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不是莊平，我是莊堅。

  這件事情將我從十八歲糾纏到上了天堂。我如鯁在喉，曾經想一吐為快，卻總事與願違，越描越黑。我過去的事情、翻烙餅般的命運，從根上跟莊平融為一體，但我絕對不是這個人。我雖然老了，記憶力衰退了，但記不清楚的或張冠李戴的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對那些深刻的事情，不是隨著我的衰老變得模糊，而是更加鮮亮了。

  莊平是當時國民黨陝西省軍統處從北平調來執行任務的特工，因為特殊需要，我假冒莊平拋頭露面，原本計劃只假冒他執行一次任務，也就兩三天時間，沒想到從此我便無法還原自己了。命運給我們這樣安排不知我們上輩子是兄弟還是仇人。中國政治在那次翻烙餅般的大變革中，我是把自己看成一個死人後，才開始活著。活著的這個人叫莊堅，不是莊平。

  又激動了！怎麼越老越愛激動了？好，不激動了，慢慢講，從根上講。

  我一生有三個名字，莊書先，莊銘，莊堅。

  莊書先是留在家鄉的名字。這個名字跟冀中平原一望無際的紅高粱、奔流不息的永定河和伸展在紅高粱中的鐵路線一樣，是我對家鄉記憶的符號。我於一九二〇年生於河北省的宛平縣城。一間臨街的小土屋，掛滿了各種各樣的衣服，有的補丁摞補丁，有的好一些，門外在兩樹間繫著一條麻繩，上面搭滿濕漉漉的衣服。這就是我對那個純粹是屬於自己的家的記憶。父親在長辛店火車站當扳道工，我對父親的記憶是捲起來或展開的信號旗和掩在深藍顏色大蓋帽底下的一雙大眼睛。母親非常勤勞，總想更多攬一些縫補漿洗的活，增加家庭收入，我對母親最深的記憶是伏在永定河邊噗嚓噗嚓洗衣服的背影。我能搓動衣服的時候，就幫母親洗衣服，能捉針線的時候就幫母親補衣服。母親每次鼓勵我幹這些活的時候總是這樣說：「這活本來不是男孩子乾的，可你妹妹太小，你幫媽多干一點，媽就能多掙一點，攢起來好供你讀書。」我的小手不是被河水泡得發白，就是被針戳得發紅。父母都沒有文化，卻崇尚文化，希望我做個文化的播種者，所以給我起了這個名字——書先，就是教書先生的意思。

  我八歲的時候，家裡發生了變故。我搞不清楚，那個時候日本鬼子還沒有來，為什麼有人要大肆破壞鐵路？父親參加了工人護路隊，父親勇敢，盡守職責，被鎬頭砸死在鐵道上。我不知道母親是怎樣忍受這喪偶的悲痛的，但我知道母親的悲痛很久沒有減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母親總想在我身上看到父親的音容笑貌，每當她擁抱我的時候，總要說一句「你長得真像你爸爸」，我總能在她的嘆息中感到，我是她依靠的希望。所以，每當她說，「書先，還記得爸爸嗎？」我便說，「記得。媽媽，我一定好好讀書，等我長大後當了教書先生，一定讓你和妹妹過上好日子。」可是，拿什麼讓我讀書？我怎麼才能長大啊？母親賣掉了縣城的小屋，帶著我和妹妹投奔了不知拐了多少彎的遠房親戚齊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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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老爺家在距宛平城三十多里路的齊家莊，永定河從莊前流過。從盧溝橋向西南，永定河兩岸的大片田野基本上是齊家的，祖業大，勢力就要大，沒有能幹的親兒子是不行的。齊老爺養著一院子太太，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多多生兒子。齊老爺一院子太太給他生了十八個兒子。齊家雖然家大業大，但齊老爺勤儉持家，我母親做的事情就是給齊家孩子們和太太們縫縫補補，做用人。也許是營養不良，也許是自小幫母親做的事情不利於骨骼生長，我瘦小體弱，一雙大眼睛除了充滿對生活的恐慌，還充滿了對讀書的渴望。面對這樣一雙眼睛，齊老爺不忍心讓我去放羊，讓我跟著八少爺和九少爺，他們讀書我跟著讀書，他們看護莊稼，我就跟著看護莊稼，玩耍的時候也在一起。八少爺和九少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不同母親，比我大三歲，我管他們叫八哥九哥，八哥九哥對我很好，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讓我跟著一起分享，他們沒有讓我感覺到一個用人孩子的卑賤，相反，他們處處把我當弟弟愛護，我對他們產生了如親哥哥一樣的感情和依賴心理。我們三個共同保守一個秘密，就是跟從齊家莊稼地里穿過的火車過不去，如果是貨車，我們扒上去，將車上能扔下來的東西往下扔。不過，在我的記憶中，能扔下來的只有煤塊，糧食之類的東西上面有防盜網，我們根本無法下手，我們不是想要東西，我們只是想為我們追著火車上躥下跳找點理由。如果是客車，我們用彈弓打那一片片小玻璃窗，根本不會去想如果石子打碎玻璃傷了人怎麼辦這樣的問題。從被牆壁包圍的縣城裡投入到農村廣闊的天地，田野、河流、稀疏的村莊，這種新奇的景色是多麼優美，多麼讓人著迷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對齊家莊的家鄉情懷，此後，誰要問我家在哪裡，我都說在齊家莊。我把這一切都看作是齊家的恩德，我緊緊追隨著齊家哥哥，好像離開他們或者讓他們不高興就對不起這份恩德。

