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亳都之爭

  鄒衡，1927年生於湖南澧縣，先就讀於長沙兌澤中學，抗日戰爭時期隨家遷往四川併入國立十八中學就讀，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一邊主修法律學專業，一邊旁聽文、史、哲等學科的課業。就在這個期間，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向學生們推薦了郭沫若著的《青銅時代》等幾本書。鄒衡在中學時，對文學類的書籍看得較多，對歷史學一類的書卻極少涉獵，這次經老師推薦，買來郭沫若的書一讀竟很受震動，立刻感到郭沫若的學問很了不起，確實屬於大師。由於對郭沫若的崇拜，就自覺和不自覺地感到歷史學是一門大學問，比其他學科的學問都大。儘管這個想法有些偏頗，但他當時確實就這樣認為。自此之後，鄒衡雖人在法律系，但興趣卻慢慢向歷史學傾斜。後來，他聽一些教授說，郭沫若之所以在史學界有那麼響亮的名氣，主要是因為研究中國上古史和甲骨文，而甲骨文研究的開山鼻祖和一代宗師是羅振玉和王國維，郭沫若正是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的。如此一來，鄒衡又找來羅、王二人的文章仔細研讀，漸漸地對這二人也崇拜起來，並對歷史學特別是中國古代史開始著迷。

  1947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北大法律系湖南籍的一位叫韓建華的學生，約鄒衡一起去拜望同是湖南老鄉的一代學術巨匠、北大歷史系著名教授向達。當他們來到東四十條向達的家時，向達熱情地接待了兩個初到北平不久的年輕學生，並親切地談起湖南家鄉的一些往事。當向達得知鄒衡在湖南曾上過兌澤中學時，便自豪地說起這是清末由湘西人在省城長沙創建的一座名聲不錯的老學校，並說也是他的母校，只是後來他轉入了明德中學。或許因為這一層關係，鄒衡感到向達格外和藹親切，交談中也就漸漸放鬆了緊張情緒。自此之後，鄒衡經常和同學一道去看望向達，並隨時請教一些史學問題，而向達也像對待自己的弟子一樣熱情解答和給予鼓勵。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鄒衡對史學知識的渴望越來越強烈，興趣越來越大，對所學的法律專業反而感到索然無味了。在這種情形下，他決定放棄法律專業，轉到歷史系開始新的學習。鄒衡把這個想法告知向達後，得到了贊成和支持，向達還專門向當時的歷史系主任鄭天挺做了推薦。這樣，鄒衡就順利地轉到了歷史系。

  進入歷史系之後，鄒衡的學習成績並不是很好，只能算個中等，主要原因是他參加社會活動過於頻繁，因為鄒衡當時擔任著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秘書長，為此耽誤了不少時間。向達知道鄒衡酷愛古代史，就將他叫到自己的家中，勸他將來最好學習考古，同時與系主任商量，推薦鄒衡為歷史系即將成立的考古專業的第一個研究生，師從安陽殷墟早期發掘的主持人之一、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教授。由於有了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因研究甲骨文而成名的崇拜情結，考古正是鄒衡所喜歡和嚮往的事業。當考古專業正式成立後，鄒衡如願以償，開始從事商周考古的學習和研究。

  儘管向達不是鄒衡的直接導師，且商周考古不是向達的特長，但他仍同郭寶鈞一起給予鄒衡一些具體的指導，並明確要求鄒衡必須認真讀王國維、郭沫若的書，否則就會陷於盲目的考古。同時他發自肺腑、用意深遠地指出，讀王國維、郭沫若的書，重要的是了解他們的治學態度、學術體系、方法和其主要貢獻，然後再考慮自己將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向達和郭寶鈞教授的教誨，鄒衡銘刻在心，並作為終生進行學術研究的指路明燈，同時以這種精神和治學態度在以後的歲月里指導自己的學生，使學術的香火得以延續。

  鄒衡（前排右二）與北大考古專業第一期部分師生在洛陽合影（前右一為趙其昌，中右一為後來參加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鄭振香）

