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腳下的地在變

  上世紀80年代前期，東莞縣悄無聲息地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說「驚天」略顯誇張，說「動地」未必過分。正是這件「動地」之事，把大學問家于光遠給驚動過來，時值1985年。

  于光遠來東莞的這一天，東莞市委書記李近維碰巧有要事纏身，他吩咐別人帶著于光遠下鄉考察。

  晚飯時分，李近維還在緊張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遠匯報的材料。

  先前，李近維讓人給于光遠放一段介紹東莞發展的錄像，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李近維這才抱著一大堆材料匆匆走進于光遠的住處。

  看到李近維懷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遠微微一笑，朝他擺擺手說：「李近維，你把材料先放一邊。我今天跑了一天，還有點感冒，身體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聽太久，你匯報5分鐘就行了。」

  李近維愣住了：「5分鐘？於老，5分鐘您讓我匯報什麼？」

  于光遠說：「來東莞之前我聽說了很多，今天來你們這兒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們農村蓋了許多新房子，剛才的錄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說，你們這幾年的收入增加很多。現在你就用5分鐘的時間給我講清楚這些錢是怎麼來的就行了。」

  李近維為難地說：「於老，我一下子沒有準備。您讓我5分鐘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啊，我怕自己準備不了。」

  「對！就是要你沒準備。你越是沒準備就越真實，你做了準備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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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於老，如果您讓我5分鐘內把這筆錢講清楚的話，那我只能跟您講兩筆帳。」李近維天生對數字敏感，在東莞呆了這麼多年，東莞的每一筆帳他都瞭然於心，「第一筆，東莞有117萬畝耕地，我們騰出了30多萬畝耕地改種水果、蔬菜等經濟作物。同樣一畝地，改種經濟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塊錢。30多萬畝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個億；第二筆帳呢，由於落實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積極性，農村勞動力開始過剩，東莞有50多萬勞動力，我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前提下，轉移了20多萬的勞動力去搞工副業，以人均月工資200元計算的話，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個億。僅這兩筆帳，我們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幾個億的收入，再說我們已經幹了好幾年，這些錢不斷轉化為新的投資，又得到更多的收益。蓋房子的錢也好，存銀行的錢也好，包括一些基礎設施啟動的錢也好，都是從這些錢來的。」

  聽完李近維的匯報，于光遠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點點頭說：「這樣好啊！我們今天晚上算達到目的了。你們做得非常好！」

  那個晚上，于光遠並沒有很快休息，他興奮地拉著李近維談了很久，渾身的疲勞和不適之感似乎一掃而光。

  說起來，東莞農業商品化最早還是受了黃江鎮北岸村的啟發。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幾位北岸村農民便偷偷嘗試著將一塊山溝地栽種上了橙子樹苗。3年過後，那些橙子樹上竟綴滿了黃燦燦的果實，像一個個鮮艷的小燈籠懸掛在林間。他們悄悄將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賣，一個季節下來，他們的腰包竟也鼓實了不少。

  從這個舉動中，村里人發現了一些門道：同樣的土地，換了品種來種，收入卻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買了樹苗種上了。

  大夥心照不宣地悄悄做著這一切，村領導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別將這種事聲張出去，千萬不能傳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還是傳到了縣上。

  縣裡的領導聽到此消息，眼前頓時一亮。好事啊！現在已是「春到人間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剛剛出台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和所有權；二是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農民的收入。前者可謂「鬆綁」，後者堪稱「讓利」。僅這兩條，足可以使大家歡欣鼓舞了。農民的好日子要來了！

  這個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風，拂到了東莞領導們的心裡。此刻，當他們聽說下面群眾已經干出了更好的經驗，精神一振，這不正是農業發展的一個好辦法嗎？換種思路，把結構調整一下，同樣的土地，改種不同的植物，那產生的經濟效益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就如同一場及時雨呀！

  又是春風，又是春雨。歐陽德、莫淦欽、李近維、鄭錦滔等東莞縣領導興奮地圍坐在一起討論開了。李近維腦子靈，立馬算出：「一畝水稻，收300塊錢，改種橙子，收益為兩千元……」相差這麼多？！大家一個個茅塞頓開，似乎突然間發現了一塊廣闊的新大陸。

