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的發掘

  鑑於二里頭遺址在考古學上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和學術價值，趙芝荃等人回到洛陽工作站之後，很快向中科院考古所寫報告，請求率部移師對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此後不久，河南省文管會也得知了二里頭發現重大遺址的消息，並決定派隊前往發掘。於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派出的以趙芝荃為首的十餘人與河南省文管會派出的一個專門由女性組成的「劉胡蘭小組」，幾乎同時進駐二里頭遺址展開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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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頭遺址發掘現場

  1960年，考古所的大批人員遵照當時的政策要求，下放山東省曲阜勞動鍛鍊，趙芝荃也在其列。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暫時由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不久、年僅24歲的殷瑋璋負責。而這個時候河南省派出的「劉胡蘭小組」也由於其他的原因撤出了發掘工地。整個二里頭遺址在以後的若干年內，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屬的二里頭工作隊獨家進行發掘。

  經過半年多的發掘，二里頭遺址已出現了考古學界所期望的曙光。中科院考古所牛兆勛副所長指示殷瑋璋，把整個遺址劃分成幾個區，在1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大面積發掘，爭取以最快的速度獲得成果。有些遺憾的是，牛副所長這個頗具氣度的計劃無法實現，因為要在如此大規模的範圍內操作，需雇用大量技術工人，而此時當地公社和大隊正組織農民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和搞農田基本建設，根本無力也不可能給予支援。技術工人雇不到，僅憑考古隊十幾個人，是無力對1萬平方米的範圍進行四面開花式發掘的。無奈中的殷瑋璋只好和同事商量決定，先在這1萬平方米的範圍內進行鑽探，待情況基本弄清之後，再有針對性地做一些發掘。於是，考古隊的十幾個人每人一桿探鏟，在所劃分的「井」字形區域內，一平方米一個探眼地進行鑽探。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所劃區域四周的制骨、制陶、制銅等作坊遺址被先後探明。既然四周都是作坊，根據以往的考古發掘經驗，中間可能有宮殿之類的遺蹟深藏於地下。為驗證這個推斷，考古人員將主要精力投入被稱作第五區的中間部位進行鑽探。這個「井」字形區域的中間部位，的確有別於東西南北四個區，其中很少發現四個區域內常見的陶片，相反倒是不斷有類似宮殿建築的殘跡出土。為了驗證真偽，殷瑋璋和其他考古人員決定在第五區開始發掘。果然不出所料，發掘不幾天，考古人員就發現了一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顯，其中北面的一處基址長、寬各約100米，是這組建築的主要部分。通過仔細辨別，可以肯定發現的就是一處宮殿基址。考古人員結合此前在四周發現的相當數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窯址以及鑄銅陶范、石料、骨料等遺蹟、遺物推斷，二里頭遺址確實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規模，而絕不是一般的自然村落。

  二里頭宮城遺址平面示意圖

  二里頭遺址大夯土台南部橫剖面示意圖

  二里頭遺址2號宮殿平面圖

  二里頭遺址主體殿堂復原設想圖

  二里頭遺址出土器物

  二里頭遺址4號宮殿復原建築三維效果圖之側面（引自杜金鵬《偃師二里頭遺址4號宮殿基址研究》）

  由於有了宮殿遺址的發現，二里頭工作隊於1960年的考古發掘在喜慶的氣氛中結束，為了能讓考古所的同行共同享受這勝利的喜悅，殷瑋璋在宮殿基址夯窩最大、最深、最為清晰的部位，用刀切下兩塊夯土，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個早已準備好的木箱中，準備帶回北京。當這最後一項工作做完時，已是1960年12月中旬，此時北風呼嘯，大雪紛飛，幾個人抬著木箱，以滿臉的興奮頂著紛紛揚揚的雪花走出發掘工地。當考古人員將兩箱極具特色的夯土運回北京時，整個考古所從領導到普通學者都紛紛前來觀看，並發出由衷的驚喜與讚嘆。一時，二里頭遺址發現宮殿的消息迅速在學術界傳開並引起震動。