  高粱紅了的時候，烏鴉黑色的影子如同烏雲，鋪天蓋地而來。仿佛全天下的烏鴉都看上了齊家的紅高粱，它們發著「啊！啊！」的讚美詩句，展示出它們看見這一片紅色美味時的幸福和快樂，但往往這是它們蓬勃生命的最後唱響，看莊稼人的槍聲也往往在這個時候響起。哦，那個時節，地上的紅與天上的黑構成了永定河兩岸濃郁悲壯的田園色彩。齊老爺給我們每人發一支鳥槍，要求我們每人每天要至少打下一百隻烏鴉。保衛收穫是一件很莊嚴的事情，我們卻幹得嘻嘻哈哈，我們套上一輛毛驢車，坐在跑著的毛驢車上比賽打烏鴉，誰輸了誰負責收工後的卸車餵驢。令兩位哥哥不服氣的是我幾乎沒有卸過車餵過驢。我們更大的樂趣是扒上奔馳的火車，居高臨下，槍擊那些抱著高粱穗子飽口福的烏鴉，它們跳動在一片紅色中的黑得發亮的羽毛實在太藐視我們的射擊水平了，當那黑得發亮的羽毛在紅色中飛散飄落的時候，我們用魔鬼般的尖叫為它們致哀。後來我跟著兩位哥哥進北平讀中學了，但在高粱紅了的時候，總會想出辦法逃學回來槍擊「悲傷的詩人」。把墜落的烏鴉叫「悲傷的詩人」是九哥發明的，九哥也把自己稱為「悲傷的詩人」，可是我從來沒有見他悲傷過，只是喜歡讀傷感的詩。

  不要嫌我囉唆，我講這些，是為了讓你在後面明白，我為什麼對共產主義那麼嚮往，為什麼會是神槍手。

  進北平讀中學前兩年還算平靜，學校里是琅琅的讀書聲，大家談論的事情都是學習上的事情，老師講的也是學習上的事情。我知道了數還分正和負，有理和無理，數學在我心裡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讓我把教書先生的職業理想具體到了教數學的教書先生，我體會到了懷抱理想的充實和快樂。這是我一生中最平靜最心曠神怡的階段，即使那時候上數學課的時候我常常走神，我把自己想像成了講台上的老師，對著一雙雙明亮的眼睛設未知數，然後解未知數，我的神情太痴呆，以致老師將粉筆頭甩過來。這些滿懷教書先生理想的對那個單純時代的回憶，使我陶醉，也使我憂傷。直到大家談論的不再是學習而是抗日、老師講的不再是知識而是同學們大家起來奔向那抗日前方，直到學校里出現了傳單、有了戰鬥的歌聲，直到有同學放棄了學業參軍走了，我才突然感到我也被同樣的東西召喚著。

