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地宮的真實推斷

  自秦兵馬俑坑發現之後，經過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地質學家等多學科組成的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歷20多年的苦苦探尋，關於秦始皇陵地下宮殿的歷史真相也在逐步探明。

  王學理（右一）帶領考古人員在秦始皇陵上測繪（王學理提供）

  據秦俑坑的發掘者、考古學家王學理的研究推斷，秦始皇陵的地宮，的確具有宏偉壯麗的規模。經現代科學測試手段分析，它也確實突破了人們已知的秦代建築水平。從總體上講，它只能是也必然是一個巨型的石砌周壁的豎穴墓[1]壙，然後再附設一些迴環相連的隧道式的別室（側室）和墓道耳室。而內部結構則是由石、磚、木料組成多級桁架[2]式建築拱衛穹隆頂的群體建築。因此，同人們所見到的古代陵墓一樣，秦始皇陵地宮也大致分為墓室、別室、墓道3個部分。

  墓室是秦始皇陵地宮中放置棺槨的主體墓穴，或稱槨室。據鑽探所知，秦始皇陵地宮上口範圍很大，南北長515米，東西寬485米，總面積達24.9775萬平方米。如此規模龐大的地下宮殿，是世界上任何一座陵墓也無法與之匹敵的。

  秦始皇陵麗山飼官（東段）建築群復原鳥瞰圖（王學理《秦俑專題研究》）

  在這個地宮上口之內，經施工處理，由四面向內收一段距離後，築「方城」[3]一周。方城四面辟門，其中唯東面有五個門道，為避免陵區雨水徑流灌注墓室而造成塌方，除了採取導流措施[4]外，還在方城之內收斂、斜行地向下挖掘墓壙。而在墓底，再筆直地挖築槨室。秦始皇陵宮室這個由巨型的豎井式壙穴構成的三維空間，猶如一個倒置內空的「四稜台體」，也就是考古學家常說的口大底小的「仰斗」狀。事實上，自春秋到秦漢間的大型土壙墓，斜壁上都帶有多級台階，像已出土的秦公一號大墓[5]就有三級，而楊家灣漢墓則有五級。秦始皇墓中的周壁根據「數以六為紀」（《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規定推斷，可能環繞著六層台階。如果從透視的角度看，整個墓室就是六個由大到小的倒四稜台疊加而深入地下的大土坑。

  秦始皇陵冢經過歷代風風雨雨的漫長侵蝕，終使它由原來周長2087.6米縮小到現在的1390米，足見它被歷史的風雨無情地剝去70—82.5米的一層「厚皮」。在這剝掉「皮層」的地方，即現在陵冢的底部周圍，下深8米，即是地宮上部的外圍建築。據王玉清、程學華等考古人員測知，墓壙上口有一道高和厚各約4米的宮牆，南北長460米，東西寬392米，其頂部距今地表只有2.7—4米。在這周長1704米的四邊正中有斜坡門道，其中南、北、西三面各一道，東邊有五道。門道寬達12米，已用夯土填實。由探知的墓底強汞區得知，範圍東西長160米、南北寬120米的墓底，很可能就是槨室所在。

  關於墓室的結構問題，考古學家王學理先生在深入研究後，曾這樣解釋：「在中國歷史上，上自殷周、下迄漢代的大型陵墓，凡是在平川地帶營造墓室者，無不穿十為壙，作為朝天的豎穴木槨墓，槨頂橫鋪原木，填土夯實，與土平齊。已經發掘的王侯大墓，如殷墟侯家莊西北岡的亞字形大墓[6]、武官村的中字形大墓[7]、婦好墓[8]、鳳翔的春秋時期秦公一號大墓、咸陽楊家灣漢墓等，都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很好的例證。至於戰國晚期，雖然已經開始出現了洞室墓，但這還只局限於小型墓葬。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墓穴[9]固然是大型的洞室墓，也開了『以山為陵』的先聲，但這屬於鑿山為藏的另一種類型。另外，像湖南長沙象皮嘴的吳氏長沙王墓[10]和陡壁山的曹（長沙王后）墓[11]，則為我們提供了西漢文、景兩帝時期諸侯王墓的典型材料。這兩座墓都具有較為複雜的木結構墓室，它包括有前室、後室、兩層迴廊、甬道等部分，內置『黃腸題湊』[12]、兩重木槨和三重套棺，擺脫了傳統『井槨』（以木料做井字形交錯而製成的槨室）的固有形式，木槨室前端已有了門的設置。原來的頭箱、邊箱和腳箱分別演變為前室、迴廊和後室。而前室又設置得格外高大、寬綽，處於突出的地位，迴廊則由若干個小室組成，後室則放置棺木。顯然，這是模擬地上宮室建築而來。那麼，具有更大規模，而時間早此四五十年的秦始皇墓室結構，豈能沒有相同之處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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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測秦始皇墓穴深度時，人們往往懷疑通風問題是秦代施工技術上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實際是把墓室誤作縱深的洞穴而產生的疑慮。如果確認墓室是大口朝天的豎穴，也就不會產生難以通風的疑慮了。至於深地取土，則屬於高程運輸，在理論和實際上都是不算複雜的。

