灃西的考古發現

  為了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工程」研究人員按照預定計劃分頭行動，其中由考古學家承擔的「豐、鎬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組，在陝西境內展開了緊張的工作。

  豐鎬遺址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後的第二個都城遺址。前文已述，周人自古公宜父遷岐後並開始崛起，經歷三代，至文王時已有了相當強大的勢力，並開始不斷地征伐周圍的方國。當消滅了商王朝西部的重要方國崇後，周人開始了東向滅商的戰前準備。出於戰略等方面的考慮，文王末年，周人開始將都城向東遷移，以儘可能地接近商的勢力範圍。坐落於灃河西岸的豐京即其遷都之地。到武王時，又在灃河東岸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史稱鎬京。因豐京與鎬京甚近，且武王居鎬之後，豐京仍然保留著周王宗廟，而西周諸王常居於豐或在豐處理國事，故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這裡是文王、武王直至平王東遷後，整個西周時期的都城。

  西周豐鎬遺址

  關於豐鎬都城的湮沒過程史無詳記，但從流傳於世的零散線索看，兩處都邑的部分或大部分宮室毀於周幽王被殺之役是完全可能的。應當說，自平王東遷洛邑後，豐鎬就衰落了。自漢迄唐，史載豐鎬地望皆以都城附近有豐水、鄗水、滈池和昆明池等諸水道為主要依據，並指出它們與當時的城邑如漢城、唐城或鄂縣城的相互方位和關係。到唐末，與鎬京關係密切的昆明池日漸荒湮，最後變為民田。而鄗水和滈池的湮沒年代還在昆明池之前。儘管世傳「豐邑在豐水之西」，但北宋以後人們已經不能分辨古豐水的位置了。於是，整個周都豐鎬的地望也就無法確指了。明清以來，許多學者試圖查明豐鎬的具體位置，並為此做過不少努力，但一直未能如願。豐鎬遺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樣完全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自田野考古學在中國興起後，豐鎬遺址又成為學術界注目的焦點，學者們試圖以新的考古學方法來破解這個久懸於人們心中的謎團。1933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學會的著名學者徐旭生領導的，常惠、蘇秉琦先後參加的考古調查隊，在灃河沿岸做了首次考古調查，並在調查報告中提出了關於豐鎬位置的一些看法和猜想。1943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名考古學家石璋如等人又對豐鎬遺址做了第二次調查。但從他們後來發表的《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報告看，他們的調查結果較十年前的那次調查結果沒有大的突破。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豐鎬地區持續進行調查發掘，並專門設立了考古工作站，這是國內首批設立的屈指可數的幾個考古工作點之一。自此之後，豐鎬遺址的考古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停頓外，基本沒有中斷。

  1951年春，由蘇秉琦領隊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考古隊在灃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並在一個叫客省莊的村莊北部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發現了仰韶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與西周文化的三疊層。

  1953年秋，中科院考古所再次派出由石興邦率領的考古調查隊，這次調查隊在1951年春季調查的基礎上，沿灃河兩岸的一定地區，做了比較普遍的調查。這次調查，在灃河中游地區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和西周時代遺址墓葬十餘處。從這次調查的報告看，考古人員只是感到「這些西周遺存的出土，提供了一些史料，對西周問題的解決，實在是可注意的一個地區」。但是，「究竟豐京的中心地點在什麼地方，尚難確定」。

  1954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灃東長安縣普渡村清理一座西周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銅器，其中具有重要斷代價值的是墓中出土的長由盉，上有銘文57字，記載了周穆王舉行射禮的活動。從器形等特點分析，一般學者認為此盉鑄於穆王時，並由此推測墓葬的年代為西周中期穆王前後。此墓出土的一組陶器、銅器，被學術界視為在西周陶器、銅器斷代研究中屬於西周中期的一個重要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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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至1957年，由王伯洪率領的考古所豐鎬考古隊在灃西地區的張家坡、客省莊一帶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遺址面積近9000平方米，清理西周墓葬190多座，為西周考古學分期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後來，著名考古學家王伯洪、張長壽等人根據這批資料的研究結果，將西周居址分為早晚兩期，西周墓葬分為五期，從而開創了豐鎬遺址分期斷代的先河。