  李嘉筠走了。

  何琦走了。

  八哥九哥也走了。

  我是跟著八哥九哥去報名的，人家不要我，嫌我年齡小，身子骨也小。同學們越走越多，我心有些慌了。八哥、九哥參加的是二十九軍學兵團，在南苑，我去看過他們後再也在學校待不下去了，日本鬼子鐵蹄已經踏入冀中平原，我也是冀中平原一男兒啊，我又去找八哥九哥，八哥九哥找到他們的王教官，談判似的逼著王教官把我吸收了進來。我的八哥九哥走到哪裡都是核心人物，王教官要帶好學兵團，恐怕還得仰仗我的八哥九哥。王教官收下了我，卻說了一句很傷我自尊的話，「如果不是戰爭，像你這樣小老鼠一樣的人永遠走不進軍營。」我從王教官鄙視我的眼睛裡看到他說我像小老鼠，不只是說我身子骨小，還說我膽子小。我承認王教官鄙視得對，我是膽子小，想想我是生活在怎樣環境下的孩子，怎麼會膽子大呢？

  我就這樣進了二十九軍學兵團，時年還沒有過十七歲生日。

  王教官還是對我另眼相待，不讓我參加訓練，讓我當驢車夫，八哥九哥安慰我說，沒有人比你當這個驢車夫更合適了，對此我好像也無言可反駁，因為這驢車是去齊家拉東西。二十九軍有長城抗戰的歷史，有使大刀的光榮傳統，自然在沒有拿到槍枝之前要教同學們練大刀。齊家有鐵匠鋪，日本鬼子逼近北平的時候，齊家鐵匠鋪就由打農具改成打大刀了，而且是晝夜地打。我的活就是趕著驢車從齊家莊往這裡送大刀，邊打邊送，來來回回。齊老爺一時半會兒打不出上千把大刀，就在村里收了些木棍、扁擔，加工成可手的棍子交給我。齊老爺說：讓同學們先使著，一旦鬼子打過來，總比赤手空拳好。八哥挑了一根棍子給我說，你沒有攻擊力，你就躲在我們後面用這個防身吧。這好心話讓我感到的不是關懷是侮辱，可是我又沒話說，我是全團年齡最小的、個子最小的，膽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同學拿著大刀跟我開玩笑，我嚇得尿了褲子。我那跟著母親給人洗衣做針線，後來又寄人籬下的生活經歷讓我性格懦弱，但身上流淌的父親勇敢的血液又讓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勇敢起來，在這一段時期，當我身上固有的懦弱與心靈渴望的勇敢搏鬥起來的時候，總是懦弱占上風，這讓我非常惱恨自己。戰爭年代，懦弱是最讓人瞧不起的，我偏偏是這樣的人。可以想像我內心是多麼痛苦。

  這種狀況結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平南苑二十九軍學兵團與日本鬼子的那場白刃戰。在這場白刃戰中同學們的鮮血沁透了我的靈魂，激發了我勇敢的潛質。

  那天黎明時分，鬼子用火炮轟倒了兵營的圍牆，進攻就在眼前，但同學們十分鐘前才領到槍。情況緊急，王教官一邊喊同學們趕緊進入戰壕，準備戰鬥，一邊教同學們打槍。王教官說，「大家都聽到了，鬼子半夜就進攻我們外圍的陣地了，我們傷亡很慘重，守衛這裡的官兵都去增援了。沒時間了，大家三步並作一步學。」王教官強調說，「一會兒鬼子上來的時候，同學們一定要記住先拉槍栓，拉開了槍栓子彈才能打出去，看這樣拉。」王教官站在戰壕上面，我站在他旁邊，舉著火把，給王教官的手和手中的步槍照亮。同學們趴在戰壕邊上，仰面盯著王教官的手和手中的步槍。由於黑暗，我看不見同學們的臉龐，只看見同學們的眼眸在黎明微弱的曙光中閃爍，極大的一片，像天上的星星。王教官之所以讓我舉火把，是因為我沒有槍，也沒有刀，我只有背在身後的一根棍子。王教官對我說，「天亮後就不需你舉火把了，你想辦法逃回家去。」我絕不想逃離戰場，我覺得自己並沒有感到害怕，但我的腿卻如秋風中的樹葉一樣在瑟瑟發抖。

