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跑道上

  人類的文明，是以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的解體而進入國家社會組織的階段為標誌的。在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還要有城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應該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做記載，並且要掌握冶鍊金屬的技術。當然，這一切的標誌中創造和使用文字則是最主要的。

  1968年，英國劍橋大學丹尼爾教授在他的《文明之起源與考古學》一書中，提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文明為六大文明之說。這六大文明分別為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

  其實，丹尼爾的學說是荷蘭著名考古學家法蘭克福學說的繼承和發展。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法蘭克福就指出全世界範圍內獨立發展的文明只有三種，即埃及與兩河流域組成的近東文明，中國文明，秘魯、墨西哥組成的中、南美洲文明。埃及與兩河流域、印度與兩河流域相互密切聯繫而形成的文明，已被考古資料所證實。儘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沒有發現直立人化石，但它們特別是墨西哥與秘魯最早在世界形成獨立的文明，同樣被考古資料所證實。顯然，它們所形成的文明是獨立的，與舊大陸無關。只有中國文明的起源這一問題，成為傳播論派[1]和演化論派[2]爭鋒的焦點。而丹尼爾和法蘭克福正是站在演化論這一邊的主將。

  18世紀後半葉，法國人約瑟夫·德·岐尼提出了中國人乃是從埃及殖民過來的理論。與此不同但相似的是，法國的漢學家波提埃和盧內爾曼將漢字與楔形文字[3]做了一番比較後，提出了中國文明和巴比倫文明[4]有親緣關係的學說。當時英國的東方學者拉克帕里將中國文明與美索不達米亞烏爾地區的迦勒底文明比較後，做出了兩者之間有某種關係的結論。當英國的理雅格提出了諾亞的子孫曾東行到中國一說後，德國的李希霍芬則乾脆把中國文明解釋成是由西方移民的結果。

  1924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5]在中國的甘肅、青海等地發現大批彩陶，他把這些彩陶和中亞的安諾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處的彩陶做了比較，以考古的資料為中國文明起源於西方的學說提供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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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考古學巨匠夏鼐[6]，在1985年將商代的冶鑄青銅技術與銅器上的紋飾，以及甲骨文字的特點等做了研究，和西方文明的考古資料比較後，提出了中國文明是獨立發展的、並非外來的學說，重新肯定了丹尼爾、法蘭克福的結論。

  至今，關於人類的起源與文明的誕生問題，在世界科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不管這場爭論最後的結局如何，人類的起源和文明的誕生到底最先來自西方還是東方，是中國還是外國，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那便是人類終於以自己的智慧和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穿透了千萬年蒼茫迷濛的漫長歲月，在滴血的號子與沉重的足音中迎來了文明的曙光。當進擊的腳步邁到公元前3世紀和公元前2世紀時，世界的東方和西方所誕生的三個最強大的帝國，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幾乎是達到了同等的高峰。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它們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並且搏擊奔跑的姿態和方法又是出奇地相似。

  亞歷山大不愧是一個有知識、有見地、有抱負的偉人。他不同於一般的昏庸帝君，只貪圖淫樂安逸，陶醉於奸佞小人的諂媚。從某種角度看，他的軍事行動、萬里遠征，頗有科學探索的性質。當年他在遠征波斯的初期，便隨軍帶有很多學者，使這些在科學、文化、政治領域裡頗有建樹的學者和希臘人，到了他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從而開闊了視野，增長了知識。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們知道了裏海並不是海灣，而只是一個大湖泊。在此之前，無論是聲名顯赫的學者還是一般的希臘人，對此一無所知，這不能不說是具有歷史和科學意義的幸事。

  羅馬鼎盛時代的傑出人物愷撒大帝，雖出身貴族之家，而自己卻是一個平民黨人，並同和平勢力的領導者秦納的女兒科涅莉亞結婚。

  愷撒27歲時被選為羅馬大祭司及軍團司令官，31歲時擔任財政官，34歲時擔任市政官，負責祭典、競技等事務。37歲時成為大法官。這時他離執政官的目標只有一步之遙了。

  在此期間，為了得到民眾的普遍支持，他大量營建公共設施，其中包括組織羅馬人為之狂熱的競技活動。他曾一次同時舉辦了320組鬥劍比賽，使成千上萬的羅馬城鄉居民全部捲入，並為之振奮不已。愷撒個人的生活極為節儉，但他不惜負債纍纍對平民慷慨樂施。

