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國科學家的啟示

  1995年夏季的一個傍晚，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吃過晚飯，像往常一樣，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約一個小時，便回到自己的書房開始了夜晚的工作。

  每晚堅持學習、工作，是宋健從青年求學時起就一直保持下來的習慣。或許，正是由於這種勤奮、拼搏的精神，才成就了他在中國乃至世界科學界非凡的功業。

  以往，每當宋健坐在書桌前，主要精力總是傾注到自然科學領域和他的專長——控制論、科學與社會系統論方面的研究中。但是今天，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夜晚，他的慣例被打破了，他的書桌上堆放著一部部諸如《史記》《漢書》《中國通史》《世界史》等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他如醉如痴地翻閱著，並不時地摘抄著一些片段。事實上，像這樣全身心地投入中外歷史的學習與研究，他早在十幾天前就開始了，而促使他這樣做的一個直接動因則源於對以色列的訪問之行。

  不久前，宋健率領一個國家科學考察團訪問了以色列，就在這次訪問中，他結識了這個國家的國家科學院副院長、著名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特德莫先生。這位已過花甲之年的特德莫老先生儘管是純粹的以色列人，卻出生於中國的哈爾濱。為此，他一直視中國為自己的第二個故鄉，對中國的歷史和風土人情具有濃厚的興趣與感情。這次面對中國官員及科學界人士的來訪，特德莫自然是滿懷熱情。在一番傾心而愉快的交流之後，特德莫送給宋健一份關於亞述學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材料作為紀念，這份材料的大意是：19世紀中葉，幾位學者成功地破譯了亞述巴尼拔[1]王宮館藏泥版文書上的楔形文字，後來的學者利用這些破譯的文字並藉助天文學理論，終於解決了阿卡德王國之後的精確紀年問題，而巴比倫第一王朝[2]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也由天文學家根據出土的金星泥板中記載的天象記錄推算了出來。學者們根據史料和考古遺存以及14C測年技術等，基本上將古巴比倫王國的年代框架構建起來，從而使湮沒已久的巴比倫文明大廈再次崛起於兩河流域，為世界所矚目。

  特德莫所贈的這份材料，儘管有些地方艱澀難懂，論證方法煩瑣複雜，很難讓局外人全部弄清其中的來龍去脈，但宋健明顯感到這份材料的研究套路與藉助的資料，跟埃及年代學的建立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之間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相通的。令宋健記憶猶新的是，在這次訪問以色列之前，他曾到非洲訪問並在埃及做了短暫停留。就在這短暫的停留之際，他在中國駐埃及大使楊福昌的陪同下，參觀了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和盧克索神廟遺址。從陪同者的介紹以及與當地學者的交談中宋健得知，埃及的神廟建築存在的時間要比金字塔長一倍以上，幾乎和古埃及文明相一致。但古老偉大的埃及文明在經歷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公元前332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隨著亞歷山大大帝對埃及的征服，法老埃及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輝煌的古埃及文化一蹶不振。後來在希臘文化、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影響下，古埃及文明逐漸走向衰落，留給後世的只是像盧克索那樣無法用人力完全毀滅的一座座神廟和石頭堆砌的遺蹟。

  就在古埃及文明衰落幾千年之後，隨著拿破崙於1798年的入侵，特別是1822年法國天才學者商博良等人破譯了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開始復活，之後又經過法、英、德、美等國考古學家和學者100多年的努力，古埃及文明的大廈開始得以顯現出來。曾在埃及古代史上延續了31個王朝的斷代問題，通過對古文獻、古遺址、古文字、天文學記錄等進行綜合性研究，已基本得到解決。年代學學者還根據天狼星偕日出的記錄，確定了古埃及某個王統治的絕對年代，如著名埃及年代學家帕克根據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第七年第二季4月16日的天狼星記錄，把這一年定為公元前1872年。以天狼星日期記錄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絕對年代框架，逐漸成為構築整個古埃及文明大廈切實而重要的支柱。

  埃及盧克索神廟

  本書首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當宋健將要告別以色列科學院時，特德莫對他說：「中國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一起，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四大文明古國，並在世界文明長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國學術界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能集中精力進行探索性的斷代研究，其成就將不比亞述學、埃及學遜色，其成果的取得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必將產生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特德莫表示，如果需要，他願意懷著對中國歷史的熱情與摯誠，像參加亞述學研究一樣，同中國的學者共為建立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的年代學構架儘自己的綿薄之力。

