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書齋覓知音

  為了心中的這個念頭，一連十幾天，宋健除了處理繁忙的日常事務和參加一些擺脫不掉的應酬外，閒暇時間特別是晚上，他總是儘可能地找一些與古代文明研究有關的書籍和資料進行研讀，他深知，中國和外國的國情畢竟有些差異。要將心中的念頭變成一個切實的計劃或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終的結果如何？這些並不是他目前就能全面把握的，因為他畢竟不是以研究社會科學而是以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貢獻名世的。

  1931年底，宋健出生於山東半島一個貧窮的木匠之家，5歲入本村小學就讀，12歲遠離家門求學，13歲參加八路軍，在東海軍分區當護士，1948年秋入華東工礦部工業幹部學校學習，1951年春，剛剛20歲的宋健被推薦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1953年，他通過留蘇學生的選拔考試，幸運地跨入了蘇聯莫斯科鮑曼高等工學院的大門。

  然而，就讀於莫斯科鮑曼高等工學院炮兵工程系的宋健並未就此滿足，為了學到更多的知識，大學三年級時他又報考了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夜大。從此，他每天來回奔波，晝夜就讀於兩個學校的不同專業。三年夜大苦讀下來，他不僅學完了數學力學系的全部課程，而且掌握了嚴謹的邏輯思維方法，豐富了想像力和創造力，為他以後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7年，宋健拜見了蘇聯控制論科學家、最優控制理論的開拓者費德包姆教授，並在這位學術大師的指導下做畢業論文。半年後，他完成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三維空間最優控制系統設計和試驗。論文發表後，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和震動，他的學術導師費德包姆教授為此讚嘆道：「了不起啊！宋健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精神。中國能有這樣的科學家，前途無量！」

  

  1958年，正在籌劃中國飛彈研究工作的錢學森出訪蘇聯，由於錢學森與費德包姆教授私交甚好，錢學森與費德包姆教授商議後，決定讓成績全優並榮獲了金質獎章的宋健繼續留在蘇聯攻讀研究生，意在重點學習研究蘇聯的地空飛彈技術，回國後為發展中國的飛彈事業做貢獻。

  在蘇聯攻讀研究生的三年時間裡，宋健除了在有限的條件下努力學習飛彈技術外，又在最優控制論領域有了飛躍性的發展。他在該領域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僅引起了蘇聯科學家的高度重視，而且還被世界科學界認定是對現代控制論的一大貢獻。為此，他的導師和其他科學界前輩一致要求蘇聯科學院破格授予宋健博士學位，但由於不久後中蘇關係惡化並破裂，只得了副博士學位的宋健，立即整裝回國，投入中國的飛彈、航天事業之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係恢復時，宋健以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的身份應邀訪蘇，莫斯科鮑曼高等工學院鑑於宋健在控制論方面的突出貢獻，授予了這位當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學生由全蘇聯最高學術委員會頒發的博士學位。

  回國後的宋健很快在飛彈研究領域大顯身手。他於60年代擔任了地空飛彈的主任設計師，70年代擔任了核潛艇水下發射火箭的第一副總設計師，80年代後出任航天部副部長，領導了中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的發射和飛行控制試驗。在此期間，受錢學森的委託，他於1964年起開始修訂早在1954年就由美國出版的《工程控制論》。為了儘快完成該書的修訂工作，他帶頭組織並親自撰稿，終於使這部長達120萬字的鴻篇巨製得以順利完成，為中國的控制論工程蓄積了一筆寶貴的財富。20世紀70年代末，十年動亂剛過，中國科技界如噩夢初醒，憂國憂民的宋健深切感到，中國面臨著人口、資源和環境這三大問題的挑戰，這些問題必須有自然科學界的參與才能得到解決，而最亟待解決的是人口的增長速度問題。於是，他和於景元等科學家開始研究中國的人口控制問題，不久便成功地把控制論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應用到人口學這門本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學科之中，從而創建了「人口控制論」這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發表了大量專著和論文，引起了世界人口學界的強烈反響。為此，他榮獲了國際數學建模學會1987年愛因斯坦最高獎。幾乎與此同時，他向黨中央提出的控制全國人口增長的具體建議，為黨和政府制訂人口政策和發展戰略提供了寶貴的科學依據。

