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露

  當1928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開始之後，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和同層出土的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連同後來發現的商代宮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種文化遺蹟推斷，殷墟在考古學上作為商文化已成定論。既然商文化如此豐富厚重，那麼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通過考古學找到呢？隨著學者們對古史信心的不斷增強，對夏文化的探索也在學術界從幾個方面開始興起。

  

  最早在這一領域開始行動的，是歷史界的少數幾位歷史學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從兩個方面發起主動攻勢：一是在古代文獻資料上考訂夏代都邑的地望；二是在既定的地理範圍內，根據當時已經發現的早於殷墟商文化的諸考古學文化尋找夏文化。兩種戰略思想的共同特點是希望用田野考古資料去印證和歷史文獻相關的夏代的一些問題。這種方法的可貴可取之處，在於脫離歷史研究只依賴文獻的羈絆，找到了新的有效途徑——把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古資料結合了起來，也就是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但是，由於當時的客觀條件還不夠成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就多偏重在地望的考證方面，而在考古學上只提出了一些假說，缺乏有力的論證，甚至出現了難以避免的錯誤。

  所謂客觀條件不成熟，是因為中國的考古學剛剛開始起步，田野考古資料匱乏，很多與夏文化有關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沒有放射性14C現代測年技術的支持，無法知道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的準確年代。而在當時確定的商文化只是商文化的後期，且主要屬於晚商文化。同時所知的比殷商文化更早的主要是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和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歷史學家如徐中舒、翦伯贊等人推斷仰韶文化或者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而范文瀾在他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中，提出龍山文化即夏文化的觀點，並利用龍山文化的遺物推測夏代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由於已知的龍山文化在年代上比仰韶文化更接近夏文化，但龍山文化分布甚廣，所存在的時間又很長，范文瀾籠統地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觀點，自然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議。儘管如此，歷史學界對夏文化的探索畢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可以說，這是繼王國維之後，在古史與現代考古學相結合方面又邁出的新的步伐。

  20世紀5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飛速發展，新的遺址接連不斷地出現，且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50年代初期河南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發現，考古工作者根據地層關係和對文化特徵的比較研究，確證了二里崗商文化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後期文化，把龍山文化與殷墟晚商文化之間的空白填補起來。這一成果問世，使學術界的有識之士感到，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已經接近或屬於早商文化的範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