  領導班子進行一番熱烈的討論之後，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哪種賺錢就種哪種！說干就干，經過認真的調研考察後，1979年起，東莞縣委縣政府開始對全縣各鄉鎮進行政策引導，對土地作了相應的結構調整，尤其把大量不適合種水稻的地方都改種水果。

  農村幾千年搞單幹，生產力卻總是上不去，總是在生產關係上做文章，折騰來折騰去，窮了山窮了水，也窮了農民們的積極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給農民們提供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想像空間。在對新生活的渴盼中，農民們積極性空前高漲，紛紛引種經濟作物。

  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變換一下機制，土地就能生錢、長錢、錢上滾錢。

  這一切現在看似簡單，但一下子打破沿襲多年的以糧為綱的農業格局，這在當時的中國，不得不說是一個思想大突破。

  筆者在翻閱當年的一些背景資料時，也陷入沉思，東莞最初的農業商品化改革確實在全國先行了一步。先說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給東莞農村自發先行繼而政府引導的農業經濟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後不久，中國迅速進入一個調整階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使中國改革總體思路進行了重大突破性的發展，終於在前幾年「收」與「放」的徘徊中選擇了後者。

  筆者驚嘆的，也正是于光遠感到欣慰的：從1981年到1984年之間，在中國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狀態下，其他地方無所適從，大多採取「開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觀望態度，東莞卻沒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膽在農村改革上進行了嘗試。

  發生在東莞農村土地上的這場改革不僅使東莞的百姓收穫了實惠，也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創富神話。一個又一個萬元戶在東莞這片土地上誕生了，新時代的朝陽已經升起……

  霍福華就是東莞大地上農業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華今年44歲，沙田鎮穗豐年村人，上有兩位哥哥。他這個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讀完初中，二哥讀完高中，輪到老三讀書時，家裡已是越發貧窮，剛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輟了學，才十二三歲便早早體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時候的小福華啥都不懂，天生一副東莞人任勞任怨的優良美德，每天埋頭幹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華記憶中的沙田貧窮無比。這塊土地一百多年前還荒無人煙，當年珠江兩岸一些水上人家靠著一條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漸漸地，沙田便匯集了四面八方的窮人。這些窮人在這裡住下後，也將貧窮的種子種進了這塊土地，多少年來，貧窮就像生了根似的越來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紀80年代，沙田人別說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華第一次去東莞時都已經22歲了，來回用了整整一天時間，那時沙田去東莞還沒有路，得坐船。

  霍福華向筆者回憶說：「後來我出來在一家國有企業找了一份打撈員的活兒，一個月能有三四十元。記得有一次從香港那邊過來一條船，在交界處卡住了，天氣特別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個小時……」

  生活的嚴酷也鑄煉了這個東莞人的吃苦和堅忍。3年後，東莞的農業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將霍福華從「苦水」中拯救出來。「當時我承包了幾十畝地，學著種蓮藕。最初承包幾十畝，後來越來越多，最多達一千多畝。第一年賺了幾千塊，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後來擴大生產，第二年賺了一兩萬，一下子成了萬元戶了。那時候萬元戶可不得了了，以前做夢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蓮藕掙上錢之後，我就拿著這筆錢去做生意，開始老失敗，但我總是不甘心，不肯輕易放棄，所以就咬著牙繼續往前走，繼續努力，終於有所回報，再後來就慢慢做大起來。」

  東莞很多企業家成功後，往往熱衷於回報社會，霍福華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華先後在教育上捐款近千萬元，剛剛又投建了兩所小學。他還為沙田鎮引進20多家外商企業，投資8億港元，為沙田的經濟建設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華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說：「我後來跑過很多國家，再回過頭來看家鄉，覺得東莞是最好的。東莞這幾年來真的很了不起，經過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發展得相當好。我一直沒有離開東莞，沒離開沙田，就是覺得自己家鄉好，我們這裡的水土好啊！」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農業發展史。多少年來，中國世世代代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用血汗養育了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中華文明，然而，他們卻永遠無法改變貧窮的命運。正是偉大的改革開放，打破了沿襲了幾千年的農村生產模式，從而使得中國走上快速走向富強的發展之路。因此，像沙田這塊被貧窮深深紮根的土地也開始流淌出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