  1986年，作為科學家的宋健受命出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領銜主管國家科技事業，統領中華科學界幾代天驕。從此，他率領科委一班人，播「星火」，舉「火炬」，搞「攀登」，實施「863」計劃，為中國科技事業的騰飛立下了赫赫功勳。

  但是，宋健並不以此居功自傲，反而覺得如若他人受命於此崗位，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半生的坎坷經歷使他深信，國家的興旺，事業的成功，人生的成就，莫不需要機遇。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絕不輕易放過這個機會。我要竭盡綿薄，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為學者能為國盡其才，鞠躬盡瘁，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天時地利不常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20世紀的晚鐘即將敲響，人類的腳步在跨入21世紀門檻的同時，也將邁進一個新的千年。如果能在這新的世紀和千年之交，將華夏遠古文明的大廈構築起來，無疑可為正在復興的中華民族增強信心。此時的宋健已不滿足於獨坐燈下翻看史書和資料了，他要走出書齋，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門學科的學者之中，在做深入調查了解的同時，看能否將縈繞於心中的念頭轉變成切實可行的計劃。

  幾天後，宋健通過歷史學家朱學文，先後找到了歷史學家李學勤，考古學家嚴文明、俞偉超，中國科學院院士、天文學家席澤宗，14C測年專家仇士華等五位一流學者。1995年9月29日上午，5位科學家來到中南海國務院小會議室，由宋健主持召開座談會，就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大廈是否可以探尋、構建的問題展開討論。由於這次討論只是徵求專家的意見，沒有條條框框的禁錮，學者們暢所欲言，滿懷熱情地傾吐自己的見地。

  按照五位學者的看法，就中國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學在先秦史上可謂是最為棘手的問題，但無疑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古代史離不開年代坐標，若無此坐標或坐標不確切，許多問題會永遠處於混沌、迷惘和爭論不休之中。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對中國古史的年代做了認真研究，他編的《十二諸侯年表》把紀年問題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對這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認為由於所見資料記載不一，取捨不易，只好放棄。因而，《史記》雖有《三代世表》，卻沒有明確的編年。在司馬遷之後，試圖推定共和元年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編年者，世不乏人，如西漢晚期的劉歆、三國時的譙周、晉代的皇甫謐等。但他們都只能以傳世文獻為依據，而在漢以後能見到傳世古文獻的可能性又越來越小，因而他們在推算中就不免帶有種種主觀推想的成分。如劉歆在他的名著《世經》中就稱夏代的積年為432年，商朝629年，周朝867年，商湯伐桀之年相當於公元前1751年，武王伐紂之年相當於公元前1122年，等等。由於劉歆與其父劉向曾在西漢朝廷任過校中秘書一職，在學術、文化上均做出過較大貢獻，故有許多學者認為他的推論可信度較大，但同時也有陳忠等學者認為此說並不可信。因此，關於劉歆之說是對是錯的問題，學界歷兩千年的爭論尚無一個確切的結論。

  19世紀後葉以來，由於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發現，復原夏商周三代紀年才有了新的依據和希望。從此以後，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利用這方面的資料對夏商周的年代學進行研究，並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興起，學者們找到了一條書面文獻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這就是通過科學考古發現的遺址和遺物。正是由於這些遺址、遺物所提供的文化信息，才對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約公元前4500—前2500年）、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及二里頭夏代文化等有了較為準確的破譯和了解，並為中國古代文明在年代學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佐證。因此，現實的中國已經具備了對夏商周年代學進行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條件。這樣說的根據是：首先，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學得到空前的迅速發展，發現了大量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時期各種考古學文化得到了更加明晰的認識。此外，在歷史學方面，對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釋，對若干典籍真偽的辨識，對夏商周三代歷史的研究等，也有一系列綜合論著和成果問世。所有這些，都說明在近期對中國古史年代學的研究是適時的、科學的，其條件是基本成熟的。