  在北大歷史系讀研究生期間，由於鄒衡的主攻方向是郭寶鈞為導師的商周考古，不可能涉及夏代，但他始終對夏朝的問題不能釋懷，他隱約感覺到，這夏朝的疑難問題，應該而且有可能在考古學上得到解決。1956年10月，當他聽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徐旭生在北大歷史系所做「夏代探索」的演講後，更增強了解決夏代問題的信心。1959年，徐旭生首次在豫西調查「夏墟」，並發表了調查報告，這使鄒衡備受鼓舞。1959年下半年，已畢業留校任教的鄒衡帶領考古專業的學生赴洛陽實習，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站長趙芝荃的安排下，他和學生到洛陽附近一個叫東乾溝的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就是這次考古發掘，決定了鄒衡用一生探索夏文化的命運。

  

  當鄒衡率領學生來到東乾溝不久，二里頭遺址的首次發掘也開始了。後來，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高天麟開始整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材料，由於人手短缺，便請鄒衡協助搞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分期問題。這個意外插曲，使鄒衡成為沒有參加發掘卻是最早接觸二里頭遺址出土材料的學者之一，從而使他對二里頭遺址發掘的材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也就在這年10月，鄒衡率領學生，在東乾溝的發掘過程中，達到了原來預期的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內整理方法的目的，接下來就要進行大規模的田野實習。由於東乾溝遺址無法滿足這個需要，到什麼地方去，一時成了問題。於是，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趙芝荃、鄭振香等人建議他帶學生到二里頭參加發掘。考慮到二里頭遺址當時已有中央和河南省兩個考古隊在發掘，若再加上北大師生，就變成了三個單位，且北大又人多勢眾，鄒衡覺得不太合適，便主動放棄了這個打算，而獨自一人到了洛陽遠郊區谷水鎮以西的南王灣做實地調查。想不到這一去，引出了重要的考古發現。

  有些巧合的是，鄒衡來到南王灣剛進行了不足兩個小時的調查，就發現了一大片新石器時代遺址，在這個遺址中，明顯看到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共存，並夾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陶片。根據採集到的陶片分析，此處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面對這個特點，一個想法驀然在他的心中產生：也許在這裡可以解決學術界幾十年懸而未決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關係及其年代的分期問題。隨著這個想法而來的決定，就是率領學生在此處發掘。

  當南王灣的發掘工作進行到一個月的時候，已出現了很好的兆頭，各個方面都朝著鄒衡預期的目標發展。三個月之後，由於嚴寒的冬天已經來臨，不宜在野外發掘，鄒衡便率領學生攜帶大批發掘出的器物撤出工地，來到考古所洛陽工作站進行室內整理。多少年後，鄒衡回憶道：「這段時間工作進展很快，學生們對陶片的熱情很高，經常工作到深夜還不回宿舍休息，最後有三對男女同學居然對成了終身伴侶。我看到這種情況，內心有說不出的喜悅。當然，學生們除對成終身伴侶之外，還對成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完整的陶器五百多件。」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學生只對成了伴侶而無陶器對成，鄒衡先生的心中大概是不會喜悅的。

  當陶片對得差不多時，鄒衡便指導學生對發掘所得遺物進行文化分期，由於各期文化都很豐富，這就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為了核實南王灣遺址分期是否正確，此後不久，鄒衡又把學生分成若干組，讓他們分別到洛陽和伊洛地區事先都經過他親自複查過的遺址進行調查與試掘。就在這次調查與試掘中，發現了一些屬於二里頭文化和鄭州二里崗文化的遺址、遺物。根據對南王灣的發掘情況和洛陽以及伊洛地區調查試掘的材料的詳細的分析研究，鄒衡把伊洛地區從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之前的文化以四期十一段的劃分方法理出來，即第一期——仰韶期；第二期——過渡期；第三期——龍山期；第四期——二里頭期。各期之間又分不同的階段。這個劃分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因為就當時的考古界而言，對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還沒有明確的分期，而在仰韶、龍山文化之間有沒有一種混合文化，還無法真正弄清。換句話說，當時的考古界對新石器時代的認識還較模糊，通過對南王灣進行文化分期，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尤其是對仰韶期—龍山期—二里頭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就把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各個環節基本聯繫了起來，其間不太可能有什麼其他文化穿插進來了。有了這樣的分期成果，就可考慮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的相互結合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文獻記載的夏朝真的存在，那它必然就在這組鏈條之中。可以說，鄒衡對南王灣的分期，直接為探索夏文化創造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條件。

