隊再次與已劃歸中國社科院的考古所合作，共同組成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隊，隊長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學家殷瑋璋擔任。多少年後，據參加發掘的考古隊員回憶，這支新組建的隊伍一到琉璃河，便在遺址的不遠處用自備的簡易木板搭蓋房棚作為居處。由於房棚的簡陋，考古人員不免要遭受風沙雨雪肆虐之苦。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一到夜間，成群結隊的老鼠在床上床下不停地亂竄、撕咬，有時還鼠膽包天，借著漆黑夜幕的掩護，啃咬正酣睡的考古人員的鼻子和耳朵。就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考古隊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開拓精神，一下開挖了幾千平方米的探方。由於考古人員少，缺少技工，在這樣大的遺址範圍內操作起來很是困難，殷瑋璋決定從當地高中畢業生中挑選十人進行考古發掘訓練，並讓他們在實踐中邊干邊學。不久，這支隊伍就能按照考古程序操作了，再後來，就連剔剝車馬坑這樣複雜而高難的技術也能夠掌握。正是在這支年輕的技工隊伍的配合下，考古人員才連續解剖了兩處遺址，並連續發掘了兩百餘座墓葬與車馬坑。1982年，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到琉璃河發掘工地參觀、考察，面對龐大的發掘氣勢和考古人員的工作成就，張光直寫下了「嘆為觀止」的留言，表達了自己的讚譽之情。而1986年發掘的著名的M1193號大墓，更是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從而把燕國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這個坐落在黃土坡村莊旁的大墓就已進入了考古人員的視野，只是這墓的土堆中間有一個3米多寬的盜洞，這盜洞如同張開著的老虎嘴，使考古人員望而卻步。因為誰都不樂意去費錢、費時、費力地挖掘一座早已被盜墓賊光顧過的空墓穴。當1981年殷瑋璋率部進駐工地後，經過考察，他覺得這座墓儘管早已被盜，但還有發掘價值，於是跟當地村幹部協商發掘事宜。這位村幹部一聽，感到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到來了，便在滿口答應的同時，以大墓靠近生產隊打麥場和牲口棚為由，要求考古隊出資6000元，作為拆遷的賠償。殷瑋璋明知對方是在藉機要挾，但自知在人家的一畝三分地開展工作，當然要受到掣肘。無奈之中，殷瑋璋只好在請示上級後咬牙答應下來。令殷瑋璋想不到的是，當牲口棚拆除後，大墓卻不能發掘，原因是在打麥場的旁邊還有一根電線桿需要拔除，而要移動這根電線桿，當然還需考古隊拿出部分錢來作為補償。既然拆遷牲口棚的錢都已拿出，這根電線桿的費用也只好再咬牙予以補償。待這根電線桿被移走之後，考古隊人員本認為這下說什麼也可以發掘了，但還是不能行動。對方除了要100米電纜費用外，又附加了多種條件。殷瑋璋一看這陣勢，在悲憤之中，索性打消了發掘大墓的念頭，帶著隊伍做其他方面的發掘去了。

  琉璃河M1193大墓平面及墓道剖面圖

  到了1986年9月，殷瑋璋回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匯報工作，匯報到想發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沒有發掘時，考古所副所長王廷芳問道：「老殷，那座墓還想不想挖，要是挖，所里還有點錢，可以給你一萬塊作為發掘經費。」殷瑋璋一聽，當場答應下來，決定立即回去和黃土坡村的村幹部再度協商，只要錢一撥下來，馬上實施發掘。

  考古隊和村幹部圍繞經濟問題經過又一次拉鋸戰之後，這座標號為M1193的大墓終於在1986年10月14日得以正式發掘。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始終注視著盜洞的走向和變化。這座墓被盜於何時已不可知，從表面看，盜坑位於墓室的北部正中，平面近似圓角長方形。到距地表6米處，盜坑由原來的長3.05米、寬1.95米，變成東西長2.6米、南北寬2.4米的橢圓形。至距地表8.4米的槨頂時，盜坑已擴及東、西、北三側墓壁，占了墓室的北半部。盜坑下部僅有零星的銅扣、長方形銅轡具，以及穿孔骨角、蚪片等小器物出土，這些無疑都是盜墓賊看不上眼的東西。

  琉璃河M1193大墓發掘情形

  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的盉及盉蓋上的銘文

  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的青銅罍

  當M1193號大墓發掘到底部時，已是1986年的11月下旬。嚴寒的冬天來臨了，天空開始飄起雪花。為了趕在封凍前將墓葬清理完畢，考古人員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將結束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員，意外地從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完整的青銅器物——銅罍和銅盉。墓葬中有銅器出土，其意義和價值就非同一般。由於兩件銅器鏽蝕嚴重，加之從墓底取出時滿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隊長殷瑋璋決定先將其放入工地庫房，待墓葬清理完畢後，送考古所技術室進行除鏽保護。想不到兩個月後，經考古所技術室文物保護專家的除鏽工作，這兩件器物立即名聲大振，被列為國寶級文物。其原因就是在兩件器物的蓋內和器沿內壁上發現了相同的各為43字的銘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於乃辟。余大對乃享，