  陝西武功窯洞院落居址復原圖（客省莊二期龍山文化時代）

  豐鎬遺址出土的青銅犧尊、酒器（高12.07厘米，寬40.5厘米）

  1959年春，豐鎬考古隊在灃西馬王村村北的發掘中，首次發現兩處殘缺的西周夯土基址，並在基址的東北鄰近地區鑽探出若干夯土基，為探索豐邑中心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線索。

  1961年至1963年，豐鎬考古隊在胡謙盈等學者的帶領下，終於查明了豐水、鄗水、滈池和昆明池等古代水道位置，並在白家莊、上泉北村、洛水村等地試掘遺址面積約500平方米，初步搞清了遺址中的地層堆積、分期和年代，為探索鎬京中心所在位置提供了佐證。

  196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在灃西張家坡一帶清理了西周墓葬124座，出土了大批陶器、銅器等器物。著名考古學家張長壽、胡謙盈等對這批墓葬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根據對這批墓葬隨葬陶器的組合和發展序列的分期斷代研究，他們將這批墓葬分為六期，即：

  1.早期居住遺址；

  2.第一期墓葬；

  3.第二期墓葬；

  4.第三期墓葬；

  5.晚期居住遺址和第四期墓葬；

  6.第五期墓葬。

  至此，灃西地區周人墓葬的分期序列得以基本建立，並為學術界所接受。根據出土青銅器等器物的特徵，張長壽等考古學家推定，第一期墓葬的年代在成康時期，而以張家坡早期居住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於豐之時。在隨後的三十多年中，學者們又根據新的考古發現，對以上的分期給予了補充和修正，得出了更加可靠的考古學年代序列，並初步斷定第一、二期考古學文化，經歷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四個時期，武王伐紂的具體年代就包含在這六期文化之中。

  儘管以上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學年代分期框架基本可信，但有一個明顯的缺憾，那就是直接的地層關係較少，出土材料零星分散，加之過去幾十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於墓葬的發掘，有關遺址發掘很少，具有明確地層背景的系列測年樣品幾乎沒有。因而有關遺址的文化分期就顯得不夠清晰，其遺址的總體文化面貌也不清楚，對先周文化的認識僅僅是提供了線索，並無實質性的內容可做進一步的研究。同安陽殷墟商代後期遺址的14C測年數據相比，真正對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起直接作用的，無疑是作為從先周晚期到整個西周一代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都城——豐鎬遺址所提供的14C測年數據。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按照首席科學家的意見，「豐鎬遺址分期斷代」專題組，擬對灃西遺址進行有選擇、有目的的考古發掘，以便找到預期的地層關係和層位明確、時代背景清楚、多樣化的系列測年樣品，供14C測年測定具體年代數值。

  豐鎬遺址出土先周、西周墓葬內隨葬器物比較圖

  據文獻記載和學術界的研究共識，以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為界標，周人滅商前在豐鎬活動約十年時間，以後即進入西周時期。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周人文化產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從考古學文化面貌上來看，明顯地反映出早晚文化間的差異。因此，豐鎬遺址的分期斷代以及由此為背景的系列測年樣品的提供，對武王伐紂及整個西周列王的年代研究都具有其他任何遺址無法替代的作用和價值。

  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的分工，「豐鎬遺址的分期與斷代」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承擔，主持人為豐鎬考古隊隊長、青年考古學家徐良高。

  徐良高，1966年生於安徽省霍山縣，198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主攻目標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商周考古與歷史研究，曾有《文化因素定性分析與商周青銅禮器文化圈研究》《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中國民族文化源新探》等著作發表或出版。自1996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考古隊隊長。

