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傳統的圍牆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計劃既已立項，根據國務院會議精神，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等四位首席科學家，即著手起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項目的可行性報告、經費使用計劃及推薦工程專家組成員名單。

  在起草的可行性報告中，「工程」的最終目標，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但是，由於學者們對三代不同歷史階段所掌握的材料不同，所以，「工程」在制訂目標時，按照由近及遠的路線，提出了詳略不等的要求。其具體目標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2.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研究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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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等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研究，並遵循下列三個步驟：

  （1）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

  （2）對有典型意義的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AMS（加速器質譜計）的14C年代測定。

  自左至右：「工程」首席科學家席澤宗、李伯謙、李學勤、仇士華

  （3）對各課題通過以上兩種以及其他途徑得出的結論進行綜合，使研究進一步深化，得出儘可能合理的年代學年表。

  有了以上三種大的途徑，接下來就是對課題和專題的設置。由於這是一個既寬泛又具體的問題，所以在設置時讓四位首席科學家頗費了一番腦筋。當時擺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

  一、按學科組合專題和課題，其利在於符合學者們習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其弊在於各學科成果的融合過程將滯後，不利於推進交叉研究。如歷史學方面，古文獻和古文字是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的重要依據，共和元年被認定為是公元前841年，就是靠傳世文獻推算出來的。當年司馬遷撰寫《史記》時，之所以能排出《十二諸侯年表》，也正是因為從共和以下，諸侯的年代排序是清楚的。但是，古代文獻中能明確推算出的年代也只到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年代，由於文獻記載不一致，就很難甚至無法僅憑文獻記載推算出科學、準確的結論。天文方面也是如此，天文學在回推星象記錄方面不管有多麼精確，但它本身無法獨立解決夏商周年代學的推算問題。如西漢的劉歆利用當時的天文學和曆法知識進行推算，結果弄出了一大堆不合事理的問題。因為當時的曆法和文獻中關於星象的記載有問題，劉歆的推算也自然就有了問題，如果後人仍用這些有問題的材料推算，其結果依然不可能準確。因此，利用天文學對夏商周年代學進行推算，首先需要歷史學、考古學等提供背景材料，如利用考古發掘的甲骨文、金文等可以彌補歷史文獻中的不足，古巴比倫的歷史就是靠出土的一大批天文材料才排出一個相對準確的年代順序的。當歷史學和考古學通過歷史文獻和地下考古發現的研究對某段歷史或某一歷史事件提出一個相對準確的時間範圍後，天文學家就可以利用現代天文學知識和方法，運用現代科技運算手段，對其時的天象進行推算、研究，並得出一個更精確的時間結論。歷史學家對古文獻、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日月食和行星運動現象的記載進行研究，可以確定一個有關它們發生的比較長的時間範圍，天文學家則可以在這一時間範圍內進一步考察共發生過幾次，並推算出哪一次更有可能，從而使歷史年代更接近於準確。

  二、要想推進學科的交叉研究，使結果儘可能地準確，就要按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目標、任務劃分課題，並將不同學科的小專題混合編組，從而成為一個大的課題組。這種方法其利在於各學科的交叉貫穿「工程」的全過程，使每一位參加者都明確自己所承擔的專題在整個目標、任務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同其他專題學科的相互關聯。但其弊在於，學者們都沒有現成的經驗，也無規律可循，大家都是首次嘗試，因此風險較大。

  經過反覆斟酌思量，「工程」決定突破以往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角度，採用後一種風險較大，但明顯有利於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案，對課題、專題予以設置。

  經過論證，夏商周斷代工程共設9個課題，下分36個專題，設置情況如下（本書圖表引自《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下同）：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課題設置

  續表

  項目的課題和專題

  續表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發現，又陸續增設了以下8個專題：

  （1）金文紀時詞語（「月相」）研究；

  （2）甲骨文賓組、歷組日月食卜辭分期斷代研究；

  （3）商州東龍山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

  （4）邢台東先賢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

  （5）禹伐三苗綜合研究；

  （6）新砦遺址的分期與研究；

  （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與研究；

  （8）洹北商城的遙感與物探。

  從以上的內容可以看出，三代年代學這個看起來龐大無邊、深不見底的題目，經過9個課題44個專題的拆分、搭配，如同庖丁所解之牛，豁然開朗。這個呈樹形結構的課題與專題的設置，其功能明確，內在邏輯緊密，覆蓋了國內外研究夏商周年代學曾提出的所有途徑和方法。每一個專題的任務都源於總目標的一個分支，每一個專題的成果都會最終輸入「工程」目標的主體，從而使三代年代學的大廈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經多學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論證構建起來。可以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開創性的學術研究課題。

  1996年2月15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審議「工程」可行性報告（草稿）、經費安排及專家組組成等情況。以鄧楠為組長的「工程」領導小組經過深入細緻的審議、討論後認為，鑑於年代久遠，從商代武丁前至夏代無法排出每一個王在位的準確年表，因此，對「工程」難度要有足夠估計，不能期望通過四年研究解決夏商周斷代的所有問題。領導小組同意首席科學家確定的從歷史、天文、考古、14C技術測年等幾方面相互配合，共同推進，得出較準確結果的技術路線。鄧楠在總結性的發言中強調，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項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於一體，多學科聯合攻關的科研項目，類似課題不但在我國從未有人做過，在世界上也未有人做過，因而需要專家學者與管理部門通力合作，才能取得較好成果。

  根據「工程」領導小組的指示和「工程」的特點，由首席專家提出，國家科委聘任相關學科的21名專家成立「工程」專家組，專家組下設精幹的課題組，聘任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聯合攻關。直接參與工程、來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共9大學科的優秀學者達200多人，其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陝西天文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煙臺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等單位。