  匽入土眔（及）厥辭。」

  這是繼20世紀50年代在江蘇丹徒發現宜侯夨簋銘文之後又一篇關於周王封邦建國、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獻。它的文字雖不如宜侯夨簋銘文長，但它的研究價值卻毫不遜色。

  關於這兩件銅器的銘文內容、墓葬的性質及墓主人等問題，殷瑋璋等考古學家於1990年發表的《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中曾做了這樣的結論：

  從兩件銅禮器看，罍為小口，短頸，圓肩，圈足較矮，以弦紋、圓渦紋為裝飾；盉體圓鼓，分襠不甚明顯以及鳥紋的長尾不分段等特點，這都是周初器的特徵。後者比靈台百草坡1號墓所出的盉還要早一些。

  另外，從出土的銅戈看，多為短胡一穿，只有一件長胡三穿。但長胡三穿之戈商末也已出現，不過當時仍以短胡一穿者為常見，這與大墓所見是一致的。「成周」戈的出土說明此墓的年代上限不得早於成王時期，但其他器物也不會晚於康王時期。所以，將此大墓定在西周早期或成康時期是合適的。

  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第251號墓出土的父戊尊

  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100號車馬坑平面圖

  有的學者根據唐人司馬貞在解釋《史記》「封召公於北燕」時說的一句話，認為當初召公本人並未親自到燕國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樣，由自己的長子去燕國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應是召公的長子，那麼M1193號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長子之陵了。

  儘管學者們對上述問題有所分歧，但所確定的M1193號大墓的墓主就是燕國的第一代君侯的結論，無疑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它對早期燕國史和西周初年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價值的參考資料。它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北京琉璃河遺址就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

  從1995年開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系聯合對琉璃河遺址開始進行新一輪的發掘，在工作中，重點對城址、居址進行了全面鑽探和發掘。自1996年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三家首次聯合對遺址進一步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琉璃河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於1997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設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分期和年代測定」這一專題。專題分別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趙福生、王鑫、田敬東，北京大學考古系雷興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曉明等考古學家承擔。在「工程」開展後的幾年中，趙福生等考古專家通過對以往發掘資料的整理，以及對城址、宮殿區附近的祭祀遺址等進行補充發掘，得出了一個可靠的分期結論。關於西周燕都遺址的始建年代，趙福生等研究後認為，琉璃河遺址內應有三種文化共存：「商文化、周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張家園上層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統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續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遺址中的居住址發掘的所有遺蹟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見單獨只出商文化系統陶片的遺蹟，基本上是與周文化系統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還有土著（張家園上層）文化的陶片，這種現象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西周燕都城址內所有文化遺蹟及文化堆積，都是召公封燕以後形成的。」「工程」專題研究人員結合城牆基礎和城外護城河內出的遺物推斷，認為燕都城址始建於召公封燕之後，而絕不會早到商末。這樣，就徹底避開了商周之際考古學文化難以區分的糾葛，為確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紂的年代提供了一個準確的下限年代標準。專題人員將琉璃河遺址的居址和墓葬分為三期六段，分別相當於西周早、中、晚三期，基本上與中原地區諸侯國文化的發展進程相同。通過對各階段年代的測定，可為整個西周列王年代的判定提供重要的依據。

  關於召公封燕的具體時間，世傳有兩種說法：一為武王說，一為成王說。自1986年發掘出土的克盉、克罍發現有「王曰太保……」的銘文之後，雖然專家對此解釋有不同的意見，但對文中的「太保」就是指召公奭，且銘文中所言即第一代燕侯封燕之事卻一致認同。所有史料均記載召公是在成王時為太保，如《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根據這些文獻記載，「工程」專題組認為，封燕之事應為成王時，因武王之時，召公還不是太保而只稱召公。另從《史記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的記載推斷，雖然召公被封於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國，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見，克罍、克盉銘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遺址M1193墓葬槨木保存良好，經常規14C測定，年代為公元前1015—前985年，這個數值為西周始年的推斷提供了參考依據。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進行中，趙福生等專題人員於1996年秋，在琉璃河遺址灰坑H108第一層和第三層中，發現三片刻字龜甲。其中第一層出土的一片龜甲上刻有「成周」兩字，這兩個字的發現，對年代學的研究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斷代意義。

  琉璃河燕國墓地分期及常規14C測年數據

  琉璃河遺址居址區分期及AMS測年數據

  據文獻記載，成周營建於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發現，表明H108的年代不會早於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會超過成王時期。從H108灰坑發掘的情況看，地層關係明確，是琉璃河遺址中時代最早的西周遺存之一。通過對其出土器物的特徵分析，H108的年代應屬西周早期的偏早階段，將所出碳化樣品用AMS測年，結果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間。這個測年結果與M1193號大墓的測年數值的對比研究，從另一側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說。同時據《詩·大雅·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從今本《竹書紀年》「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的記載來看，雖然史家對此尚有爭議，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工程」研究者認為，據此記載，封燕及修築燕都之事更可細推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間，也就是說，燕都遺址內的最早測年數據，應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這一範圍之內。

  如前所述，通過「工程」專題組人員對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遺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這個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紂之年，因而，遺址的最早年代就成為檢驗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據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數據的中值推定，這個下限應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說，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不會晚於公元前1020年。

  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96H108墓出土的「成周」卜甲

  注釋：

  [1]原註：當時北京大學已被軍宣隊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