  西周都城位置示意圖（引自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徐良高接到任務後，同考古學家楊國忠等人首先對過去的發掘資料進行了檢驗，然後做考古調查，以便選擇適當的地點進行田野發掘。由於豐鎬早期遺存分布少，且該遺址在漢代時已變成了皇家的上林苑，本來就極少的周代早期遺存，又隨著上林苑的興建而遭到了嚴重的擾亂和破壞。從以往的發掘情形看，在遺址中有許多漢代的遺物混雜於周代的器物中，這就給單純尋找周代早期遺存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在此次考古調查中，徐良高等考古學家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能否找到足夠的、未經擾亂的周代早期堆積。確切地說就是文王、武王時期這短暫的十餘年間典型文化遺存，以及能提供清楚背景、面貌的含碳樣品。按照「工程」首席科學家的計劃，如果徐良高等人在豐鎬遺址不能找到滿意的文化遺存，就轉而安排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到岐山、武功二縣發掘王家嘴、鄭家坡等先周文化遺址，以起到補救性的參考、輔助作用。頗為幸運的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徐良高等考古人員最終還是在豐鎬遺址的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兩地發現了線索。

  馬王村位於今長安縣灃河毛紡廠東部，以前考古人員曾在此處做過考古調查和發掘，1959年曾在村北發現了兩處殘缺的西周夯土基址。1961年冬，考古人員在村西發現、清理了一座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53件。1976年，在馬王村北再一次發現了三座西周夯土殘基址，並在一座基址內發現了陶水道管。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徐良高等考古學家才發現了探尋日久的目標，並決定在此處進一步鑽探和發掘。

  當然，最終讓徐良高下決心將發掘點選在此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就是馬王村原來準備籌建一個造紙廠，後來造紙廠半途而廢，又將原址改成了一個養殖場。這一廢一改，使許多原準備大興土木的地方被擱置起來，成為野草叢生的空地。既然已在此處找到線索，又有一塊空地可為發掘的場所，不但減少了許多和當地官員因協商相關問題而大費口舌的麻煩，也減少了經費的額外支出。因而，選擇此處就成為一種必然。或許是蒼天有情，大地有性，天地在冥冥之中給以相助。當徐良高做出這最後的抉擇時，西周考古史上一項至關重要的成果也將隨之誕生。

  1996年冬天，徐良高等考古人員開始在馬王村外的空地處實施大規模的鑽探和試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他們發現了一批西周早期墓葬和地層堆積物。既然出現了墓葬，又出現了西周早期文化現象，這標誌著要尋找的目標已經顯現，倘繼續工作，必然會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此時已是大雪紛飛、春節臨近，根據以往的慣例和氣候條件，徐良高決定暫時停工，待春節過後再行發掘。臨走前，他擔心遺址、墓葬遭到破壞和盜掘，專門找到馬王村養殖場的一位負責人，提出讓他們幫忙，對已發現的墓葬區加以看顧，免得盜墓賊乘虛而入。結果，他的擔心不久就變成了現實。

  在陝西這個地下文物密布的地區，按照以往的規律，凡考古隊鑽探的地方，盜墓賊總是格外注意，並暗中觀察，一旦得到機會便大肆盜掘。徐良高等考古人員在馬王村外的空地上鑽探時，就發現有幾個當地打扮的人經常神秘兮兮地以不同的方式前來觀察。由於考古人員經常出沒於工地，他們一直沒有得到盜掘的機會。考古人員暫時停工並離開工地後，盜墓賊憑著敏銳的嗅覺，知道機會來臨了。這一年春節過後的第三天夜裡，天空下起了大雪，盜墓賊瞅准這一時機，借著月黑風高，在茫茫的雪夜裡攜帶工具悄悄潛入發掘工地，根據事先觀察到的線索，開始了盜掘墓葬的行動。將近黎明時分，馬王村養殖場一個守夜的老漢到戶外小解，突然聽到考古發掘工地傳來異常的響動，便立即意識到一定是盜墓賊在作怪。因為有了徐良高的囑咐，老漢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他回到屋裡，迅速叫起了一同在此守夜的另一位老漢，兩人稍做商量，便一人打著手電，一人挑著燈籠，高聲呼喊著「有人盜墓了」的號子走了出來。經他們一陣狂呼亂喊，盜墓賊不敢在此久留，匆忙收拾工具離開了發掘工地，消失在風雪交加的夜幕之中。