  當然，科學的發展並不是哪一門學科孤立地進行的，各學科之間總是相互關聯又相互促進，現代物理學的迅猛發展，為考古學提供了比過去更多、更有力的幫助。自20世紀50年代末，國內開始了放射性14C測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漸發展，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測年工作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80年代起，北京大學建成了先進的加速器質譜儀（AMS），如果經過進一步改進，可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就使得對古代遺址出土的標本進行高精確度的年代測定成為可能。而由於現代科技運算手段的應用，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也有了較大進展，任何有規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現象記錄都可以利用電子計算機極快地算出其發生的時間。如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年代學家張培瑜已通過計算機的運算結果，編出《3500年曆日天象》一書。此書記載了自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52年的合朔、滿月、分至、八節、日食等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計算程序，再向前推1500年，得到其間的曆日和天象，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所有這些都為古代文明的年代學研究創造了條件，而專門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古文字學，近年來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對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釋都有新的成果問世。如果將這些成果配合天文曆法研究，可建構商代後期與西周年代的歷譜。如果選擇一些典型甲骨標本，通過高精度的14C測年實驗，將會使其數據與商、周的王年對應、聯繫起來，這對古代年代學的建立將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

  除此之外，由於古代遺址的發現和考古學的發展，歷史學者在文獻學的研究中對若干傳世文獻的真偽有了新的評估，而這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新的評估，又為考古學及天文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堅實的基礎。

  正是有了以上的諸種條件，才使探尋、構築中華遠古文明大廈的計劃成為可能。但是，五千年的文明史淵邃浩瀚，源遠流長，從歷史學的角度看，這尚缺年代學標尺的兩千多年的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時代和夏商周三代兩個大的部分，若構築這座古代文明大廈，必先構築夏商周三代的基礎，只有這個基礎得以堅實地建立起來，才有可能將整個大廈構築成功。眾所周知的是，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國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國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國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首先搭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年代學框架，無論是對文明起源的研究還是對中國文明的走向與發展的研究都有著極其重大而深刻的意義。因此，在這個座談會將要結束之時，五位學者根據學術研究的規律和存在的現實條件，建議首先進行以探索中華古文明起源為最終目標的夏商周年代學研究，並冷靜而客觀地表示，處在民族復興這個偉大歷史轉折時期的中國科學家，既有得天獨厚的時運，也有難得再遇的歷史幸運，偉大的時代可遇而不可求，當代史家生活著的中國，是正在向2l世紀邁進的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由於歲月積澱和世界交往的匯集，當然有數不清的亟待解決的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科學技術，也需要包括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參與。在現實問題的解析中，歷史也是一把鑰匙，作為這個時代的科學家沒有理由忽視時代對歷史的熱望，而應以更大的熱情關注時代，關注歷史和現實社會的發展。任何民族都有一個歷史源頭，這是既體現於物質又體現於精神的民族之根，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正是尋找民族之根的具體表現，而尋根的意義在於跨越包括社會、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隔閡，達到精神上的共識，從而找到中華民族文化上的認同感和心理上的歸宿感。有了它，民族感情才有所寄託。換言之，一個民族在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並獲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之後，才能在紛繁複雜的現實面前，更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並將精神的超越轉化成現實的超越，繼而轉化成一種巨大的創造力量貢獻於社會，造福於當今和未來的人類。

  在中國傳延千古的史實里，每當一次改朝換代或重大的社會變遷之後，總會有許多沉潛會通的有心人站出來，矢志不移地汲汲於興滅繼絕的文化整理、傳道解惑的知識普及——孔子的彙編古籍、有教無類；劉向父子的校理眾書、編目提要；鄭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經；還有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朱熹的《四書集注》，王心齋的深入民眾、樂學教育……他們或以個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動，分別為中國文化做了修舊起廢、變通傳承的偉大事業。如果說春秋時代的震蕩產生了《左傳》，戰國秦漢的演變造就了千秋《史記》，那麼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復興時期，夏商周年代學標尺的建立的任務，將歷史性地落在跨世紀的中國科學家這一群體的肩上，只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界的科學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國古文明的大廈一定會在不斷的探尋中顯現於世。