  王教官是二十九軍一名連長，年輕精幹，是有名的神槍手，示範的前兩槍都打掉了掛在遠處樹枝上的小油燈，第三槍王教官在拉槍栓的同時身體急速轉了九十度，射擊，這次子彈射中了一個鬼子的腦門，也就是說當王教官給同學們做第三次打槍示範時鬼子就出現了。鬼子打過來的時間比王教官預計的還要短。

  密集的子彈立即射進了王教官的胸膛，王教官在倒下去的那一刻將嚇傻了的我推進了戰壕。

  同學們呆愣了一刻後開始還擊，但他們中好多人拉不開槍栓，拉開了槍栓的也顧不得瞄準，敵人很快黑壓壓一片壓到了眼前。

  「拼大刀！」我八哥齊占強舉起大刀喊，「跟我上，上！」沒有了王教官，這個時候只要誰站出來帶著大家往前沖，誰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同學們扔下槍，舉起大刀，紛紛跟著齊占強躍出了戰壕。

  歷史上慘烈的南苑學兵團白刃戰就是這樣開始的，無論什麼時期，面對什麼樣的政治舞台，我都是最有發言權的目擊者，不，是參與者。

  我八哥齊占強後面緊跟的是九哥齊占武，接著是一大片同學，向敵人衝過去了。

  我回過神的時候，我待的這第一道戰壕里已經沒人了，頭頂上不斷有同學手持大刀飛躍而過，他們的腰細弱，臀瘦癟，還沒有長成男子漢的身板。我扶著戰壕壁站起來，探出半個腦袋。暗淡的曙色中，寬寬的大刀片與窄窄的刺刀在碰撞狂舞，條條白光讓我眼花繚亂，看不見血，但血腥的氣味已經撲面而來。

  我將身體一躍，想和同學們一起殺敵，但我的身體像一團爛泥從戰壕的邊上溜了下來，我惱恨地把背上的棍子取下來，捶自己的腿。同學們在拼殺，兩個哥哥在拼殺，我膽小，可現在我並沒有怕死啊！冤枉啊！羞愧加委屈，我哭了起來。

  鬼子的第一次進攻被同學們殺退了，大家退回到了戰壕，聚集在前面幾條戰壕里，有的同學小聲呼喚著尋找同伴。同學們來自北平不同的學校，人數又多，只有小團體間比較熟悉。八哥沒有回來，九哥默默地用土擦著刀上的血跡。我不敢作聲，蹲在一邊垂著頭，我沒有參加戰鬥，覺得自己沒有臉面對同學，面對悲痛的九哥。

  呼喚同伴的聲音平息下來，戰壕中一片沉默。回來的人數少了一半。

  突然林曉曦高呼了一聲，「嘿！同學們唱個歌怎麼樣？」

  「好啊！」同學們響應，戰壕里的氣氛活躍起來。

  林曉曦大家都很熟悉，性格開朗，喜歡說笑，他來自北平匯文中學，在同學中廣為傳唱的《五月的鮮花》是他數學老師譜的曲，林曉曦頗為自豪，不但一個人愛唱，還一有機會就跳出來要帶領大家唱，所以，在學兵團沒有人不認識林曉曦的。他的拍子打得不怎麼樣，有的同學甚至說他是亂掄，但為了給他面子，還是能配合他的激情。林曉曦長著一張圓圓的大白臉，一用勁唱歌臉就拉長變紅了，同學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紅公雞。

  林曉曦仰起了頭，舉起一隻沾滿了血的手，「預備——唱！」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鮮花掩蓋著志士的鮮血……

