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真知灼見為學界重視

  對外開放的「飲冰室書齋」和梁啓超故居，中為梁啓超的坐像。

  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最完滿的典型代表。無論是疾呼變法圖強、宣傳西方文明，還是提倡君主立憲，他的興奮點始終與時代的興奮點保持一致，其內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張的「多變」，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梁啓超的許多真知灼見，比如立法修憲、開通民智、改造國民性，現在很受學界重視。

  梁啓超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但缺乏作為政治家必備的實際操作能力，而且他還是一個「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胡適語）的性情中人。他反對康有為參與復辟帝制，但他卻真誠地為導師祝壽；康有為去世時，他還主持弔唁儀式。他應胡適之邀來北大講課，卻在課上公開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徐志摩結婚的時候，他身為主婚人卻在婚禮上嚴厲批評徐志摩，要徐志摩認真對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醫院誤診為右腎腫瘤，親友紛紛譴責醫院，他卻告誡眾人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知識還不成熟便從根本上懷疑科學。他以生命的代價留給人世間一份最為寶貴的寬容。

  梁啓超雖然已經逝去大半個世紀，但在廣東新會、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戶，不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強國、改革的願望至今仍然鼓舞著無數海內外同胞。1914年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提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被清華大學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園內，這位風雲人物、學界泰斗的墓碑上沒有生平，沒有任何一個頭銜。透過這座墓碑，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為國家復興而奔走呼號，為民族振興而鞠躬盡瘁的知識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啓超去世時，曾有一副對聯這樣寫道：「三十年來，新事業，新智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此次新會之行，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梁啓超的精神雖然誕生在風雨飄搖的昨日，但在當下，其分量與價值不但不會減損，還能轉化為推動歷史和社會進程的巨大動力。紀念梁啓超，就絕不僅限於維修故居、吸引觀眾的簡單思路，他的遺址和事跡是對青少年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樹立崇高理想的鮮活教材；他那維新奮發的精神，更應為時所用，為世所用，以彼時之維新促今日之體制改革，以彼時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質，以彼時之愛國促今日之團結共進。

  中國經歷了長達兩千多年的集權專制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兩千多年的歷史就是中國人匍匐在王權腳下的歷史，習慣了下跪的中國人始終站不起來。即使到了今天，中國人形式上不再生活在磕頭、下跪之中，但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命運使國人在思想上依然是跪著的。在精神上，人格上，我們還沒有真正站起來。面對古老的專制傳統，面對遍地的阿Ｑ、韋小寶，如何讓中華民族首先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站起來，是近代以來我們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梁啓超那富於才情的筆調的確啟迪了整整一個時代，毛澤東在陝北的窯洞裡對斯諾說過他青少年時代曾受到梁啓超的啟蒙，他學生時代寫文章就是以梁為楷模的。林語堂說梁是「中國新聞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他的筆尖常帶感情，感染了不止一代人，有人甚至把他看作是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的「精神之父」。今天重讀他的《少年中國說》、《新民說》等激揚文字，那些曾震撼了老大中國，給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一代青年帶來了全新的理想和價值的文字，我們依然感到內心深處的震撼。

  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啓超是個繞不過去的人。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他的言論思想影響之大，幾乎無人可以比擬。包括陳獨秀、胡適這些五四的巨人在內的民族精英又有誰沒有受過梁啓超思想的滋潤。

  戊戌變法康梁並稱，但他當時不過二十幾歲，初露頭角，主要是以他的筆熱情地呼喚變法而為人所知。特別是他在《時務報》的言論文章曾傾動一時，他辦過《中外記聞》等報刊，這是他最早的報業生涯。當然，他曾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出任著名的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發現並培養了蔡鍔這樣的學生。

  百日維新遭慈禧太后血洗後，康梁流亡海外，康停止了前進的腳步，以保皇自居，梁啓超的事業則可以說是在日本真正開始的，他先後創辦了《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影響深遠的報刊，寫了大量至今傳誦不衰的文章，大力宣傳新思想、新觀念，著名的《新民說》最初就是在《新民叢報》上連載的。他翻譯、引進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國民」、「權利」等漢語所缺乏的新詞彙就是他首倡的。1905年，他在《新民叢報》發表的那些與《民報》論戰的文章，雖然當時看來，就多數青年的心理而言，「《民報》的勢力，確是在《新民叢報》之上」，但梁所描寫的共和革命後果，如內部分裂，彼此爭權，亂無已時，未嘗不與後來事實相似。辛亥革命前夕，他所寫的大量政論，其中包括了許多傳播憲政思想的文章，對當時中國的立憲運動無疑起著指導作用，有著深遠的意義。隨著立憲政治在中國的嘗試和失敗，梁啓超的精神遺產也早就漸漸被人淡忘了。

  他的一生和袁世凱、段祺瑞等軍閥有過合作，幻想他們能把中國帶入民主的新時代。這些是他生命的敗筆，但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起推動維新變法；他和他最鍾愛的學生蔡鍔一起，毫不含糊地反對袁世凱稱帝，終於打倒了民國以後的第一個「家天下」；他和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反對張勳復辟，反對拉歷史倒車的恩師康有為，無疑都是他寫下的光輝一筆，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事實。但我認為，梁啓超在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價值不在這些地方，而是他長期致力於辦報、辦刊，宣傳新思想，致力于思想建設，要使中國人在精神上站起來。這才是他成為19世紀末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原因。他在20世紀初就寫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新民說》，呼喚講自由、有個性、具備獨立人格，有權利、守義務的一代新民。從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啓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