  南王灣文化分期的消息傳開後，許多考古界的同行前去洛陽參觀，並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讚譽。考古學大師夏鼐曾寫信給鄒衡，高度評價了南王灣分期的重要意義，並將這一成果推薦給當時在中國訪問的蘇聯著名考古學家吉謝列夫，同時請他親自到洛陽去實地觀看。吉謝列夫真的去了洛陽，在觀看後同樣給予南王灣的分期成果高度評價。而中國另一位考古學大師蘇秉琦對南王灣的分期成果更是再三給予肯定，並稱這是考古學界一項破天荒的工作。

  但是，隨著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已回到北大教書的鄒衡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失去了編寫發掘報告的機會，也和南王灣遺址的繼續發掘徹底無緣了。這段意外的政治遭遇，不僅成為鄒衡終生最大的遺憾，也成為學術界的損失。所幸的是，就在鄒衡離開南王灣三十多年後，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展開，學術界又把目光再一次集中到南王灣這個無法繞開的考古遺址，並再度憶起了鄒衡的開拓之功。當然這是後話了。

  儘管與南王灣遺址的考古發掘絕緣了，但鄒衡探索夏文化的腳步並未停止，也正是對南王灣文化的成功分期，使他對夏、商文化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如前所述，由於安陽殷墟已被學術界證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無可爭辯地確認了什麼是晚商文化。同樣，由於鄭州二里崗遺址的發現，學術界認為這座都城的年代早於殷墟的年代，而大多數學者認為該都城屬於商代中期（商湯之後第十位王）中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類推，年代早於鄭州二里崗遺址的二里頭遺址就應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開國之君湯，打敗夏朝最後一個叫桀的王之後，所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確認二里頭遺址就是商湯的亳都，那麼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點。以這個起點為坐標，早於亳都的就自然是夏文化。令學者們頭痛也放心不下的問題是，鄭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頭遺址真的是亳都嗎？鄒衡在南王灣文化分期的基礎上，對鄭州商文化做了重新分期之後，第一個對上述隞都和亳都之說給予了否定。

  按照鄒衡的分析推斷，鄭州商文化延續時間很長，而鄭州商城也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中丁的王所居隞都不過二十來年，無法與都城延續時間相合。而據當時的14C測定，鄭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達到公元前17世紀，照歷史學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甚至達到夏朝的記載時期。又據古文獻記載，鄭州所處的位置與隞都所在的地望不合。因此，鄒衡認為鄭州商城絕不可能是中丁所居的「隞」都。

  既然隞都被否定，那麼號稱二里頭遺址為「亳」都的觀點也跟著發生了動搖。鄒衡認為，如果二里頭遺址是湯都西亳，則與古文獻記載完全矛盾。據《呂氏春秋·慎大覽》所載，商湯伐桀，「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也就是說，商湯的軍隊從所占據的中國東部向西攻打夏朝的最後一個王桀的武裝力量。又據《書·序》云：「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這句話的意思是商湯的軍隊滅了夏之後，又回到了亳都。這些記載說明，亳都和桀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都之東。這個「東」在哪裡，從文獻記載看，應該在豫西之東，不會是在二里頭所處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同樣被否定。

  兩座都城的性質相繼被否定，到底商湯所居的「亳」在何處？鄒衡根據多方考證，特別是對鄭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認和考釋，大膽地提出鄭州商城就是商朝的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亳」。

  既然鄭州商城是「亳」，那就意味著這裡應是商文化的起點，而二里頭文化又早於鄭州商城文化，且兩種文化又不相同，鄒衡因此認為二里頭文化屬於夏文化。由於他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屬於一脈相承的同一類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斷裂或突然侵入、興起外來因素，所以也就用不著操刀在這個文化整體上切來切去了。也就是說，原來由學術界認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全部屬於夏文化。

  鄭州商城發現的陶文「亳」字

  鄒衡的「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與「二里頭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說」的提出，如同一塊巨石砸進平靜的水面，立刻在學術界掀起了大浪，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有關夏文化的探索也隨之進入了一個高潮迭起、色彩紛呈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