  那歌聲對大多數同學來講，是留在人世間最後的青春歌喉。這支歌深深埋在了我的記憶里，在我記憶力已經衰退的晚年，這支歌還是那麼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中，當我用顫巍巍的破嗓音唱出來的時候，誰會相信像我這樣飽受了多少痛苦折磨的老橡皮，還會像個孩子一樣哭泣起來？

  黎明就是在同學們的歌聲中升起來的，因為我在歌聲中看清了同學們的面孔，那一張張青春的面孔上淌著鮮紅的血和亮晶晶的汗珠，沒有恐懼，沒有猶豫，只有殺敵的激情在燃燒。

  此後林曉曦的一段話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林曉曦說，「同學們，給大家說個秘密，是我姥姥告訴我的，人是不會死的，死只是人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轉化形式，我們活著是在這個世界上活著，死了是在另一個世界上活著，無論我今後在哪一個世界活著，我都要寫一本書叫《五月的鮮花》，同學們就是我書中的花朵，這裡有好多同學我叫不上來名字，請大家報一下名字。」大家七嘴八舌報名，我叫李玫瑰……我叫張牡丹……他姓芍，名藥，哈……哈……哈……我不知道同學們是真的把擺在面前的死亡不當一回事，還是用這種形式掩蓋恐懼，或者是表示對恐懼的藐視？

  在同學們這樣的嘻嘻哈哈中，鬼子開始第二次進攻了。齊占武低聲對我說，「一會兒，你把同學的屍體壓在身上藏好，鬼子把我們殺完後也就退了，到時候你再出來，把我哥倆的頭髮割下來一撮給我爹去報信，我爹是不會饒了這些鬼子的。」我搖頭表示不同意，齊占武沒有再理我，對大家說，「大家隱蔽好不要動，等鬼子靠近了咱們一擁而上。」

  鬼子的刺刀叢密得跟麥子一樣，白晃晃壓過來了。齊占武見狀改變了策略，大聲對大家喊，「打槍，把鬼子打亂了，我們再上，打。」同學們開始打槍，這一次雖然人少了一半，但槍聲卻增多了。經過剛才的戰鬥，同學們沉著了。

  鬼子果然亂了，但衝上來的勁頭還是勇往直前的。同學們更是勇往直前的，他們紛紛躍出了戰壕，舉著大刀，向鬼子衝去。我也跟著同學們躍，但我的腿沒有力度，沒有躍上去。

  這時天已經完全放亮，我看到，同學們根本不是鬼子的對手，鬼子訓練有素，而同學們摸到大刀也不過幾天時間，沒有路數，大刀片子亂掄亂砍，但他們有青春、有熱血、有頑強，紛紛倒下去一大片，又紛紛站起來一大片。我看到，林曉曦對著一個撲上來的鬼子一哈腰，躲過了鬼子的刺刀，然後雙手握住大刀，轉身將大刀砍進了鬼子的胯骨，鬼子嗷嗷叫著撲倒在地上，林曉曦卻怎麼也拔不出來砍進鬼子胯骨的大刀，一個鬼子扭斜著身子衝過去，一刀劈向正低頭拔刀的林曉曦的脖子。林曉曦的腦袋掉在了地上，圓圓的大白臉上沒有一點血跡。我「嗷」地叫了一聲，躍出了戰壕。我的腿在這一瞬間變硬了，我的身上充滿了力量。

  九哥齊占武在家習過大刀，懂一點路數，鬼子看他是個硬茬，三四個一起圍住了他。我舉起棍子衝過去，照著鬼子亂掄一氣。我不知道是一個鬼子還是兩個鬼子還是三個鬼子向我撲來，我不知道鬼子的刺刀刺過來還是沒刺過來，我只管快速轉著圈掄棍子。我沒有大刀，也沒有訓練過怎麼用棍，我使用的是原始的笨辦法，拼命地掄棍子，一刻也不讓自己停下來，我腦袋裡一片空白，我沒有思考，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讓我這樣乾的，但我知道這種力量只要存在，我的身體就不會發軟，就不會尿褲子，就會保持住自己剛才一躍而起的勇敢無畏。這個力量大聲告訴我，只有這樣將自己變成一個英勇無畏的勇士才能救自己、救同學，才有可能獲得那渺茫地活著的希望。後來我很多次分析過我當時的心理狀態，在敵我力量那樣懸殊的情況下，救的追求已不是形態意義上的活著，而是精神意義上的銳變，儘管自己就要被捅成碎肉了，但勇敢無畏這種我長期以來渴望的精神氣質卻誕生了，能在這種精神氣質中死去，是我在那一刻最大的願望。