  當這些問題和矛盾都被消解之後，在深而大的「地宮」里，其頂部的建築形式同樣是一個值得研討的課題。

  作為豎穴石壙的秦始皇陵墓室，其跨度和進深，肯定也是超巨型的。就鑽探的考古材料而言，它賦予研究者的思路是：在桁架結構上考慮墓室頂部構造。因為秦代的建築技術還不能解決無柱的大跨度屋架問題，一些地面上的大型建築物，特別是宮殿，還多沿用殷周以來流行的高台建築[13]形式。如咸陽塬上的秦一號建築基址[14]，原是一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高台，上下有三層。經復原，其頂部正中是高聳雄偉的兩層主體居室，南臨「露台」，北鄰設有平座和欄杆的「榭」，東門通「曲閣」上「閣道」。在主室四周有上下不同層次的小間，圍繞高台底層排列著7個出檐設廊的單室。這一宮闕建築突出的特點是，把不同用途的房間安排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結構緊湊、排列得體，高下錯落而又主次分明。據《史記》載：阿房宮建築規模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今天人們看到的阿房宮前殿遺址，仍是一個東西長1300米、南北寬500米、高達10米的夯土台基。推想一下，其建築結構也不外乎圍繞土台做多層安排。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向後人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即秦代的大型建築靠著都柱及斗、拱，承托著大梁，再配合以壁柱，組成一套木構架系統，從而解決屋架的大跨度問題。這一推理，為研討秦始皇陵地宮頂部的結構問題，提供了有關技術的借鑑。

  從空中看秦始皇陵園，中間為封土堆，四周建築遺蹟隱約可見。

  秦始皇陵丘與陵園建築長度變化示意圖（引自王學理《秦始皇陵研究》）

  按照王學理的研究和推斷，秦始皇陵墓室底部的平面形狀同墓室上口一樣，近於長方形。底部面積達1.92萬平方米，相當於48個國際標準籃球場那麼大。當時人的天宇觀早已形成，天是蒼穹，呈拱形，像個倒扣的蛋殼；地呈方形，如棋盤，天際之處，連接四海。秦始皇陵地宮的主體建築頂部呈穹廬形，覆蓋在槨室之上，從而形成天圓地方的格局，顯示出威震海內、富有天下的帝王氣魄。至於地宮的主體建築則居於突出地位，其他如百司衙署、離宮別館，則是大小不同、規格各一，自成單元。而這些群體建築，透過一套柱、梁、枋、檁、栿等木構件和牆、階、角、隅組成一個桁梧復疊、窿頂穹空的巨型磚石和土木混合結構，以承托陵冢的荷載。如再加上墓壙周壁上數重台階的樓、閣、亭、榭，就顯得上下錯落、變化有致。地宮上部，以宮牆（方城）環繞，闕、樓連屬，俯瞰宇內，氣象博大，蔚為壯觀——這就是對秦始皇陵墓地宮整體的輝煌構想。

