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 古代社會末世:「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及其弟子
2024-10-04 13:37:55
作者: 譚元亨
中國社會進人晚唐,被外來文化「激活」的欣欣向榮的氣象已不復存在,各種消極因素紛紛滋長,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由鼎盛而走向了沒落。政治動亂、國家分裂、篡權就君、綱紀敗壞、戰火不熄,幾乎近百年間,分出了不少國家,更迭了好些朝代——』這便是以「亂」著稱的五代十國。君臣、父子的宗法倫理關係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贏弱的宋王朝建立後,其國家政治狀況已遠不如漢、唐了。為了鞏固大一統的局面,維護其王朝的穩定,宋太祖不得不乞憐於倫理綱常秩序的重建,以加強思想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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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中國社會進人了被稱之為「務實」的「後儒」社會。
顯而易見,僅限於君臣、父子倫理關係,已不足以控制整個社會了,何況玄、佛兩家的本體論,已對這種關係予以了極大的衝擊,幾欲陷於崩潰。所以,倫理史觀或道德哲學——歷史哲學,不足以適應這麼一個「務實」的後儒社會。要進一步強化皇權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就得對只注重倫理實踐的前期儒學或倫理史觀加以改造與熔鑄,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於是,實用理性史觀或實用理性——歷史哲學,便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
有人說,自先秦以來,中國就存在這種實用理性主義思想,這話不假。《老子》一書,滿可以視為「君人南面之術」。但是,把實用理性引人歷史哲學之中,這畢竟是「後儒社會」的事了。在「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倫理社會中,以孝為先,恐怕更重的是倫理秩序與歷史的關聯,而到了宋代,已感到這種倫理秩序不足以維繫皇權統治,實用理性才正式占了上風。
儒家,歷來是重於倫理實踐而疏於哲學上的論證的,也就是說,它缺乏一個理性的提煉或升華。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等都沒有理性的內容,更談不上精巧的哲學思辨。作為實用理性初期階段的宋代道學,則是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核心,以精緻的哲學思辨為理論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它立足於倫理實踐內容,吸收了佛、玄(或老莊)的思想營養,開始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正是這一實用理性,對儒、釋、道三家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及認真的揚棄,它吸收了釋、道的哲學思辨,卻把不可捉摸、不可言傳的「空無」之道,變成了統攝人倫物理的「實有」之道,使倫理綱常有了強烈的思辨色彩;它又把所謂禮義名教抬高為先天存在的「天理」、宗法道德上升為天性,促使人「格物窮理」,作為理性求知的內容,甚至宗教修持「止觀」、「定慧」都變成了「主敬」、「立誠」的倫理實踐。所以,對君主的「忠」便從此越過了「孝」而居首位,君主統治的實用性便強化了——「君人南面之術」,這才得以體系化、理論化。
請看《宋史·道學傳》所說:
「道家」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岸、校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性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
「政教」、「職業」、「講習」與『舊用」,涵蓋了整個社會生活,其實用理性色彩之濃,令人側目。
自宋代以來,國家機器之強化,中央集權的高度劃一,宗法制度的嚴酷,均是漢唐所無法比較的,這是一個沒落的社會無可奈何的自縛,它造成了中華民族大為落後的歷史悲劇。恰恰是道學,把「壘極之建,彝倫之敘」哲理化,提高成「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的神聖法則,則是為這種「自縛」提供思想繩索。由此發展到宋明理學,則愈演愈烈了,有人說,道學是一種培養奴才的學問,在愈需要奴才之際,道學的地位就愈高,換句話說,封建王朝的統治癒是不穩,就愈得標榜道學。南宋頭號昏君趙構、賣國奸相秦檜,就是道學的保護者。
所以,實用理性史觀更是強調「今不如昔」,主張「奉天法古」,鼓吹封建等級,認為是帝王、聖人創造歷史,寄望於循環往復,「存天理,滅人慾」,「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憊地循環去。」但這一史觀,比倫理史觀更有理性的內容,更完整與系統,可以說是倫理史觀的否定之否定,是倫理史觀與本體論史觀的合題。這種實用理性史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史觀又有很大區別,是中國特有的產物。
被稱之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的歷史人物的韓愈,可謂是實用理性史觀的先驅。他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姑且不論,其仿照佛教的祖統,編造出儒家的道統,從而使儒家思想的發展系統化、譜系化,實際上是從兩個方面——把自然法則倫理化、又把封建倫理神秘化——首先完成了實用理性史觀的雛形。當然,他的復古主義主張,在唐代是沒法實現的,所以屢屢在科名和仕途上受挫。可他也與孔子一樣,身後卻極度殊榮,在唐之後,其「道統淪」便發揚光大起來了。