  當他39歲時，率領軍隊出征西班牙，在佳德斯，他曾策馬衝到亞歷山大的塑像前，來來回回地徘徊了好久。亞歷山大的光輝業績和傑出才能，激勵著他完成了自己的偉業。

  和亞歷山大、愷撒有所不同的是，秦始皇本人並未親自率軍廝殺疆場，但他卻站在了更高角度上駕馭群才，最終完成了統一天下的歷史使命。在秦始皇當政的歲月里，修建鄭國渠本來是韓國的疲秦計，然而他能聽從諫議未殺水利專家鄭國，反而下令將渠修成，為秦所用。為奪得一個思想家韓非，他不惜發動一場戰爭。青年將領李信率軍伐楚，損兵折將慘敗歸來，仍受重用。在大規模的東征中，秦始皇手下有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如李斯、姚賈、王翦、蒙恬、尉繚等人，均出色地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共同完成了吞滅六國的大業。

  在融合人種這一決策中，亞歷山大做出了前人未有的驚世之舉：令東西民族相互通婚。雖然他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鞏固他所開闢的那個超大型帝國的統一，重點在於政治，但其間夾雜著一種明顯進步的、科學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客觀上促進了文明的傳播和發展。

  羅馬的愷撒為加強屬州的統治，直接採用了移出8萬羅馬城市民，分別送到各殖民地區定居，令他們與當地人通婚，以進行人種的融合。這種抉擇和亞歷山大的移民思想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合。

  秦始皇發兵50萬一舉攻下「百越」，面對戍守的困難，毅然改變吞滅六國的戍守戰略，命部分將卒與越人雜居、通婚。這顯然出於政治與軍事戰略的考慮，卻使「百越」的文明得到了發展，並出現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越人相攻擊之俗亦止」的局面。

  亞歷山大遠在異邦建立了很多城市、軍港，無非是出於鞏固帝國的軍事上的考慮。而秦始皇面對當時無力徹底吞滅匈奴的現實，不顧時人乃至後人的詛咒，狠心築起了一條萬里長城，也同樣是出於鞏固帝國大業的軍事上的深謀遠慮。

  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決定國家興亡的重要軍事力量，在人類歷史長河之中，這短暫的瞬間，東西方儘管沒有站在同一條跑道上，但卻是並駕齊驅，像天河中耀眼的星光，同樣輝煌壯麗、光彩照人。然而，人類的足跡並未在此停留，文明也在不斷的創造中越發輝煌奪目。當歷史洶湧澎湃的潮頭奔騰到21世紀時，人們驀然回首，那三個古老的帝國早已流星般在夜空中隕落，所留下的只有一條不易察覺的殘跡。

  但是，今天的人類並沒有因為這三個古老帝國的隕落與消失而遺忘歷史。與此相反的是，仍在不惜一切努力去探尋它們的蹤跡，聆聽遠古文明的足音，感知歷史的餘溫。但是，由於歲月的久遠以及歷史煙塵的遮掩，當今人類已無法辨清三個古老帝國的真實面目。於是，主觀的臆想和推測就不可避免地相繼出現了。

  甘肅出土的唐代羅馬金幣（右）與波斯銀幣

  亞歷山大東征遠至中亞的錫爾河，已被他所建立的城堡和考古資料所證實，但近來卻有史學家提出了亞歷山大曾進軍到中國境內，並且在西北地區修築了土長城和城堡的推論。隨後，又有人以羅馬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公元前1世紀所記載的「公元前3世紀至2世紀羅馬東向擴土，直達塞累斯國」為依據，結合近年來在陝西、甘肅等地出土的拜占庭和羅馬金幣的考古資料，提出了羅馬帝國東征至中國的說法。

  這些說法一經提出，曾得到了部分人的認可。這部分人中，有西方人也有東方人。從這些認可者的心理分析，西方人無非是想證明他們的祖先一開始就比東方人偉大，這和他們提出中國文明來源於西方學說的心理是一致的。而東方人之所以能認可，無非是面對近百年來中國不景氣的現狀，證明中國人從老祖宗起就是挨打受罰的料，今天的狀況亦是必然，從而獲得一種心理的平衡，達到麻醉的效應。