  1981年，中國科學院的地質學家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化學探礦方法，對秦始皇陵先後進行了兩次測試。他們先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上鑽眼取土作為地質樣品，經過精密的室內化驗，驚奇地發現土壤中汞的含量為70—1500個ppb（10億分之一的縮寫），平均值為205個ppb，測試結果表明秦始皇陵地下埋有大量的水銀。為排除陵冢封土本身就帶有大量水銀的可能性，地質工作者詳細地查找了史料中關於秦陵封土來源的記載，其中酈道元的《水經·渭水注》記載較為詳細：「魚池水出驪山東，本導源東流。後始皇葬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淤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這段記載告知後人，驪山的泉水本來是向北流動的，因秦始皇建陵築起長堤，泉水才折北向東。至今在陵南約3公里處還有一段殘長約1500米、高近10米的長堤殘跡。同時記載還說明秦陵用土取自魚池。至今在秦始皇陵以北約1.5公里的魚池村南尚有一大坑，其容積超過秦陵封土的體積。

  1982年5月，地質工作者再次來到秦始皇陵，特意從魚池村坑中取土化驗，其結果表明魚池坑中的土壤含汞量僅為5—65個ppb，平均值為30個ppb，比秦陵封土的含汞量平均值約低7倍。如果酈道元的記載無誤，這說明魚池村坑中的土壤原來含汞量微乎其微，運到秦陵之後才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表明是來自秦陵地宮水銀揮發所致。以此類推，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述的秦始皇陵地宮「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是可信的。

  升煉水銀圖一（引自《天工開物》，明·宋應星著）

  升煉水銀圖二（引自《天工開物》，明·宋應星著）

  與此同時，地質科學工作者還測出秦始皇陵的強汞範圍是1.2萬平方米，如果按學者根據有關資料把儲汞的厚度暫以10厘米來計算的話，則墓穴內水銀藏量的體積應為12億立方厘米。據現代科學提供的依據顯示，汞在20℃時的密度是13.546克/立方厘米。那麼，秦始皇陵內原來藏有水銀的理論數字應為16255.2噸。因為陵內是「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的，要流動起來當然就不是平鋪地傾入墓底。現按已掌握的汞藏量和現代汞的生產能力估計，陵墓內儲有水銀應是100噸左右，如果這個數字能夠成立，再由丹砂鍊汞[15]的比率（86.26%）推算，秦始皇陵內的巨量水銀需由約115.928噸丹砂提煉而成。中國古代煉丹家，很早就發明了用石榴罐加熱使硫化汞分解而得到水銀的方法。這個生產過程用現代的化學分子式列出便是：

  2HgS+3O2→2HgO+2SO2↑

  2HgO→2Hg+O2↑

  秦始皇陵地宮內儲有100噸水銀，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是個難以置信的數字。假設這個數字是成立的，用什麼方法或證據來加以證實呢？或許，只有從有關的文獻記載和秦始皇陵區附近的汞礦等方面來考察更合乎邏輯。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說過：「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數世，家頗不貲。」從後來有個叫徐廣的人補註「涪陵出丹」來看，這裡應指今天的四川彭水縣。《新唐書·地理志》載：「溱州土貢丹砂。」溱州便是今重慶綦江區。另據地理資料得知，酉陽縣也產汞。由此可見，在今天的四川東南彭水、重慶的綦江和酉陽地區構成了一個產丹砂的三角帶，其中又以彭水產丹的歷史為最早，持續時間也最長。實際上，與之毗鄰的貴州省的汞的儲量、產量目前居全國之首，其中與彭水三角區不遠的銅仁、德江、思南、桐梓等地也早有盛產硃砂、水銀的記載，而這些地方發現和開採的歷史不晚於四川東南，或者更早些。

  另據《宋史·食貨志》載：「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又載：「硃砂產商、宜二州。」今天的山陽縣，自唐以後屬商州，在縣西南金錢河上游的西坡嶺、丁家山、石家山等地有汞銻礦，至今仍在開採。而《元和郡縣誌》曾說「興州（今陝西略陽縣）開元貢硃砂」「長舉縣（今略陽縣西北）接溪山在縣西北五十三里，出硃砂，百姓采之」，歷代不絕。

  再據《明一統志》記載：洵陽縣「水銀山在縣東北二百四十里。山出水銀硃砂，有洞」。經現代地質部門勘探，在公館和竹筒兩鄉相接的大小青銅溝一帶，竟是一處長達百餘里的特大汞銻礦床，定名「公館汞礦」，其藏量居西北地區之首，列全國第三位。據古礦洞中採集到的遺物判斷，其開採的歷史可遠溯到漢代之前。