  儘管宋健對特德莫所表露的一片真情，只做了「表示歡迎」之類的禮節性的回答，但這件事本身卻給予他一個刺激和啟迪，同時也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中而揮之不去了。幾年前，宋健曾赴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在此期間，時任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的埃及人托爾巴和宋健一同被邀請去參加印度部長舉行的歡迎宴會，在這個宴會上，托爾巴曾興奮而自豪地致辭：「我們，世界上三個最偉大的文明古國的代表在這裡歡聚，無疑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因為保護環境是我們古代文明的要義……」聽著托爾巴的慷慨陳詞，宋健頓感熱血沸騰，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毋庸置疑的是，在歷史上曾稱雄於世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倫由於各種各樣複雜的原因，其文明相繼在發展、延續的進程中產生了斷裂、頹敗或者被徹底毀滅，只有中華文明歷悠悠五千年而延綿不絕。在激流奔涌的歷史長河中，無論是戰亂、暴政、外族入侵還是水旱災疫，都未能割裂和阻止中華民族的延續與發展。正是在這延綿不絕的文明滋養、哺育之下，才培養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才使處於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以堅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創造力巋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對世界人類文明做出過傑出貢獻的民族，在年代學研究方面，近世的成果卻遠遠落後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而最大的缺憾則是自司馬遷開始就未能建立起中國古代文明從形成特色到走向繁榮的最為重要的三代紀年，沒有正式公布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紀年參考體系。繼司馬遷之後的兩千多年來，人們對這位偉大的史學之父所作的《史記》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紀》《夏本紀》和《殷本紀》，以及其他人所著的《書》《禮》等古代文獻記錄，或信，或疑，或釋，或者從根本上給予否定，這種彼此歧異的論爭一直延續到現代都未曾停止。如現代史學巨擘郭沫若在1929年曾斷言：「《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真正的起頭。」與郭沫若同時代的另一位史學大家范文瀾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五帝、夏朝全部視為傳說，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後用問號表示懷疑，將夏代遺蹟統統視為假設。而在由毛澤東主席倡議、周恩來總理督編的權威性的《辭海》後附錄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中，將中國古代確切紀年的起始年定為同《史記》記載一樣的西周共和元年。還有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所列的一張「世界古代史比較表」中，在公元前21世紀欄內有「禹傳子啟，夏朝建立」八個字，在公元前17世紀欄內有「商湯滅夏，商朝建立」八字。當年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列的「五帝」被棄之未用。

  或許，正是中國學術界自己對本民族古代歷史紀年的迷茫和紛亂，才導致了日本人「堯舜禹抹殺論」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認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20世紀20年代，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3]就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斯塔爾等人編著，於196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宣稱：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晚於美索不達米亞，且是受後者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青銅器出現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煉鐵技術是公元前1000年後從西方傳入的。中國古代文明在商之後才迅速發展起來，商朝的年代為公元前1523—前1027年，安陽地區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證。

  與斯塔爾等人觀點相同的英國人羅伯茲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稱，中國古代的商朝於公元前1700年左右統治河南一帶約4萬平方英里[4]的地域，比英國今天的面積還小。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的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公元前1027年為周朝所滅。羅伯茲還直言不諱地指出：「（西方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長期以來這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因為中國只有公元前8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樣的紀年表。」

  安陽殷墟出土的帶有卜辭的卜骨

  對於外國人的這些觀點，大多數中華民族子孫當然無法認同。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的考古學家尹達就對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進行了駁斥。而另一位考古學大師李濟對西方人的種族偏見、價值偏見給予了嚴厲的揭露和批判，他曾在自己的講演中說道，「譬如講到（中國的）年代，西洋人在選擇兩個可能的年代時，總要偏向較晚的一個」。例如武王伐紂的年代，「考古學家董作賓定在公元前1111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一筆抹殺了較早的公元前1111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問題上，他們也是這樣，「以便在討論文化、人種和活動方向時，他們可以隨意安排」。在安陽出土的青銅刀問題上，「一些美國的漢學家認為中國的銅刀子與北方的有關係，而在時代上，中國的比西伯利亞的晚。我相信這是他們把武王伐紂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主要依據。把中國拉下幾十年，再把西伯利亞提早幾十年，於是就可以證明中國文化是從他們那裡來的了」。

  李濟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種族偏見、價值偏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見解，他於1953年在《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講到，「在20年代初，即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那個短暫的時期以來，知識界有很重要的一伙人自稱是疑古派。這些不可知論者懷疑整個中國古代傳統，聲稱所謂的殷代不管包括什麼內涵，仍然處在石器時代。這些疑古派，多數都曾受業於名人章炳麟門下，而在那個文藝復興的浪潮里卻又造了他們老師的反，但是積極的貢獻並不多。然而這段思想十分混亂的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科學考古學。儘管科學考古學後來證明，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學生都錯了。……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事實上，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記載的帝系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新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實性」。