  1961年，趙芝荃從山東勞動改造的運動中解脫出來，重赴二里頭主持發掘工作。此後，在為期40年的時間裡，在趙芝荃、方酉生、殷瑋璋、鄭振香、高天麟、鄭光、杜金鵬、張立東等幾十位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來。「所知範圍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文化堆積甚厚，內涵十分豐富」。遺址的文化延續經歷了相當長的歲月，粗略估計前後有400多年。就具體內容而言，文化遺蹟中有大、中、小型各類建築遺址，其中有宮殿、陵寢、台壇、祭祀性設施、各階層的居室以及手工業如鑄銅、制骨等作坊，此外還有陶窯、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在遺址中部發現的被稱為第一、二號兩座宮殿基址，規模宏偉，氣勢壯觀，頗有王者氣象。第一號宮殿面積有1萬多平方米，其周圍有迴廊，而東、南、北三面則為復廊，南部有三個門道的廡式大門，院內北部是30.4米×11.4米的大殿台基。第二號宮殿的大殿略大於一號宮殿，殿後有一大墓，從性質上推斷這個宮殿當屬宗廟、陵寢之類。就整個一、二號宮殿的氣勢和規模而言，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其匹者，「其平面安排開創了我國宮殿建築的先河」。僅從台基的面積來看，甚至可以與北京故宮的太和殿匹敵。如此規模龐大的宮殿基址，考古學家前後花費了20多年的時間，才使其完整地重見天日。後經研究者推斷，這兩座宮殿都屬於二里頭文化三期，在這一時期中，二里頭文化進入了它最繁榮輝煌的鼎盛時代。也就在這個非凡時代的遺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銅器和陶器。其玉器多為圭、璋、戈等禮器，這些禮器在整個玉器和禮器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而出土的青銅容器和武器形狀之獨特，皆為中國之首次發現。尤其是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種類繁多，其選料之精、製作技術之高超、紋飾之精美，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從未有先例，堪稱國之重寶。

  二里頭文化陶器分期圖

  很明顯，從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規模、等級、規格乃至氣勢來看，這裡作為曾經存在過的都城已成定論。但有些遺憾的是，考古人員歷40年的發掘，踏遍了遺址的四周，居然沒有發現城牆，甚至連壕溝也沒有發現，於是，有人認為這是一座無城之都。

  由於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關於它的時代、文化性質、遺址性質等問題備受學術界關注。1962年，考古學大師夏鼐把此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類型文化」，之後又根據新的發掘進展，將這一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這一新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頭遺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從此二里頭遺址的影響更為擴大，二里頭文化成為考古學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酒器

  隨著二里頭遺址蜚聲中外，這個遺址的時代和具體是歷史上哪個帝王所在都城的問題，漸漸成為學術界一個無法迴避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1974年，二里頭考古隊在發表的一篇題為《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宮殿遺址發掘簡報》中，根據地層關係和器物形制的變化，明確將二里頭遺址分為四期，並對遺址中的宮殿和遺址的性質做了如下結論：「這座宮殿建築屬於二里頭遺址三期，並根據放射性碳素測定相當於商代早期。」「二里頭遺址西距洛陽漢魏故城僅四公里，距隋唐東城不足二十公里，這一帶披山帶水，形勢險要，為歷代建都之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下注『屍鄉，殷湯所都』。自此以後，近兩千年來，關於湯都西亳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通過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進一步確定了遺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宮殿建築，為湯都西亳說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從而二里頭的性質問題也就清楚了。」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龍頭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文化刻符和文字

  二里頭遺址建築復原圖

  2004年，考古人員在二里頭發掘工地又發現了始建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夯土牆（左）與二里頭文化早期車轍（中），還有綠松石廢料（右）

  這份簡報發表後，得到了大多數考古學家的贊同，當時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頭文化一、二期與三、四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不像是一種連續過渡發展的文化，應當攔腰切斷。又因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與鄭州二里崗文化特別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鑑於二里頭遺址的一號、二號宮殿和大墓多處於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應是商朝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一個在歷史文獻中被稱為「亳」的都城所在。而鄭州商城應是商朝中期一個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稱作「隞」的都城。於是，在二里頭遺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間樹立起一個夏、商分界的標尺。

  河南龍山晚期、新砦期、二里頭深腹罐發展序列圖

  當然，關於這個界標的樹立，有些考古學家頗不以為然，有人感到二里頭文化一期和龍山文化相近，而與二、三、四期差別卻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間。即河南龍山文化加二里頭一期文化等於夏文化。二里頭二、三、四期則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學家的觀點與上述這種觀點幾乎完全相背，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相連，倒是第四期頗為不同，於是定前三期為夏文化，第四期為商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間。

  有的考古學家感到二里頭遺址上限不夠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之後又加劃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以上觀點無論誰是誰非，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二里頭遺址的出現，導致學術界對夏文化探索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各種觀點、各種主張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經二里頭一、二、三、四期，到鄭州商城文化之前，每兩者之間都有人試圖切上一刀，以作為夏、商的分界。從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張和觀點來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當各路學者揮舞著利刃在豫西這塊土地上大顯身手、奮力搏擊之時，突然從路邊樹叢中走出一人，此人對眾操刀者說：二里頭文化是一個整體文化，其性質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沒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個文化，也就用不著切來切去了，諸位，收刀吧。

  眾操刀者循聲望去，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