  按照王學理的說法，巴蜀寡婦清之所以名載於《史記》，正是她家數世開辦汞礦致富而又切中了秦始皇對汞的需要，至於洵陽、山陽、略陽等縣采汞的上限年代雖不能確證始於秦代，但通過政權力量和專制手段迫使全國交獻物資的事實未必都能詳錄在案。所以，就不能排除地處秦地、採運均稱便宜的這些地方采汞的可能性。因為由公館到兩河關（乾祜河與旬河交匯處），可溯旬河水運到寧陝，後沿子午道抵達長安，再轉秦陵，全程不足300公里。由山陽到商州，本來有一條古道相通，再走武關道，直驅秦陵，也不過230餘公里。至於遠在巴蜀的丹砂和水銀，當是跨長江、溯嘉陵江而上，沿米倉道或金牛道越過巴山，經漢水，再通過褒斜道、儻駱道或子午道這些「千里棧道」，便可源源不斷地運到關中。

  從汞的產地和運輸線路看，秦始皇陵內有100噸水銀似是可能。但既然「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就必有川、河、海的流動，至少當初的設計者是做了這樣的構想。那麼，這些水銀形成的江河湖海又是如何流動的呢？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史記》中「機相灌輸」和《漢書》中「機械之變」的記載，對這千古之謎似應有所悟。在古代「機」的含義只能指機械，而同近現代以熱能和電能為動力的機械、機器卻毫不相干。「灌輸」當是流灌輸送的意思。而「相」字在這句話里卻至關重要，它把「機」同「輸」兩者聯繫了起來，由機械推動水銀流動，再用「灌輸」的力量反過來又推動機械運動。如此往復不已，以期達到水銀流動不輟。然而，這種構想應該算是設計者或建造者的一廂情願，因為根據能量守恆和轉化的科學原理，任何不消耗能量以求做「功」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事實證明，這種努力也只能是無法實現的徒勞。由此推知，秦始皇陵內的水銀河是無法也不可能長期流動的，它只能在機械的推動下緩緩地「流動」一段時間，然後進入枯竭狀態。遺憾的是，今天的人們尚不能確切地詳知創造以水銀為江河大海流動的壯舉，使用的是怎樣一種神奇的機械。但這或許反映了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開始了「永動機」的嘗試。

  秦始皇陵地宮棺槨想像圖

  當然，秦始皇地宮內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的神奇構造，其真實用意恐怕還不是主要象徵氣勢恢宏的大自然景觀。如同吳王闔閭、齊桓公墓中以「水銀為池」[16]一樣，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防盜。由於水銀的熔點是-38.87℃，即使常溫下的液態也極易揮發，而汞本身是劇毒類物質，人一旦吸入相當濃度的汞氣，即可導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顫而癱瘓，以致傷亡。墓中「以水銀為池」，便可擴大汞的蒸氣揮發層面。秦始皇陵地宮用「機相灌輸」的方法來攪動水銀，不但使模擬的江河湖海「奔騰」起來，而且瀰漫在墓內的高濃度汞蒸氣，可使入葬的屍體和隨葬的物品長久保持不腐，更重要的是還可毒死膽敢進入地宮的盜墓者。

  以上文字對秦始皇陵地宮的形狀做了推斷，那麼這位千古一帝的棺槨又是什麼樣子呢？

  自兵馬俑被當地農民發現之後，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對於兵馬俑和秦始皇陵的研究者越來越多。7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上，插圖作者楊先民根據科學推測，在插圖中把秦陵地宮裝載棺槨的龍舟放置在以水銀聚成的河流中間。對於這幅圖畫，有研究者認為，水銀河穿繞於模擬宮殿的槨室及山嶽之間是有根據的，這從測得的汞異常區正當陵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證。但這幅插圖也有它的不足和失誤，其重要的一點便是把史書上記載的「游棺」當成了「游移之棺」，而導致這個失誤的就是《漢書》上的「石槨為游棺」的說法。