  從殘存的史料看，當時的亞歷山大曾有過征服東方直至東海的計劃，那時他認為一旦到了東海，就踏上了世界的邊緣。假如此說真的能夠成立，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不算一大幸事。試想，亞歷山大既然已到中國的甘肅，就不可能放掉中原這塊肥肉。那麼，在東方興起的「春秋五霸」必然要和亞歷山大的鐵騎決一雌雄。儘管西方的鐵騎驍勇善戰，東方的戰車也絕不是拉土塊的用具。亞歷山大雖通曉古希臘的兵書戰策，東方的孫武、孫臏、伍子胥等亦不是等閒之輩，可以說他們也對軍陣的妙用深得精髓。廝殺的結果應該是很清楚的。

  假若，後起的羅馬大軍殺向中國，戰況也絕不是橫掃地中海那樣樂觀得意。「春秋五霸」雖不復存，但「戰國七雄」尚在。儘管羅馬有費比烏斯、瑪爾凱斯以及後起之秀西庇爾那樣出色的軍事指揮家，但中國的尉繚、王翦、李牧、廉頗、項燕等輩也絕不是只能吃飯不能打仗的老朽，且廉頗雖老，壯心猶存。尤其是從2000年後秦俑坑出土的軍陣以及將士的風範來看，足以令後人判別西方這支勁旅和中國軍隊交手後的勝負之況。

  對此，中國人並不悲觀。1983年3月，中國考古學巨匠夏鼐在應日本廣播協會之邀的演講中，對亞歷山大和羅馬大軍進入中國的學說進行了公開的批駁。亞歷山大進入中國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和實物證據，因而「只能算是傳奇小說，並不是歷史事實」。經過考證可知，羅馬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記載的塞累斯，並非指中國，而是指中亞黑海一帶，即當時歐洲人知道的絲綢來源的最遠地點。而在中國陝西、甘肅出土的羅馬、拜占庭金幣，似是在漢唐時期絲綢之路開闢後傳過來的，絕非當時的羅馬大軍來中國所留下的遺物。

  此說已經否定，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就再也沒有顯露出東西方軍事力量大規模交手的例證。當然，軍事力量不曾交鋒，並不意味著文化藝術等諸方面沒有碰撞和交流，但這種交流始於何時，產生了怎樣的碰撞，這就牽扯到另一個命題，即中國雕塑藝術特別是秦始皇兵馬俑雕塑藝術的源頭到底始於何處？

  注釋：

  [1]傳播論：考古學和民族學關於文明起源的一種理論。它認為文化的類似是由於傳播的結果，人類一切文明都是從少數中心擴散而產生的。「傳播論」流行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後來一般認為它是錯誤的。但這並不排除傳播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一地區先進的古代文明確實可以對周圍地區產生重要的影響。

  [2]此處的「演化論」，指的是文化演化論（Cultural Evolution）。它認為人類的文明各自獨立發展，由簡單往複雜的方向變遷，具有積累性、持續性和進步性。

  [3]楔形文字：又名「釘頭文字」或「箭頭字」。因筆畫一頭寬一頭窄，形似楔子，故名。系以削尖的蘆葦稈在半濕的黏土泥板上壓寫而成，也有的刻寫在石頭上。公元前2600年後由蘇美爾（Sumer）人創造，為西亞各古代民族所採用，公元1世紀中葉消失，發展過程中漸由表形、表意演變為表音。書寫方式是自上而下、自右至左。19世紀以來陸續被學者釋譯成功。

  [4]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東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古稱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巴比倫城是其中最大的城市，曾為古巴比倫王國（公元前1894—前1595年）和新巴比倫王國（公元前626—前538年）的首都，所以人們通稱此一地區的古文明為「巴比倫文明」。

  [5]安特生：1874—1960年。早年多次從事南北極的探險工作，曾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瑞典遠東古物館館長。1914—1924年應聘任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其間對周口店化石地點的調查，發掘出第一顆北京人牙齒；又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仰韶文化，還在甘、青兩省的洮河、湟水一帶，廣泛進行史前遺址的調查發掘。當時由於受到方法論和考古資料的局限，安特生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後來他對此項觀點有所糾正，強調中國從仰韶文化經過商代直到今天，在人種和文化上是連續發展的。

  [6]夏鼐：1910—1985年。字作銘，浙江溫州市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參加安陽殷墟發掘，後留學倫敦大學，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曾參加過甘肅的考古調查，主持發掘明定陵，首先在安陽以外發現比殷墟更早的商代遺址，並根據考古發現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中國古代科技成就，致力於建立中國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他對中國考古事業的規劃、田野工作水準的提高和自然科學方法在考古上的應用做出了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