  孔子整理並向學生傳授「六經」情景

  經過一個上午的座談討論，大家對相關問題初步取得了共識：自19世紀末葉以來，歷史學、考古學界關於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在文獻、考古和天文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從總體上看，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還沒有對夏商周年代學做出多學科的綜合攻關，一般都是個人就某一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其工作比較分散，不夠系統，所獲數據也不夠充分。而從事這方面研究，單憑個人力量顯然是不夠的，通過政府組織，進行多學科的交叉協作研究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考古學和測年技術等方面已取得的許多重大進展，說明現在已到了組織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時候。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最後，由宋健提議，如果這項工作能夠得到實施，就取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

  這次座談會，使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強了信心。之後，他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共同多次主持會議，更廣泛地徵求專家們的意見，並聯絡相關的部委，一起醞釀夏商周斷代工程，進一步明確研究目標。這項工程既是以解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紀年問題為宗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大型年代學項目，也是自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為尋找兩千八百多年前歷史年代坐標而進行的一次多學科合作的科學實踐。

  孔子刪定的「六經」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六書。其中除《樂》原書不存外，其餘五經尚存。圖為後人輯注的《毛詩傳箋》《書經》《禮經通論》《虞氏易》《春秋集語》

  1995年12月21日，李鐵映、宋健主持會議，進一步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問題做了研究和部署。會議決定：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國家重大科研課題。研究工作應堅持以我為主，並採用政府支持、專家研究、權威學術機構公布成果的方式。課題1996年開始啟動，要求於199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前完成並公布階段性研究成果。二、由李鐵映、宋健擔任「工程」的特別顧問。為了加強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統一領導和便於有關學科的協調配合，成立「工程」課題領導小組，負責管理課題經費、審批工作計劃、定期聽取匯報並部署工作等事宜。重大問題報國務院。國務院一年聽取一次課題領導小組的匯報。其領導小組成員為：

  組長：鄧楠 國家科委副主任

  副組長：陳佳洱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副主任（後晉升為主任）

  成員：韋鈺 國家教委副主任

  路甬祥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後晉升為院長）

  滕藤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後改為繼任副院長江藍生）

  張德勤 國家文物局局長（後改為繼任局長張文彬）

  劉恕 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

  甘師俊 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後改為繼任司長劉燕華）

  三、聘任李學勤等四人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並由領導小組聘任相關學科專家成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負責組織科研工作。專家組組長由李學勤擔任，仇士華等三人任副組長。其成員和學科構成為：

  李學勤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仇士華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李伯謙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

  席澤宗 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院士

  四、為保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院共同安排經費900萬元人民幣，另由財政部自1996年至1999年，每年撥款100萬元支持。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提出，意味著中華民族對悠久文明史的認識將進一步深化。對學術界而言，這將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重任，而這項任務一旦實施，將立刻成為普遍牽動海內外中華民族子孫情感的大事。因此，這次會議之後，為了聆聽社會各界的心聲，宋健不斷地致函國內外所熟悉的科學界前輩和朋友，對這一項目進行探討、論證。當他得知正在上海養病的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社會活動家、當代史學巨擘周谷城身體漸漸康復後，便致函問候並報告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有關事宜。信函的原文是：

  李鐵映、宋健（前排左六、七）與「工程」領導小組成員及專家組成員合影於中南海會議室

  周谷老：

  知您大為康復，科學界不勝欣慰，故以崇敬之誠，冒昧報訴近事如下：

  為推動中國古代史的系統研究，促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擬於「九五」發起「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中國古代紀元推至夏初，比2000年前司馬遷所記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前推1400年，以縮短中國古代史與埃及學、亞述學等差距。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放射性物理學等可能大規模介入並提供幫助。古書古蹟關於天文現象記錄，可成為新一輪研究起點，精密確定夏初（「五星聯珠」）、周初（「一日再旦」）的紀元。碳14斷代有可能精確測定殷墟、鄭州商城的年代。物理學家告，精度可達±20年。此項工程的完成，可能補足中國古代史研究之遺闕，從而減少「疑古」的範圍。已聘請四位首席科學家，另邀當代少長群賢，參與工作。期望「九五」完成，公諸於世。