  在《史記》中，司馬遷談到秦始皇陵地宮時，只是謹慎地說過「下銅而致槨」。並且是放在「穿二泉」之後敘述的，由此可見這是施工程序中兩個先後相接的步驟。這裡的「下」應是投入、投放的意思。「致」，應做達到來講。殷周時的棺槨均為木製，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藝技術的進步，棺槨之製作漸趨華麗奢靡。從已出土的曾侯乙墓[17]來看，其槨室是用380立方米的木材壘成，其主棺為兩層的套棺制，並製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亡下兩面用22根重達3200公斤的鋼材構成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蓋。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規模推測，秦始皇陵地宮中的槨也應是採取了同曾侯乙墓中「外棺」相似的做法，不同的是槨比棺的規模更大、裝飾更為華麗罷了。歷史兼地理學家酈道元把這種做法稱作「以銅為槨」，似能說得過去。

  《史記》和《水經注》都稱作「下銅而致槨」或「以銅為槨」，而《漢書》卻偏稱「石槨為游棺」，這豈不是互相矛盾嗎？

  如果班固的《漢書》有些道理，只能這樣認為，前者說的是主槨，後者指的是槨室。從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槨室的內部隔成北、中、東、西，各做長方形的四室。東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槨，即「正藏槨」，其他各室均屬「外藏槨」，中室放禮樂器，西室殉人，北室置車馬器和兵器。以此推測下來，秦始皇陵地宮的「正藏槨」很可能就是所謂「以銅為槨」，而「外藏槨」的各室彼此相連又同各側室相通，如果這個格局能夠成立，也就構成了優遊之棺。或許正因為槨室用石砌築周壁，與挖墓室時「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所以，這種槨室就被班固在《漢書》中演義成「石槨為游棺」了。

  對於棺槨的問題做了以上的破譯，而對《史記》中記載的「弩矢」「人魚膏」等也可做出合理的推斷。

  凡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脂燭長明，弩戒不虞」的傳說，這些傳說為本來就陰森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分恐怖色彩。至於氣魄恢宏、歷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宮，人們對這種傳說更是深信不疑。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有「人魚膏為燭」的記載，所謂「人魚」應指今天人們常說的「娃娃魚」和「山椒魚」，這種魚在今天中國的許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數量卻不是很多，因而已列入珍奇動物的保護範圍。

  傳說中秦始皇陵地宮弓箭布置圖

  「人魚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寫作「人膏」「魚膏」，這很可能是流傳中的筆誤。在古籍上常有用締魚、人魚、孩兒魚、鯇納來代表俗稱的「娃娃魚」，其學名應叫「大鯢」。據考古學家王學理說，鯢的另一種解釋便是「雌性的鯨魚」。由於鯨魚屬於大型水棲類哺乳動物，體長、肉美、脂肪多，用其脂膏點燈便有了經濟的意義。當年秦始皇在東海令人以連弩射殺過的大魚便是鯨。有科學家曾做過這樣有趣的推算：用鯨腦油製成的蠟燭，一支的燃燒值是7.78克/小時，一立方米的鯨油可以燃燒5000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魚膏」做燭，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點低、不易滅、持久性強的這一特性。但從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18]地宮中的「長明燈」[19]來看，在陵墓中要做到「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旦隔絕了空氣，燃燒也就成為泡影。想來秦始皇地宮中的「長明燈」，也早已熄滅若干個世紀了。

  弓弩施放圖（引自《天工開物》，明·宋應星著）

  如果打開秦陵地宮，其間安裝的弩弓是否還能發生作用，這同樣是研究者和好奇者感興趣的話題。秦始皇陵內安裝的弩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現在尚無確切的定論。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來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較長，材質可能是南山之「柘」（山桑），當是性能良好的勁弩。據學者們估計，這種弩弓的射程當大於600步（合今831.6米），張力也當超過12石（合今738斤）。如此具有遠射程、大張力的勁弩，單靠人的臂力拉開恐怕是困難的，只有採用「蹶張」才能奏效。如果把裝有箭矢的弩一個個連接起來，通過機發使之叢射或是連發，就可達到無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這種「機弩矢」實際上就是「暗弩」。因為秦始皇陵內藏有大量珍奇異寶，為了防盜，就在墓門內、通道口等處安置上這種觸發性的武器，一旦有盜墓者進入墓穴，就會碰上連接弩弓扳機的絆索，遭到猛烈的射擊。這一做法，被以後漢唐陵墓所繼承，有些史書也詳盡地記載了這一事實。