  待春節過後，徐良高等考古人員重返馬王村發掘工地時，發現有兩座墓葬遭到盜掘。其中一座墓在此之前就已被盜，這次盜墓賊又將盜洞打到了墓底。或許盜墓賊並不是老手，所打的盜洞方位有誤，本來應打到墓葬的頭部，結果卻打到了腳部。按照周代墓葬的規律，隨葬器物大都放置於死者的頭部，因而盜墓賊進入墓坑後，不會有太多的收穫。從劫後的遺存情況看，墓坑中殘留了兩件破陶器，大概盜墓者感到價值不大，索性沒有理會。也許正因為在盜掘這個墓葬中的失誤，盜墓賊毫不甘心地又轉而盜掘另外一座墓葬。同樣令他們失望的是，這個墓剛掘進一半，就被養殖場的老漢發現而不得不半途而廢，棄墓中寶物而一逃了之。既然墓葬已被盜，徐良高、楊國忠等考古人員分成兩組，對兩個墓葬分別進行了發掘和清理。結果發現此前被盜的那座墓，的確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器物出土。而盜墓賊剛剛盜掘了一半就放棄的那座墓葬卻正好相反，不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還出土了銅鼎、銅爵、銅觶三件西周初期的銅器。後來得知，這是在馬王村工地所有發掘的二十座墓葬中唯一出土青銅器具的墓葬，且青銅器的鑄造年代有可能在武王伐紂之後，對西周文化分期和斷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徐良高指揮人員正在發掘灃西97SCMT1灰坑

  當兩座被盜的墓葬清理完畢後，徐良高和楊國忠又分別帶領考古人員在馬王村工地展開了大規模的發掘。在所劃分的兩個組中，一組負責發掘灰坑，另一組負責發掘墓葬。

  所謂灰坑，就是人類生活的垃圾坑，考古學上稱為文化堆積，通過對坑中土層及殘存物質的觀察，可破譯古代的人類文化信息，並為古代文明和歷史的斷代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

  根據鑽探的情況，徐良高等人先挖了兩個小型灰坑，結果並不理想，於是又在馬王村考古工地的中間部位劃出了一個長十米、寬兩米的探方，並編為T1號，然後帶考古人員開始下挖。當挖至三十厘米的深度時，發現了擾土層，擾土層下面開始陸續出土陶片和獸骨等西周中晚期的器物。當下挖至一米深時，發現了黃土層。就在這個地層中夾雜著一件異樣的陶片，細心的徐良高撿起一看，這件陶片和已出土的陶片有明顯的不同，其形制屬於先周晚期典型器物。在發掘之初，徐良高一直擔心這個探方下面是否能找到自己想找的東西，隨著這件陶片的出土，他眼前猛地一亮，情不自禁地對同伴們喊道：「這次行了，有希望了，先周晚期的陶片找到了。」

  灃西97SCMT1西壁剖面圖

  為了檢驗這一希望的前景，他命令停止發掘，用考古探鏟實施鑽探。當鑽到兩米多深時，從帶出的土樣觀察，發現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接著往下鑽，當鑽至地表以下七米多深時仍不見文化堆積窮盡。徐良高見狀大喜，按照考古學的常規和發掘經驗，如此之深的文化堆積，不但標誌著要尋找的目標頗有希望，而且有極大的希望。鑑於這種情況，徐良高決定將原有探方的寬度再擴兩米，形成了一個長十米、寬四米的大探方。按照當時的預算，這個探方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可完成，但發掘之後才知道，其難度要比預想的大得多，發掘了兩個多月仍不見底。而越往下挖，堆積越厚，文化內涵更加豐富，其中炭樣、小米、陶片、獸骨等紛紛出土。在整個探方內包含著五個小的灰坑，最為理想和最具價值的就是後來在考古學界較有影響的著名的H18號灰坑。