這是一種令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孔子、韓愈一脈的儒家理論,始終是作為「末世」的救世良方,但它卻永遠也不可能使一個死亡的社會重新獲得生機,至多使其能苟延殘喘,氣息奄奄地維護下去, 自宋以後這近千年的「道統」,正是這樣一種末世的維繫,以致招來外侮,險欲淪為殖民地。所謂「超穩態系統」到頭來是一種沉滯、倒退——在別人前進時你步履維艱,這便是一種倒退,或者似小腳女人地瞞珊而行,也仍是一種倒退,與世界先進民族的歷史距離愈拉愈大。
我們先看看韓愈的「道統論」吧,看它是如何「濟天下之溺」的。
韓愈的「道」,實質是抽象化了的封建倫理道德規範。他在《原人》篇中說: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 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所以,作為「道」在歷史上的體現者「聖人」,就該「先天下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賀冊尊號表》),將其應天道、尚自然的法天思想與盡人道、行仁義的濟世思想相結合,以「為主之道」的自覺精神去重整、重建封建的倫理綱常。
他把「道」的核心歸結為「仁義」: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凡吾所謂道德之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原道))
說來說去,這個「道」,實際上便是「孔孟之道」了。所以,這「道」才源遠流長,「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送浮屠文暢師序))。道統就此中斷,現在就看他韓愈來接了,當仁不讓,捨我其誰?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天……如使茲人有知乎,非吾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重答情爾書))。「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
因此,他反覆強調孔孟的歷史思想: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原道》)
由此可論及人性,他也有個「性蘭品說」,但比董仲舒的「性三品說」要「完善」得多,也複雜得多。他是這麼說的: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 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己矣。其所以為性者五: 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 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原道》)
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原道》)
他把仁、義、禮、智、信五德加人了性的內容之中,從而認為傳統的性善論、性惡論、性善惡論不足以說服人,「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原性))。遠不如他的「性三品論」能圓滿解答關於人性的問題。
由性而情,韓愈則提出了「情三品說」,他說:「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原性》)。如同性有五德的內容一樣,情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類,「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他;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三品」就這麼出來了, 自然,它又是由性規定的:「情之於性,視其品。」
因此,歷史只能由上性、上情之聖人來創造,聖人才是人道的模範,聖人才能遵循道統。行仁義,必須由聖人創製立法: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蟾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解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矢。((原道))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君者, 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柔、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柔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何等威風——聖人創造歷史,百姓則必須俯首貼耳!難怪他死後才得意,升為「禮部尚書」,還得到一個「文」字的謐號,成了韓文公。
他的弟子李翱,更進一步主張人性「皆善」,宣傳去情復性,在《復性書》中說: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他的「性」、「情」,在凡人是對立的。這為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慾」作了先導。在其歷史政治觀點上,也仍是綱常倫理的一套: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另夫婦,明長友、沃朋友,《六經》之旨矣!(《答朱載言書》)
說到底,還是聖人、君主來創造歷史、主宰世界。百姓無非是他們手中的工具罷了。
雖然韓愈、李翱反覆強調綱常倫理重大的歷史作用,並且試圖以「仁義」的具體內容來充實「道德」的抽象範疇,但是,他們卻不曾在當時流行的玄學、佛學中汲取可以利用的哲學思辨的精髓,對綱常倫理作出理性的論證,所以,它還未能完成實用理性史觀,後來者,如朱熹則指出:
蓋韓文公之學,見於(原道)者, 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與孟尚書書》)
於是,在韓愈之後,「後儒社會」的思想家們,經過艱苦的理論探索,才得以形成實用理性史觀——而這,則是中國史觀上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綿延達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