  我活下來了。是副軍長佟麟閣率領軍官、教育團和特務旅趕來救援，打退了鬼子，而這時的我已經癲狂了，我眼睛血紅，口吐白沫，不認敵友，見人就掄棍子，我手中的棍子是被一個能耍棍的班長奪下來的。那根棍子如敵人的刺刀一樣鮮血淋漓。

  有人給我嘴裡灌水，有人抓住我的衣領搖晃，才把我弄醒。我清醒後變得溫柔起來，我彎著腰，把同學們的屍體一一擺好，把他們擋在眼前的頭髮向額上捋，儘可能地擦掉他們臉上的血，讓他們向我露出完整的面孔。我當時想的是，我已經失去了記憶他們名字的機會，不能再錯過記憶他們面孔的最後時間。這時候，太陽升起來了，同學們一張張青春的面孔在朝霞中熠熠生輝，在我眼裡是那樣無與倫比的瑰麗俊美，如以黑暗點燃光明的倫勃朗的油畫，永遠掛在了我記憶的天空。

  第二年，我在西安城街頭撿的傳單上，看到了關於這次南苑學兵團白刃戰的後續新聞，新聞上寫道：

  日軍擔任華北駐屯軍第一大隊大隊長的攻打學兵團駐地的第一線指揮官一木清直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說，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剛摸到槍的學生是他們在進入中國後遇到的最英勇頑強的抵抗，他的士兵輕敵了，本以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卻在最後一瞬間遭到重大傷亡。

  這個劊子手，還總結性地說了一句中國的俗語「自古英雄出少年」。這個劊子手，他說他們受到了重創，他知道我們學兵團的傷亡是多大嗎？十比一，就是十個學生拼死一個日本兵。學兵團一千七百多人只剩下了六百多人活著。

  如果沒有那麼多同學在我前面拼，我能活下來嗎？我的生是不是那麼多同學用死換來的？我怎麼做才能對得起那麼多死去的同學？

  我找到齊老爺的時候，齊老爺正帶著莊上人在永定河邊打撈屍體。占領者將抵抗者的屍體扔進河裡，染紅了一河水。屍體已經被湍急的河水剝光了衣服，跟汛期的魚似的，白晃晃地往下漂，很難辨出來這是誰家的孩子。齊老爺讓人在高粱地里挖好了大坑，兵荒馬亂一下買不了那麼多席，只好一層人蓋一層高粱棵子，摞在大坑裡埋起來，高粱棵子是新割下來的，濃烈的青澀氣息和濃烈的血腥味瀰漫了整個高粱地。

  我將兩個少爺的頭髮交給齊老爺，他們死得都很慘，八少爺的臉被削了大半，九少爺半個膀子不知去向，這兩個同父異母兄弟，生和死都是同年同月同日。

  齊老爺捧著兩個兒子已被血凝成疙瘩的頭髮，沒有問一句話，抬頭對著河上游的盧溝橋方向吟起了《盧溝曉月》：

  長橋彎彎抵海鯨，

  河水不濺永崢嶸。

  遠雞數聲燈火杳，

  殘蟾猶映長庚月。

  ……

  良久，齊老爺說，「我還有十六個兒子呢，小鬼子，我兒郎們的屍體壓也要把你壓死在我的高粱地里！」

  齊老爺的這句話卻成了齊家的讖語，一九四二年，齊老爺十五個兒子被日本鬼子殺害在了高粱地里。

  在歷史記載中的南苑學兵團白刃戰的這一天，我改名叫莊銘，銘記的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