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工業之花盛開田野

  左拉說：生活的全部意義在於無窮地探索尚未知道的東西，在於不斷地增加更多的知識。李近維對此深有感受。在他看來，探索未知，不僅是生活的全部意義，更是一種責任。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李近維生於農村，長於農村，東莞又是一個農業縣，所以他對社會的觀察點更多落在農村和窮人上。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人力是一種資源，但東莞農村人口過多，都擠在有限的土地上，實際上是一種隱性失業，這是農村貧窮的癥結所在。通過計劃生育把人口降下來總要有個過程，當務之急必須先把人口多這個包袱變成財富，讓農民富起來。那麼，如何變？

  1984年，李近維終於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是年8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來東莞視察。李近維趕緊不失時機將自己的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盤托出。

  任仲夷邊聽邊點頭，他深知中國農村歷來有著「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傳統觀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難富裕起來，老年人多了，社會負擔就越嚴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會發展就難以前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多了，社會更加動盪不安，中國農村的人口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任仲夷問李近維有什麼想法。

  「想法是有。我覺得關鍵是兩條：一是增加就業機會，二是提高人口素質。如果人口素質不高，當然難以富起來，但就當前來說，就業機會更重要。一個小學生就業，十年八年後有可能是個車間主任、廠長，是個人才；一個大學生畢業五年沒有工作干，就可能是個廢材，因為知識會老化，人也會衰老。解決農民就業，這是眼前最實在也是最迫切的問題。」

  「嗯，那你打算怎麼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著李近維，來了興趣。

  「還是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細里說說！」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拓寬生產領域，不要老是把農村人口束縛在農業和有限的土地上，應該拿出一部分土地來作為工商業用地，把農業中多餘的勞動力逐步解放出來，發展二、三產業。東莞通過這幾年的發展，我覺得向農村工業化進軍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書記，您覺得呢？」

  任仲夷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點頭，聽到這裡雙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興奮：「農村工業化？好！好想法！」

  「在今後幾年內，我們的目標是從農業轉移出70％以上的勞動力搞工業和服務業，逐步實現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

  「很好，你們就這麼搞，我支持你們。」任仲夷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說，「希望東莞發展得更快一些，東莞要爭取成為『東冠』！」

  1984年9月，在中共東莞縣委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剛剛出任東莞縣委書記的李近維代表市委作了題為《改革、開放，向農村工業化進軍，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報告，正式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思路……

  筆者寫到這一節時，始終處於一種無法理解的驚嘆中：究竟是哪一種神奇的力量給了東莞人一雙能夠看清未來的慧眼？

  想當年，毛澤東曾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設想，在農民的推動下，這一宏偉設想終於得以實現。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那麼多年裡，中國卻始終採取著向城市傾斜的政策，「工農業的剪刀差」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這一重要轉折，給了東莞改變自己貧窮落後命運的歷史性機遇。怎樣徹底改變東莞農業縣的命運，改變東莞農民的命運，東莞原來是從解決窮人問題、農村問題和惡性循環問題著手，一步一步地試著把人口包袱變為財富。也可以說，東莞的工業化構想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開始的，進而奪取全面城市化的勝利。

  在這個關鍵時刻，「農村工業化」的決策是多麼具有前瞻性！沒有站在歷史高度的人是不會有這等視野和決策能力的。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800多億元，發展到2002年時已突破100000億元，這樣的巨大變化令人驚嘆。然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卻速度緩慢，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步伐。更為突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卻不盡如人意，很多專家呼籲：中國以這種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來替代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必須以一種歷史性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農民工問題。

  實際上，這一切可以歸咎於一個根源性問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何處去，即如何通過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關鍵一點，農民留在本土就業，還是擁入城市。我們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方選擇的大多是後一種途徑，農村剩餘勞動力紛紛外流，這便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象。這種畸形的轉移方式所產生的諸多矛盾已日漸明顯，已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問題。

  透過沉重的現實背景，讓我們把目光再迴轉到20多年前的東莞，當我們重新審視東莞當年提出的「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思路時，便再一次感覺到了這10個字那沉甸甸的分量——東莞當初轉移剩餘勞動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業，在家門口就業，這是一項多麼具有歷史眼光的決策呀！難道東莞人有先見之明，提前預測到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將產生的難以化解的一系列問題，便提前做出令人驚喜的嘗試？

  筆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後的2008年初，李近維解答了筆者的疑問：「東莞在落實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種植業結構之後，農業中富餘的勞動力一下就凸現出來了。當時我們在想，讓這批農村剩餘勞力去大城市就業，不用說大城市本身就業的壓力也很大，即使能夠安排，我們也要把這些青壯年留在家鄉，因為財富是人創造的。如果農村只剩下『6138部隊』（兒童和婦女），連我們的農村幹部也留不住，那農村的發展不是更落後嗎？所以，我覺得與其讓他們到大城市就業，不如就地創造就業機會，離土不離鄉，把家鄉建設為城市。」

  可不！只需細細琢磨，人們不難發現：正因為把工廠建在農村，才使得東莞的工業化路徑富有特色。中國的很多地方其工業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將工廠建在城裡或城郊，即使建立在農村，但跟當地的農村經濟也並無太多關聯。東莞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在實行農村工業化過程中，一開始就是讓農民們「洗腳上田」，從而讓農村經濟插上了真正的騰飛翅膀，這也給東莞後來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說到城市化，中國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裡建設城市，至多也就是將城市向外擴張，但農村永遠還是農村，城鄉之間永遠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農村的田野因為沒有工業的滋潤，難以生出富裕之花，這也許便是最早包產到戶的小崗人至今尚未擺脫貧困的根源。也因此，城鄉差別、貧富懸殊越來越明顯。

  在東莞採訪，我們去過不少鎮村。每到一處，綠帶秀景、柏油馬路、高樓林立、人流穿梭，很難找到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的感覺，常常會有一種「幸福的迷失」。不得不承認，東莞的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是全國最小的。有一些數字極能佐證上面的說法：2001年，東莞僅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政收入為122.6億，而整個廣東省同期74個縣或縣級市（不包括順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預算內財政收入才94.6億，東莞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力相當於全省74個縣或縣級市預算內財政收入總和的1.3倍。之所以東莞的經濟如此厲害，主要來源於鎮村集體經濟收入這一塊。

  值得在此插上一筆的是，在東莞的發展歷程中，縣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特別是東莞的行政架構很獨特，東莞由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後，只有市鎮兩級行政架構。這樣的行政設置目前在中國只有東莞和中山。

  「我聽說當初把東莞設置成這樣的市鎮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來的。當初這樣的想法在全國可是前無古人的呀。您怎麼會有這樣獨特的構想？」筆者問。

  李近維回答說：「當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這個要求，是這樣想的：改革開放，百業待興，處處都要用錢，要加快發展，必須降低行政成本，減輕老百姓負擔，提高行政效率。在機構的設置上，我認為最好是縱向減少層次，橫向擴大分工。按當時的經濟總量，要多養幾個縣級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眾負擔有多重？而且層次越多，辦事就越難，效率就越低。所以我當時說，市委書記講話，你講給32個鎮委書記聽和講給四五個縣委書記聽，你所花的力氣是一樣的，何必中間多一級行政機構呢？再說，那麼幾個縣，那比賽的氣勢就不夠，你看我們現在是32個鎮在那裡你追我趕，多有氣勢呀！」

  東莞人就在這樣的發展思路下，以堅實的步伐向農村工業化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