  近代以來，新型知識分子報國的主要途徑無非是辦報刊、辦大學、辦出版社，正是這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給「百無一用」的書生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也提供了他們安身立命的處所。正是通過傳播思想、知識，教育新人，他們才發揮出了前無古人的影響力。梁啓超是以從事維新變法的政治事業登上歷史舞台的，但一開始他就與新生的報刊、與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當然是政治人物，在袁世凱、段祺瑞的政府中都出任過要職，在護國運動中也是居領袖地位，長期是進步黨（後來是研究系）的領袖。但終其一生，他的主要身份還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漫長的流亡歲月中，他是一個辦報、讀書、寫作的職業報人。退出政壇後，他還支持創辦了《晨報》、《時事新報》這樣有廣泛輿論影響的大報。他長期在清華任教，致力於學術研究，寫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在一個新的領域作出貢獻，他的晚年是以職業學者的身份出現的。他的知識分子良知從來沒有泯滅過，五四之後，杭州發生「浙江一師風潮」，政府派警察鎮壓學生，他公開通電反對。他去世前的一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劇，他正生病住院，但他同樣憤怒地抗議了。

  他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之一，他在流亡時期的作為對當時的社會轉型功不可沒，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他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思想界、輿論界他的影響久盛不衰。老實說，在五四之前，他的影響是首屈一指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席捲老大民族，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五四一代精神巨人的崛起，穿越了戊戌、辛亥和民國以來動盪亂世的梁啓超迅速被淹沒，被遺忘了。

  即使如此，五四運動也是與他有密切關係的。雖然那時他遠在巴黎，但他是國民外交協會的精神領袖和主要發起人，這個社會各界個團體組成的社團在推動五四學生走上街頭起過重要作。他本人也一直密切關注著國內，1919年4月5日，他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成為五四學生運動的導火索之一。當年9月9日的日本內閣會議決議事項中有這樣的記載：

  「目前在中國最具勢力的，是由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所組織的所謂學生團體。這些學生多少有些新知識，節操、志向較為純潔，其努力固不可忽視，今後我方亦應需給相當的考慮。雖然他們的運動『努力』實基於本身的自動而發，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長民、熊希齡、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

  日本的情報應當不是空穴來風。這裡說的林、熊、汪等要人都是梁啓超從進步黨到研究系的長期政治夥伴，與梁同為國民外交協會理事。說他們代表的研究系是五四學生運動的背景之一，是沒有問題的。從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這兩份研究系背景的報紙在五四運動前後的輿論報導也可找到某些線索。

  梁啓超指出：「『五四運動』與共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他希望把運動的方向轉到內政方面。沒有「半內政」性質或者緊接著「向內的」運動的「純外交的」群眾運動，不是「無結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製的。旅歐歸國之後，他一手發起「國民制憲運動」，高度評價並積極參加了「國民廢兵運動」，呼籲成立「國民廢兵運動大同盟」。雖然這些運動最終都沒有結出什麼可喜的果實，但他的目的只是要藉此養成做共和國民的資格，他說：

  「國家的發展，全人類的進化，都是從這一個根子來的。倘若國民不願意、不能夠或是不會管政治，中國的共和政治萬萬不會發生和維持，憑你把國體政體的名目換幾十趟招牌，結果還是一樣。怎麼才算願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練習這技能。簡單說一句話，國民運動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沒有運動，便沒有生命了。」

  「國民運動的價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國民教育上是無可限量的。一個政治問題的運動，雖有成敗之可言，從政治教育的意味看來，無成敗之可言。」

  這是我們陌生已久的思想，他的初衷就是要通過國民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來培育健康的國民意識，這裡的「國民」當然就是我們現在通常說的「公民」，也就是梁啓超早年說的「新民」。從「新民」到「國民」，我的初淺理解是，在清王朝專制時代他呼喚新民，也就是致力于思想啟蒙。在共和國出現以後，他希望在實踐層面教育、鍛鍊一代國民。我認為這是他新民理想的自然延伸。

  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以往的歷史教科書常常肯定他在戊戌變法時期的貢獻，而對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態度。拋開形形色色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種種狹隘偏見之後，對梁啓超的評價漸趨客觀，對他當年與同盟會論戰時的不少觀點的看法也越來越合乎事實。梁啓超不是沒有缺點、沒有局限的，但他思想之深邃、目光之宏大、學問之淵博、人格之健全，都是他那個時代所罕有的。在近代中國，他是完全當得起「精神巨人」這個稱號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作為思想家他是多產的，留下了上千萬字的龐大思想遺產。

  無論如何，我以為他的一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他呼喚新民抓住了民族生死存亡的要穴所在。沒有人格上站起來的精神獨立的國民，什麼樣的共和制度都會變形，什麼樣的旗幟都不可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自由與幸福。

  五四之後他力倡國民運動時的國民思想，與他早年呼喚新民的努力，往往被忽視，這條線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在這一意義上，他在思想層面和實踐操作層面所提出的這一問題，代表了20世紀初為使中國早日跨入一個新時代、一個和人類先進文明接軌的時代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思考，目的就是要讓中國在精神上、制度上都站起來。

  近百年前，梁啓超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他的新民理想至今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題目。沒有對歷史災難的反省，沒有對人性的肯定，沒有新思想的陽光照耀，我們終久還是精神的奴隸，我們精神的膝蓋不可能真正站立起來，作為一個大寫的人而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