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讓土地生錢的高招

  1984年12月，東莞縣委召開了縣委常委擴大會議，學習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提出了東莞「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和具體措施。

  別看「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這10個字這麼簡單，要使一個地方發生如此大的逆轉是多麼艱難啊！令人驚訝的是，10年之後，東莞果然實現了這個目標——1985年，東莞有80%的人在農村，20%的人在城鎮；1995年，這個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過著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農村。現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訴筆者：東莞現在真正靠種田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數人都成為了城裡人。即使那5%左右的種田人，他們要不就是種田大戶，要不就是特色農業的「農業工人」。

  東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於全國的前列。

  與虎門一樣，有過「中國第一鎮」之稱的長安鎮，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紹，所有的外地人來到這裡，你不可能相信這是一個「鎮」。這裡有大城市應有的高樓與馬路、熱鬧與繁華，當然還有大城市所擁有的百萬以上的人口——長安人告訴我，在他們的鎮上，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加起來的數字應該不會少於120萬人。

  很難想像，長安當年曾經是東莞市最窮的一個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一寸水泥路，灘涂縱橫交錯。即使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農民們辛苦勞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錢。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們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狹小天地里，每天勞作在那塊曾流淌了幾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當時的長安曾流傳著一首打油詩：「青年逃光，田地丟荒，老人心慌，幹部難當。」

  這首概括長安當年淒涼狀況的打油詩是現為東莞市財政局長安分局局長的李卓安編出來的。2007年底，筆者在他辦公室里，聽他講述了長安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史：「在東莞各鎮的發展中，長安的起步是屬於較晚的。1985年時我們這裡還沒什麼發展，不像虎門那時已經初具規模了。其實長安人的商業頭腦不比虎門人差，1981年前後，長安人也開始把香港親戚帶過來的尼龍布料、電子手錶之類的洋貨拿出來賣，那時候這些洋貨缺，很快被一搶而光，他們一看這個能賺錢，漸漸就跟香港那邊聯繫，多搞點進來，後來看到虎門做得挺好的，就販賣一些商品到虎門農貿市場去賣。政府也跟著做一些這樣的生意，賺了一點錢。」

  但這畢竟不是正路，眼看著可以生財的來料加工廠紛紛落戶到虎門、大朗等地後，長安鎮的領導們看在眼裡急在心上。

  1982年初，為了引進「財神爺」，長安公社所有的黨員、幹部都出動了，據說當時在深圳羅湖口岸，許多張面孔時常出沒。他們帶上乾糧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邊，望眼欲穿地搜尋著從香港那邊入境的人，一見到商人模樣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紹長安公社的情況，勸說人家到長安走一走，看一看。

  招商難，難於上青天！儘管長安的每個黨員、幹部都施展了渾身解數，下足苦功，可誰料到，收效甚微呀。

  

  是年年底，長安公社書記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來開會。肖灼全這人有膽量，有魄力，人稱肖大膽。會上，肖灼全先問大家：「我們的招商引資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時間了，老闆們來我們這裡看過的也有不少，可為什麼就是沒人肯來投資？」

  這個原因誰都心裡清楚：「我們是東莞的西伯利亞嘛，人家看我們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周圍環境又不好，地域條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沒有一個廠房，說這裡根本不具備辦廠的條件，當然沒人肯來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這才開口：「我們是不是應該換一種方式了？」

  「換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著肖灼全。

  「你們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們什麼呀？最大的問題不就是沒廠房嗎？我們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闆進來投資，買我們的地，然後自己投資建廠房辦企業。現在我們也都知道了，他們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這裡投資辦廠，也是有很多顧慮的，萬一你們政府發生政策變化怎麼辦？萬一在你們這兒投資虧損了怎麼辦？要是換作我，我也不願意跑到一個地方掏出很多錢來蓋廠房的，這個風險的確太大了，何況很多老闆又都是沒多少經濟能力的小老闆，他們也處於創業期。」說到這兒，肖灼全頓了頓，掃視了大家一眼，接著說，「所以，我有個想法，我們自己先建一個廠房起來，租給他們，這樣不就解決沒廠房的問題了嗎？」

  聽著聽著，大家開始興奮起來，熱烈地討論實施細節……

  為了不讓群眾有意見，肖灼全等黨委班子成員決定把廠房建在一個廢棄的小山坡上。接下來的一切都很順利，先是順利地搞來了貸款，又順利地把廠房建了起來，接著又很順利地引來了港商。

  從最先的幾家到後來的10多家，從一個村起步到村村動員，長安鎮就這樣在艱難中蹣跚起步了，開始了從農業化鄉鎮轉型為工業化城鎮的歷史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