  當然，對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滿信心者，並非肇始於安陽甲骨文的發現，事實上，繼司馬遷之後一直大有人在。唐朝的著名學者張守節在他的《史記正義》中，就曾認為中華文明確從黃帝開始，並推算出從黃帝到西漢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共2413年，即黃帝紀元的始年為公元前2510年。張守節的這一論斷得到了唐代之後1000多年來許多政治家和治史學者的認同，只是在年代坐標上做了不同的修訂。如1905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為了表示與清朝劃清界限，便在於日本東京創辦的《民報》上，改用從黃帝開始的紀年。根據東京歷史學家的推算，黃帝紀元開始於公元前2698年，以此下推，將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定為「中國開國紀元4603年」，並在首頁印製了「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畫像。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將1911年定為黃帝4609年。通電發出後，由於孫中山的威望，這一紀年方法為多數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響應，多數報刊紛紛改用新的紀元方法。在舉國上下一片改天換地的歡呼聲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傳出，如江蘇的當權者根據當地歷史學家的推算，堅持認為1911年應為黃帝4402年，民國元年應為這個數字，於是江蘇的報紙採用了自己推算的紀年，比「法定」紀年晚了207年。另外有一位叫黃藻的歷史學者編輯了一本叫作《黃帝魂》的書，此書初版於1903年，之後又多次修訂再版，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刊出由其他歷史學家推算的黃帝紀元，將民國元年定為黃帝4622年，比「法定」紀元又早了13年。由此可見，歷代政治家、學者在對史料充滿信心的同時，也存在著研究方法的不同，致使中國的歷史紀年難以達成共識。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黃帝紀元最終宣告流產。

  黃帝陵

  儘管孫中山倡導的黃帝紀元沒有得以全面而長期地施行，但中國的紀年問題作為一個情結始終在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難以釋懷。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使古老的中國展現出青春的光芒和輝煌的前景。在這樣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人們對歷史的摯愛和對古代文明的追索也越發變得強烈和執著。1995年1月2日，學者袁曉園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疾呼史學界勘定黃帝紀年作為中國的開國紀年。袁曉園在文中寫道：

  近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各行各業，各條戰線都呈現出空前的興隆昌盛。文化界也追始溯源，弘揚我們傳統中的優秀文化，並興起一股「炎黃文化」熱潮，有「炎黃文化研究會」的成立，《炎黃春秋》雜誌的出版，以及「炎黃藝術館」的創建等。在河南鄭州興建炎黃二帝巨像，各方響應熱烈。研究領域也不斷向著深度、廣度發展。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特點，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多彩多姿。這些早已為中外學界所公認。……竊以為我國似可採用兩種紀年法：國際通行，使用公元紀年法；國內則用文化始祖黃帝元年為我國國曆之始。我們是名副其實的「有五千年文化」的國家。據《辭源》記載黃帝元年為公元前2698年，那麼，我國今年應為4693年！

  世界上的古老國家中，在四五千年前也曾創有文字與文化，但隨著國家滅亡，文字與文化也隨之俱亡。惟有中國文字與文化創始於黃帝，綿續至今從未中斷，且代代有進展，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以中華民族文化的始祖——黃帝為紀元，可以把海內外炎黃子孫統一起來，提高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袁曉園的呼籲絕非個例，改革開放的現實不是冷落、淡忘了歷史，而是給予歷史更高的熱情和關注，為了這種熱情和關注，人們開始向史學和史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期望。

  自古以來，中國史家就有一種對社會負責的使命感，綿延不絕的史學著作正是中華民族建國、立國、治國思想基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歷史的長河流淌到今天，中國學術界是否到了應該直面歷史遺產的時候？司馬遷留下的千古學案是否能夠得到破解？古埃及與兩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已經做出了成功的示範，中國是否也可以在借鑑這些經驗的基礎上，藉助現代已有的科學條件和先進技術，使自己祖國的古文明研究有一個新的突破？誠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所言，「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輝才顯得更加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坐在燈下的宋健在翻看著各種書籍和資料的同時，一個念頭也在心中悄悄滋生。

  注釋：

  [1]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約前627年在位）：亞述王朝最後一位著名的國王。文武兼備，曾進行多次遠征，並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宮內建立了一所大型圖書館。他派遣僧侶和書吏到各地搜集蘇美爾—巴比倫文獻，所收泥版文獻一度達25,000塊以上。公元前612年，亞述王朝覆滅。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的大量泥版因湮沒在廢墟中而得以保存下來，1845—1854年被發掘。大英博物館中保存有約20,720塊泥版。

  [2]巴比倫第一王朝：約公元前1894—前1595年，第一王朝的第6個王即為制訂《漢穆拉比法典》的漢穆拉比王。

  [3]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1914年到中國任礦業顧問，做過考古勘探工作。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精緻的彩陶，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提供了第一個證據。同時他在黃河流域發現許多類似遺址，與西南亞諸文化比較研究，確定其時間為公元前3000—前1500年。他根據在周口店看到的石英碎片，預言會發現人類化石，6年後，果然在那裡發現北京猿人（北京人）的化石。

  [4]英里：英制中的長度單位。1英里=5280英尺=1.609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