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學案的冰釋

  劉次沅受領任務後，很快開始了工作，驗算結果表明，武王伐紂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曉原的推算結果早了兩年。根據劉次沅提交於「工程」的報告可知，在《漢書·律曆志下》引《尚書·武成》中有三個月相的日期：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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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個月相，用方括號標出的干支是根據後文補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難在於，根據不同的月相詞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紂之年。劉次沅對一系列月相詞做了全面的分析後，認為這些月相日期是定點的，是月內其他日期的出發點。前人對月相含義的研究曾耗費過很大的精力，大多數認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發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後，「既」在標準月相之後，「旁」在「既」之後，每個定點可以有一兩天。從如此假設出發，劉次沅取生霸為月初（陰曆三至五日），死霸為望後（陰曆十七至十九日）之說。由《武成》曆日排譜，並用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表》，結合「歲在鶉火」和「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種結果。這三種結果都符合伶州鳩所說的其他天象條件。由於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對利簋銘文的解釋。考慮到考古學方面的結論，劉次沅認為公元前1046年為最佳選擇，武王在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結果表明，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達79度，肉眼可見，格外明亮。

  從江曉原的研究到劉次沅的驗算，所得出的結論分別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這兩個結論僅有兩年之差，而兩千多年來，關於武王伐紂年代的說法卻相差112年。江、劉兩人的結論一下將差距縮小至五十六分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1988年，劉次沅（中）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學時與Stephenson、Yau合影

  當然，正如前文所述，有關武王伐紂的天象信息相當多，也相當模糊，這些信息不可能構成完全兼容的自洽體系，更何況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信息來確定武王伐紂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繹、取捨、勘誤等複雜的問題。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江曉原的研究還是劉次沅的驗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找到了一種自認為最能自圓其說並接近事實本身的解決方案，而最後的選擇和確定，必須與文獻、考古、14C測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來，才能求得一個更為合理的結論。那麼，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這兩個結論，到底哪一個更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負責「西周金文歷譜研究」專題的天文學家陳久金，根據青銅器分期研究的成果並結合金文歷譜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個年代值，最後認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從江曉原和劉次沅的研究成果來看，儘管兩說都落在了14C測年技術所得結果的公元前1050—前1020年範圍之內，但這兩個結果都無法滿足文獻所給出的全部條件。因此，只能根據其滿足的程度，以及與金文歷譜匹配的狀況來選定最優解。就兩個結果而言，江曉原對金文紀時詞語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說，與金文歷譜研究所得結果難以整合。

  根據「工程」專家組所定的金文歷譜，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發現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時期的青銅器，也就難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據《尚書·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經周公祈告，次日即病癒，但沒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後世學者雖然對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有不少爭議，但文獻記述武王克商後的史事沒有一家超過四年。東漢學者鄭玄在其《詩譜·豳風譜》提出，武王克商後在位四年。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記》鈔本雲，武王於克商後二年病，又「後二年而崩」，這一說法與鄭玄之說相合，都應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這個年代值不僅與劉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說正相符合，且與金文歷譜的銜接也較好，同時與《武成》等曆日及伶州鳩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條件明顯多於公元前1044年說，故工程專家組在經過反覆權衡後，將公元前1046年確定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為武王克商年這個至關重要的節點的確立，才陸續往前推算出盤庚遷殷年為公元前1300年、殷商開國年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可以說，整個夏商周三代文明時間大廈的構築，正是立根於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這一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這根強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後較為準確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體推算結果。那麼，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怎樣推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