  山東武梁祠壁畫中的足鐙弩施放圖

  據《錄異記》載：唐僖宗末年，一個盜墓賊被鳳翔府官差抓獲，當府曹李道審問時，盜墓賊說他「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城之外，古冢皆發」。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時「石門剛啟，箭出如雨，射殺數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復進，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積，眾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進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眾驚恐走。比出，門已塞矣。後人復為沙埋死」。

  由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這個盜墓賊在經歷了一番驚心動魄的險情危難之後，可謂是死裡逃生，撿回了一條小命。無怪乎他對府曹李道說：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發冢」了。

  注釋：

  [1]豎穴墓：古代墓葬形式。自地面向下豎直挖一坑穴作為墓室，葬入後用土填實。多為長方形或方形。這種墓制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流行。

  [2]桁架：由杆件所組成的建築結構，用以跨越空間，承受荷載。杆件主要受軸向拉力或壓力。常見的有木、鋼或鋼筋混凝土製成的屋架、橋架等。桁架分梁式和拱式兩種。同實體的梁與拱相比，桁架單位長度的重量較小，用料較省，並能適應較大的跨度。

  [3]方城：即所謂「宮牆」，是環墓穴上口堆砌的垣牆。秦始皇陵地宮的宮牆用未經焙燒的磚坯砌成，原壓在封土之下。由於歷代對封土的切削損壞，封土堆底面積已小於地宮平面面積，宮牆不再位於封土之下。

  [5]秦公一號大墓：位於陝西省寶雞市鳳翔區畤原，1967—1986年發掘，是已知東周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呈中字形，全長300米，深24米，面積約5300平方米，有3層台階，底為槨室，墓內殉166人。該墓曾遭多次嚴重盜掘，已出土陪葬品3500多件。據石磬刻文，墓主為春秋中晚期的秦景公（公元前577—前537年）。

  [6]亞字形墓的墓室，是一個巨大的方形或亞字形的豎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墓道，屬商代貴族墓葬形制，等級高於中字形墓與甲字形墓。殷墟侯家莊西北岡位於河南安陽市附近洹河北岸商王陵區內的西半部，1934年開始發掘。最大的一座亞字形墓，墓室面積約330平方米，加上墓道，總面積達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

  [7]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個大型的長方形豎穴式土坑，南北各有一個墓道。武官村最大的一座中字形墓，墓室面積約170平方米，加上墓道，總面積達340平方米，深度為7米，亦屬商代貴族墓葬形制，規模大於甲字形墓。

  [8]婦好墓：位於河南安陽市小屯村西北，殷墟宮殿區內，1976年發掘。上部有夯土房基，可能為祭祀建築的遺蹟。墓壙為長方形豎穴，槨室大部分塌毀，髹漆木棺已腐朽，上附有麻布和薄絹各一層。墓內殉人、狗，陪葬品有1928件，貝6800餘枚，是殷墟出土文物最豐富的一座墓葬。某些青銅器物上鑄有婦好、好、司母辛等銘文，並發現兩件象徵權威的大銅鉞，而甲骨卜辭中亦屢有婦好領兵征戰的記載。一般認為墓主是婦好，有人推測她是武丁（第二十二代商王）的配偶，死後廟號稱「辛」，也有人推測她是康丁（第二十六代商王）的配偶「妣辛」。

  [9]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位於河北省保定市滿城區陵山上，故又稱滿城漢墓，1968年發掘。男女同冢異穴，兩墓形制大體相同，墓室開鑿在山岩中，拱頂弧壁，符合力學原理。岩洞內還建有瓦頂木屋，已腐朽坍塌。墓道口分別用土坯或磚砌筑後，再以鐵水澆灌封門。男用一棺一槨，置於漢白玉棺床上；女則有棺無槨，棺內周壁以玉版鑲嵌，棺外還鑲嵌有玉璧。兩人均以金縷玉衣為殮服，隨葬品共計4200多件。根據隨葬銅器上有中山府、中山宦者等銘文，推測墓主應是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劉勝為漢景帝劉啟的庶子，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封王，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卒。其妻竇綰，宇君須，史籍未載，僅見於出土的兩枚私印，死年比劉勝略晚。