  坑內出土的典型陶簋

  坑內出土的典型陶質癟襠鬲

  徐良高等考古人員在灃西H18灰坑發掘現場

  H18號灰坑位於探方的正中部，南北寬4.50米—3.50米，東西長約6.30米，兩邊均超出了已挖探方的範圍，只是用探鏟鑽探得知其大約的長度。其形狀為口大底小，深達5.20米，坑內堆積呈南北向中間傾斜狀。在考古人員後來為「工程」提供的研究報告所做的劃分中，確定疊壓在H18灰坑之上的，是Tl第四層，時代相當於西周初期。而疊壓或打破第四層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層等，其中H16、H11屬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層屬於西周中期。著名的H18灰坑又可分為四個小層：

  （1）灰土層。夾雜紅燒土、木炭，有草拌泥塊和夯土牆皮，出土有罐、鬲、簋等陶器以及獸骨等。陶鬲包括袋足鬲和聯襠鬲兩種。

  （2）淺灰土層。質軟，包含陶片豐富，獸骨炭屑數量很多，另出有碳化粟米粒，並出土大量螺殼。

  （3）淺灰土層。含獸骨、陶片較多，另有部分炭屑。

  （4）黃土層。質較純，陶片很少，有鬲、罐等。

  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T1探方總算在整體上發掘完畢。當徐良高等考古人員在室內整理出土器物時，發現H18灰坑內四小層中出土的陶片，彼此間往往可以拼對在一起，從各層的包含物來看，難以辨別早晚的分期特徵。由此推測整個H18灰坑的堆積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形成的，其時代應為先周時期——這是豐鎬考古史上首次發現的先周文化堆積。而以H18號灰坑為代表的器物群，可以作為先周文化晚期的標準器物群，考古人員可以此為定點加以研究。據文獻記載，文王遷都於豐至武王伐紂之年僅隔13年，因而以H18號灰坑為代表的堆積應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層，應是武王滅商後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單位，這個發現無疑為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層依據。可以說，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層和H18灰坑這一年代範圍之內。

  徐良高在考古工作站向前來考察的「工程」專家組成員介紹出土器物

  徐良高向前來考察的「工程」專家組成員在現場介紹灃西97SCMT1灰坑和H18坑發掘情況

  灃西發現典型先周文化遺存的消息很快在學術界傳開，並引起廣泛關注。1997年10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組織有關專家在西安召開了「先周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學者們專程到灃西發掘工地，考察了上述探方的典型地層關係的剖面，仔細檢驗了H18等各單位的出土陶器和其他遺物，確認了上述發掘結果，並一致認為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從而對灃西地區的先周文化取得了共識。

  14C測年專家分別用常規法和AMS法對以上這組地層中所採集的系列含碳樣品做了測定，其中H18第二、三層出土的碳化小米，應是當年生的植物，所測年代應能反映該層的真實年齡。利用1998年樹輪校正曲線對所測數據進行高精度扭擺匹配，常規14C測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為公元前1050—前1010年之間，其時間跨度為40年。用AMS測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範圍為公元前1060—前995年，其時間跨度為65年（見下表）。

  灃西H18及相關遺蹟常規14C測年數據

  灃西H18及相關遺蹟AMS測年數據

  續表

  灃西H18灰坑的發現與系列含碳樣品測年，為商周分界確定了年代範圍，對推斷武王伐紂的年代，排除多種不確切說法提供了重要依據。與此同時，為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徐良高等「豐鎬遺址的分期與研究」專題組人員，又在灃西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對確定豐鎬遺址的性質、探索其聚落布局以及研究豐鎬遺址乃至更大區域的周文化考古學分期及年代，再度做出了新的貢獻。

  除豐鎬遺址外，與推定武王克商年代範圍有直接輔助性關係的考古遺址，還有周初的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和山西天馬—曲村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