  現奉上《會議紀要》一份，呈您閱示。仰慕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先驅和巨擘，佇望得到您的指點。

  時值嚴冬，衷望為國珍攝。敬祝跨越三紀，益壽齊彭，創科學時代之新峰。

  敬頌大安

  宋健 1996年元月廿日

  周谷城在接到信函後，以極度的欣喜之情抱病復函：

  尊敬的宋主委：

  承賜教言，無上榮幸。茲特不揣冒昧，略抒喜悅之意：（1）夏商周斷代工程，重要偉大。過去無人敢提，今天主委宋公，高瞻遠矚，言近旨遠，登高一呼，史學界皆大歡喜。谷城堅決擁護。（2）將古史年代向上延伸至夏初，令人敬服。過去如講向上延伸，定遭打擊，今則可以暢所欲言矣。（3）所有工作難度都大，但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合力攻關，政府支持，不出數年之後，當有大成。先此預祝，謹致敬禮。

  周谷城上 1996年2月於滬

  從兩人往復的函件中可以看到，宋健在字裡行間無不透露著自己的真摯與誠懇，已是99歲高齡的史學大師周谷城，則對這項工程能夠實施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可以說，周谷城對這項工程的前景是滿懷信心與希望的。遺憾的是，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和社會活動家，未能親眼看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於1996年11月10日在上海逝世。

  1996年3月，宋健將自己所作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意義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第五次修訂稿，交由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孔德涌，轉致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著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徵求這位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對文稿和開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意見和建議。張光直於4月4日復函孔德涌，稱宋健的文稿「是我近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範圍里所看到的文章中最有氣魄的一篇」。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看法，張光直直言不諱地發表了自己的見地：「這個題目……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可以做的，只有靠國家的力量，組織徹底研究三代年代的財力和人力資源，才能解決古史研究中最令人迷茫的一些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中，最巨大的、最關鍵性的一把鑰匙，就是宋博士提出來的年代學。……我對這個主張舉雙手贊成。」

  1996年4月24日，剛剛獲得國際亞洲研究的最高獎——1996年度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AAS獎）的張光直，來到北京進行學術訪問。4月26日，受宋健的邀請，張光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李學勤、席澤宗、張長壽等學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閣與宋健會見，並著重就夏商周斷代工程如何具體實施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張光直認為中國政府決定即將把夏商周斷代工程納為「九五」計劃重中之重的科研項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並預言，只要中國的學術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適的方法去做，一定會在古史年代學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貢獻。

  張光直訪問中國大陸期間與學者交流

  在探討中，張光直通過自己對中國古代考古學和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涉及的三代年代的始年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如關於商周分界，也就是古史研究中爭論最多的武王克商的年代問題，張光直認為這個年代既是周朝的起始年代，也是判斷夏、商年代的基礎，是「工程」中的大關鍵。這個年代自漢代劉歆之後產生了幾十種不同的說法，中間相差一百多年。之所以導致不同的說法，是因為研究者所依據的材料本身未能相互支持，因此，這些材料中必然存在一些錯誤的記錄。而這種錯誤的產生，至少有兩種可能的原因：一是出於政治目的的作偽，一是文獻流傳過程中的訛誤。按常規，出土的甲骨材料一般不會錯，但後人對甲骨記錄的理解和推算方法卻有分歧。理解不同，方法不同，其推算出的結果也就有了差異。即將全面展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應該對這些分歧分別給予推算，並以推算的結果與其他相關的材料相驗證，找出彼此不合的材料，努力探明其不合的原因，逐步排除錯誤的數據。這樣的研究，有產生各種數據彼此相符的可能，即便不能產生，中國古代文明年代學也可以達到比兩河流域、埃及、印度還要清楚和詳細的程度。

  從張光直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前景，同史學界前輩周谷城一樣，同樣充滿了信心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