  工程專家組主要人員，除李學勤、仇士華、李伯謙、席澤宗四人外，分別是：

  馬承源 專家組成員、上海博物館館長、研究員

  馬福臣 專家組成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副主任、研究員

  朱鳳瀚 專家組成員、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專家組成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嚴文明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鄒衡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辛德勇 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張長壽 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培瑜 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

  陳久金 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陳鐵梅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俞偉超 專家組成員、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原思訓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殷瑋璋 專家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郭之虞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彭林 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教授

  裘錫圭 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以上由21人組成的專家組，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專家13人，其中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5人，考古學家8人；自然科學專家8人，其中測年技術專家4人、天文學家3人、地理學家1人。這個老中青三結合的專家隊伍，既具有科學的合理性，又具有學術界公認的權威性，並有能力起到「工程」領導小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學術領導，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工程」課題、專題組部分主要成員：

  楊升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羅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廖名春 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鄭傑祥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徐振韜 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

  江曉原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教授

  胡鐵珠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守賢 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台研究員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楊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杜金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蔡蓮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雪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宋國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楊錫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徐廣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唐際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一曼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曹定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常玉芝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王占奎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曹瑋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徐良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立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緒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徐天進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雷興山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吳小紅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劉克新 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魯向陽 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馬宏驥 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趙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世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公柔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劉次沅 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台研究員

  陳美東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彭裕商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志純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吳振武 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劉雨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員

  羅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黃天樹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蔣漢英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張強 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吳宇虹 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劉健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博士

  為協助專家組進行項目的總體設計和實施中的組織協調，經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批准，設立以歷史學家朱學文為主任，周年昌為專家組秘書長，王肅端、王正、徐俊為副主任，江林昌、徐鳳先為學術秘書的項目辦公室，負責日常事務及有關工作。

  1996年4月2日，經四位首席科學家修改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討論稿），再次提交領導小組審查。

  宋健（前執筆者）在「工程」專家組成員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安金槐等人陪同下，考察鄭州商城發掘成果

  自4月8日至5月8日，李學勤陸續召集五次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及擴大會議，對「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又做了修訂。

  1996年5月15日，《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經19位國內頂尖學者、專家評審，得以通過。

  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專家組、項目辦公室以及有關單位的專家、學者近五十人。李鐵映、宋健聽取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組長鄧楠、專家組組長李學勤等有關人員的匯報，並為參加工程的21位專家組成員頒發了聘書。會上，宋健做了題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長篇報告。在這篇氣勢恢宏的報告中，宋健指出，「中國的歷史科學要想在世界上獲得其應有的地位，中國的歷史學家首先要站起來，要敢於做大題目，使歷史科學成為中華民族的支柱性科學，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種綱領性的工作。20世紀即將結束，我們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這樣傳給下一代。晚清封建帝制崩潰的一百多年來，經過數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四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極其豐富的成就，處於世紀之交的『九五』期間，應該做一個總結，對三代紀年這個關鍵問題歸納出一個輪廓」。

  對工程的具體實施，宋健還向與會者提出了自己的四點建議：

  第一，要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精力於關鍵問題。五千年的文明史，淵邃浩瀚，是長遠的研究對象，有取之不盡的研究題材。當前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三代紀年問題，欲五年完成，時間很短。應集中精力總結近幾十年考古發掘、甲骨文、金文、簡帛等新的考古和歷史科學研究成就。必要時，可部署新的發掘，對重點遺蹟文物，集中力量進行研究。當前資源有限，須有效利用。面不宜鋪得太大，可有可無的項目暫時不做。對主題關係不大的研究、試驗、發掘等可留給後人，他們會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毫無疑問，完成此「工程」主要靠歷史和考古學家，自然科學有關專業應參與協同。可綜合調度使用我國已建成的物理、化學、地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現代設施。除確係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計劃定得太大，會影響預定目標的實現。

  第三，實施斷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於任務目標，不再引發大的辯論。

  第四，堅持重大科學問題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工程」後期，每一個工作組都應提一份研究報告，再由專家組在首席科學家的主持下，提出綜合報告。報告應儘量達成一致意見，如有異議，允許保留，不必強求一致，以多數通過為準，然後提交全國性學術團體討論，多數通過後發布，報國家備案。最後，宋健援引國際地質學斷代標準文件的起草、討論和通過發布的程序，解釋了「重大科學問題上民主集中制」的意義，說明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雖不是「最後的真理」，但既可對中國古代史最新研究做一個總結，也可為今後國內外的歷史研究、教學和社會各方面提供一個到目前為止比較可靠的、可使用的系統紀年。如果以後有新的發現、新的證據或新的研究結果，隨時可以通過類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會公布新表。這個做法既符合學術民主精神和「雙百」方針，也符合重大科學決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中國的歷史科學也就能夠在統一社會文化、教育以至政治、外交事務等方面提供比較可靠的科學依據。

  繼宋健之後，李鐵映滿懷激情和信心地講道：「解釋歷史的疑團，撥亮歷史明燈，使中華民族的歷史更輝煌，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自信心，是這一項目的意義之一。從各種條件來看，現在我們有大量的考古發掘成果，有現代的科學技術，又有國外的研究可以借鑑，我們的條件不比德國人研究埃及史的條件更差，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這一課題。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前進的動力，創新本身也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夏商周斷代問題，兩千多年來沒有得到解決，說明它有難度，所以，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舊，在『工程』開始之時，就要有一種大無畏的科學精神，開拓這一研究的新局面……」

  5月16日的會議，標誌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全面啟動。古老的中華文明將以此為新的基點，在時代的呼喚與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漸顯現出它那驚天動地的廬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