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夏墟

  當這個新時代到來的時候，一個在中國考古史上無法迴避的人物，為夏文化的實質性探索揭開了輝煌的一頁，這個人就是傑出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

  徐旭生

  

  關於徐旭生其人其事，從他的助手、考古學家黃石林為其所寫的傳略中可以看出一個大體的概況：

  徐旭生，原名炳昶，1888年12月10日（清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八）生於河南省唐河縣桐河鎮硯河村。自幼生長在書香門第。青年時代，徐旭生對中國古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為他後來進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1906年，徐旭生肄業於豫學堂。這年冬季，考入譯學館學法文，於1911年畢業。1912年，在彰德中學教算學和法文，數月後，考取公費留學法國。1913年春至1919年春，在巴黎大學學哲學，1919年夏天回國。

  從1921年起，徐旭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並著手翻譯威伯爾《歐洲哲學史》。其後又與喬曾劬合譯波蘭作家顯克微支[1]的長篇歷史小說《你往何處去》，這是該書最早的中文譯本。

  1925年，徐旭生出任當時具有進步傾向的政論性周刊《猛進》主編，並發表了題為《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的時事短評，這個短評引起魯迅的重視。魯迅因而在《語絲》周刊上寫了《論睜了眼看》的文章，就此進一步展開論述。從此之後，徐旭生與魯迅建立了友誼，並經常通信討論問題。

  徐旭生曾經參加過當時的學生運動，他為爭取關稅自主，在率領學生舉行遊行示威中，竟被北洋軍閥政府的軍警打掉兩顆門牙。他「留牙蓄志」，將兩顆打落的門牙一直留在身邊，直到去世後才由親屬放入他的骨灰盒裡。

  1926年秋，徐旭生出任北京大學教務長。次年，徐旭生提議組織起來成立學術協會，併到各地搜集材料，為精深研究提供條件。對外國人，願與協會真誠合作者表示歡迎，對那些企圖進行文化侵略、攫奪科學材料的人，則予以拒絕，致以「不使再溷吾土」。抱著這種宗旨和信念，經過一番鬥爭，與當時已進入中國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合作，組成了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由徐旭生任該團中方團長，開始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考察，此後取得了重大學術成果。

  徐旭生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等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赴中國西北考察時留影（徐為中方團長）。在這幅照片下，徐旭生有一段題詞：「這是我在額濟納河動身西行的時候我的朋友馬益占給我照的相。他以後把照片寄給我，並且附了一首小詩：『我師出發前，惹我頗纏綿。明知是暫別，心總不自然。』哪裡料到這一別就成永別了，嗚呼！徐旭生民國十九年八月五日。」

  1931年2月，北平師範大學與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合組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徐旭生任合組後的北師大校長。同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北師大師生熱烈地投入抗日鬥爭。事變後兩天，徐旭生即會同北大校長蔣夢麟，並邀集北平各大學校長，舉行緊急會議。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長、教務長等開緊急會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11月，親赴南京，請求增加北師大經費，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拒不接見，徐旭生憤而辭去北師大校長職務。

  自1932年開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後改為研究員。

  1937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改為史學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長（北平解放後，又任北京研究院代副院長），並開始潛心研究古史傳說，準備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

  當時，極端疑古派學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長時代的歷史，對文獻資料視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見，或不引用。徐旭生撰寫這部書的目的則是力圖「矯正他們錯疑所不應疑的偏向，使治此段歷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軌，使夏及其以前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他說道：「我自1921年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日我國的史學界受歐西科學的影響，對古史材料重新估價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個人也未能自外於時代思想的潮流。不過因為我在法國留學時學的是哲學，所以在北大教的總不出哲學史的範圍，對於歷史自身沒有時間向前深造。1923年前後顧頡剛、劉掞藜二先生，對於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實在的人格的討論鬨動一時，我對此問題雖也深感興趣，但是因為沒有工夫搜集資料，所以未能參加討論。當時史學界的普遍意見似有利於顧氏，可是我個人雖對於他的工作有較高的評價，卻絕以為他走得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我當日覺得《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諸篇固然非當日的或離當日不遠的著作，是由於後人的追記，篇首『曰若稽古』四個字已經可以證明。但是他們的記錄未必無根據，記錄的時期最早也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號稱「疑古玄同」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錢玄同贈予徐旭生的墨跡

  在如何對待疑古派的是非功過這一問題上，徐旭生直言不諱地表示：「近三十餘年（大約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起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可是它的大本營卻在《古史辨》及其周圍。他們工作的勤奮是很可敬的，成績也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所用的治學方法卻很有問題。主要的，去世的張蔭麟先生已經指出，就是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種方法就是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對這一方法，法國史家色諾波說得不錯：『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處，較之在19世紀之歷史不逮遠甚。』極端疑古學派的工作人對於載籍湮滅極多的時代，卻是廣泛地使用默證，結果如何，可以預料。……他們看見了不合他們意見的論證，並不能常常地審慎處理，有不少次悍然決然宣布反對論證的偽造，可是他們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比方說，看見《尚書·立政》篇內含有尚賢思想，就宣布它已經受了墨家思想的影響，為戰國人的偽造。可是，古人之所謂賢，也不過是說某人比較能幹。……在春秋和戰國的各學派中間所稱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異、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實在更多。比方說，禹治水的傳說，堯、舜、禹三人相互的關係，在先秦諸子中，可以說大致是相同的，沒有爭論的。而疑古學派的極端派卻誇張它們的歧異、矛盾，對於很多沒有爭論的點卻熟視無睹，不屑注意！要知道春秋末期和戰國時的學術空氣是相當自由的，各學派中間的互相駁斥是並不容情的。一家造謠，正貽別家以口實，何以別家全閉口無言，默示承認？……他們對於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願意去分辨。在古帝的傳說中間，除帝顓頊因為有特別原因以外，炎帝、黃帝、蚩尤、堯、舜、禹的傳說裡面所摻雜的神話並不算太多，可是極端的疑古派都漫無別擇，一古腦兒把它們送到神話的保險柜中封鎖起來，不許歷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如果拿希臘的傳說來比較，關於提秀斯的神話，不比中國古帝傳說中所摻雜的神話少，可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面，敘述雅典國家起源的時候，還提到提秀斯……」