  [10]吳氏長沙王墓：西漢前期墓葬。1978年發掘，為一帶斜坡墓道的岩坑豎穴墓，墓壙四壁有兩層台階。墓室為木結構，底部及四周填青灰色膏泥，然後覆土夯實，墓內隨葬品豐富。因有黃腸題湊，推測墓主可能為某代吳氏長沙王。據《史記》《漢書》記載，漢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封吳芮為長沙王，傳5代，到漢文帝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無後國除。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劉發為長沙王，傳至王莽時始絕。

  [12]黃腸題湊：中國帝王陵寢槨室外用柏木枋層層平鋪堆壘成的框形結構。「黃腸題湊」一名最早見於《漢書·霍光傳》。題湊四壁的枋木均與同側的槨室壁板垂直（即一頭抵住槨板呈T字狀，一頭朝向墓坑周圍的土壤壁），從內側看只見枋木的端頭，形如蜂房。題湊用的木料大多是剝去樹皮的柏木椽，以本色淡黃，故名「黃腸」。已知最早的題湊見於春秋時期的秦公一號大墓。到了漢代，黃腸題湊成為帝王陵墓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朝廷特賜，個別勛臣貴戚也可使用。黃腸題湊皆發現於豎穴木槨墓中，但題湊木枋的尺寸和疊壘層數並不一致。東漢時期隨著磚室墓開始盛行，題湊之制逐漸消失。

  [13]高台建築：古代建築形式，又稱台榭式建築。以階梯形夯土台為核心，倚台逐層建木構房屋，借著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單層房屋形成類似大型建築的外觀、滿足屋主的各種使用要求。

  [14]秦一號建築基址：戰國時期秦咸陽宮舊有建築遺址的一部分，1959年開始調查，1974—1975年進行發掘。它坐落在秦時就存在的一條上原谷道（今名牛羊溝）的東側。約當秦咸陽城中軸線附近。東西長60米，南北寬45米，每一層台高6米，包含了廳堂、宮嬪臥室、浴室，儲藏室等部分。

  [15]在所有的金屬中，汞的蒸氣壓最高、揮發性最強，所以在自然界中，單純的汞是極為罕見的，多以硫化汞（HgS），即丹砂的固態存在。

  [16]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五·平江府》曰：「闔閭冢在吳縣閭門外。銅棺三周，水銀為池，金銀為地。」李泰吉《括地誌》曰：「齊桓公墓在臨洞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這裡的齊桓公是戰國時期的田齊桓公午（公元前374—前356年），並非春秋時期的姜齊桓公小白。

  [17]曾侯乙墓：位於湖北隨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故又稱擂鼓墩一號墓。1978年發掘。為多邊形岩坑豎穴木槨墓，無蔓道。槨室四周及頂部積炭，其上依次鋪青膏泥、夯土和石板，再覆封土。內外棺均髹漆彩繪，外棺加鑲青銅框架，有蹄形銅足和銅蓋鈕。墓主屍體以絲織物包裹，墓內殉人、狗，隨葬品共1萬餘件，其中尤以一套64個編鐘最為珍貴。許多青銅器上都有「曾侯乙乍持（作持）」「曾侯乙乍持（作持）用終」之類銘文，說明墓主就是戰國早期的曾國國君乙，年代為公元前433年或稍後。

  [18]明代自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至末帝崇禎朱由檢為止，除景帝朱祁鈺因故別葬於北京西郊的金山外，各帝陵都選在北京西北郊的昌平縣境內，包括長、獻、景、裕、茂、泰、康、永、昭、定、慶、德、思陵，後世統稱為「明十三陵」。定陵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公元1563—1620年）及孝端、孝靖皇后的陵墓，位於大峪山下，始建於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歷時6年完工，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入葬，耗用白銀800萬兩。該墓在1956—1958年發掘，墓中隨葬品約2000餘件，地宮已於1959年對外開放。關於定陵之發掘過程，請參閱作者另著《風雪定陵》。

  [19]明定陵地宮中殿設白玉供案3個，前置黃色琉璃制的「五供」（中置香爐一具，左右各置燭台一座、花瓶一隻）。五供前一口巨大的青花龍缸，缸內貯滿芝麻香油，油麵有鋼製圓瓢子一個，瓢中有一根燈芯，芯端有燒過的痕跡，這便是史書上所說的「長明燈」，又名「萬年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