  所謂「傳說時代」，徐旭生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的。在古文獻中保存有古代傳說，而在當時尚沒有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記錄下來的史料，這個時代就叫作「傳說時代」。中國的傳說時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黃時期，下限暫定在盤庚遷殷以前。

  至於如何對待「傳說時代」史料，徐旭生說，首先應當對神話與傳說認識清楚並加以區分。當然，兩者之間是相近的，頗難截然分離，但也不能混為一談。

  關於史學界爭論頗為激烈的夏王朝，當時在考古學上仍處於空白和模糊階段，為此，徐旭生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並提出了指導性意見：首先要明確「夏文化」一詞包括兩個含義，即夏族文化與夏代文化。兩者既有區別又有十分密切的聯繫。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範圍很有限，年代則包括禹以前，桀之後；如果指後者，它的地域範圍較廣，年代則始於禹，終於桀。文獻中關於夏人活動區域的傳說，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這些材料指明下列地區和夏的關係特別密切，也就是說，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應分布在晉南平原，汾、澮、涑水流域；洛陽平原，伊、洛、潁水流域；以及關中平原。

  徐旭生在仔細研究有關夏代的先秦文獻的基礎上，認為尋找夏文化的重點應放在豫西和晉西南兩個地區。為了讓這個理論得到事實的驗證，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歲高齡的他不顧年老體衰，帶著助手親赴豫西對文獻記載中的「夏墟」展開調查，從而揭開了實質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徐旭生一行數人在豫西這個既定的圈子裡來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里，每當遇到大雨連綿，鞋子陷進泥中行走不便時，徐旭生便乾脆將鞋子背在肩上，光腳在泥濘中前行。這個為科學事業歷盡艱辛而不辭勞苦的舉動，令他的助手們深深地為之感動和敬仰。

  就在這次行動中，徐旭生分別對河南省登封縣的八方、石羊關，禹縣的閻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遺蹟做了田野調查。有一日，當途經偃師縣境內，準備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考古工作站落腳時，他來到了洛河邊一個叫二里頭的村莊外面。徐旭生發現此處有些異常，便停下來四處轉悠，以尋找心目中的東西。當他在村外轉了半圈後，有一個正在田地里勞動的農民感到很奇怪，心想這個外地老頭一定是丟失了什麼，便主動上前詢問。這一問，徐旭生樂了，他幽默地說：「丟了一件大東西，是一座城，幾千年的一座城。」這位農民不解，徐旭生解釋說：

  二里頭遺址所在位置平面示意圖

  「我是搞考古調查的，想在這一帶看看有沒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麼的。」這位農民聽罷後說：「陶片，我們這裡多的是呢，還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設挖出來的。」徐旭生一聽大為驚喜，急忙對眼前的農民說：「好兄弟，你說的地方在哪裡，能帶我去看看嗎？」

  「中。」農民爽快地答應著，領徐旭生到了村東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這裡發現了許多陶片，並且還撿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從遺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紋、質地等特點判斷，這是一處規模甚大的古文化遺址。

  徐旭生在對二里頭遺址做了初步判斷後，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將調查的情況告知了工作站的趙芝荃等人。大家一聽很是振奮，決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長趙芝荃帶領幾名考古人員，隨徐旭生赴二里頭做進一步調查。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偃師縣城西南約9公里處，西近洛陽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臨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黃河，東有成皋之險，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處的河洛地帶自古被稱為中土、土中、地中，並有「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和「萬方輻輳」之譽。傳說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聖王皆在河洛地帶膺圖受瑞，並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由於武王曾在此處廷告於天：「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因而這裡也是本來意義的中國。後來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營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還在嵩山附近興建測景（影）台，從禮制上確定此地為天下「地中」，並賦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等神秘意義。漢魏以後亦有不少王朝留意於此，在此建都，這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

  趙芝荃向作者講述二里頭遺址發現經過（作者攝）

  二里頭遺址平面示意圖

  當趙芝荃等人隨徐旭生來到二里頭村外時，當地農民仍在田野里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他們一行人來到農民們正在挖掘的一個水塘邊，發現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們進入水塘的台階，又看到塘壁上布滿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輕輕一摸，這些碎陶片便嘩啦嘩啦地四散跌落下來。這個情景讓趙芝荃等人興奮異常，在以往的考古調查中，都沒遇到過這般激動人心的場面。如此豐富的文化堆積，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遺址，那又是什麼？

  離開水塘之後，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頭村的四周做了詳細調查，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長3—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從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以及發現的遺蹟、遺物看，這裡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帝都。按照徐旭生在後來發表的調查報告，他認為這裡應是商湯時代的都城「西亳」。從文獻方面做了論證後，徐旭生又補充道：「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鄉人所說不虛，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儘管當時徐旭生對這處遺址做出的判斷後來被證明有誤，但由於他的首次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數十次發掘，二里頭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它不僅成為學者們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成為探討中國國家和文明起源無法繞開的聖地。

  注釋：

  [1]顯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波蘭作家。由於「他史詩一般的作品表現出的卓越成就」獲1905年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