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雙行道

  對許多人來說，越過邊界往來於香港和大陸之間正成為每天的例行公事。1994年底，中國建了一個24小時營業的收費站，為每天從華南加緊生產的工廠向香港繁忙的港口運送貨物的貨櫃卡車服務。周末和節假日，香港居民的過關通道擠滿了人。往來邊界兩側的車輛大大增加，產生了修建新公路、鐵路的需要。邊界兩側龐大的建築工程正在施工。預料這些工程將增強邊界地區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到邊界的那一邊參觀或定居。一國兩制經濟研究所的負責人預言，隨著兩邊交往的改善，「我們會看到香港和中國大陸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將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這種情況已經在發生。在香港自7月1日重歸北京控制，10月將進入具有象徵意義的第100天時，這個前殖民地一再重複說的一句話是「一切都沒變」。在許多方面，這話是對的：香港現在做的大體上就是它以前所做的。其實，政治體制已經做了調整，但到目前為止北京對待香港的方法還是比較巧妙的。正如行政長官董建華今年9月訪問美國時所說的，「一切如舊」。

  然而，在一些比較細微的方面，香港的商業及其他許多方面，正在發生變化，這變化或許比人們原先預料的還要快。香港人過去持有的，此地與大陸大不相同的觀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場改革誘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回到大陸，香港商人向大陸工廠的投資已達上百億港元。現在，由於香港由北京治理，邊界本身已不再是隔離線。有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認為他們是大中國的一部分，並把大陸看作是他們所在地區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從想逃離香港車輛堵塞的街道到大陸公路駕車的人，到謀求改善生活條件的工人，人人都在向北看。香港貿易發展局局長說：「過去我們是作為一個殖民地被統治著，計劃人員依據香港是個獨立自足的實體這個假定從事工作，現在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飛地心態。」這些新出現的接觸並不局限於商業方面，還包括為香港的退休人員在華南建造住房，歡迎來自大陸的學者赴港工作和謀求大陸支持在邊界兩側興建文化娛樂設施。

  這種聯繫只會繼續發展。人們預料，10月8日，董建華將在為新香港誕生100天發表的首次重要政策講話中宣布雄心勃勃的計劃：興建公路和鐵路網，把香港新機場和擴展後的貨櫃碼頭同中國興旺發展的珠江三角洲連接起來。一國兩制經濟研究所的那位負責人說，計劃中的連接邊界兩側的公路和鐵路網將「重新繪製在香港做生意的成本結構圖」。

  從經濟上講，這種聯繫是牢固的。在鄧小平1978年發起經濟改革後，香港投資者蜂擁進入大陸，為華南白手起家建立新的低技術製造業基地，提供了所用資金的大部分。由於大陸勞工的工資比香港低，地價也便宜，到1991年為止，港商在廣東省雇用的中國工人已達300萬——-比香港的勞動力還多。隨著華南的費用開始上漲，香港的商人和計劃人員現在期望擴大香港的作用，使其成為欠發達的內陸省份產品的集散地。

  大陸為香港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東西——-發展餘地。在殖民地時代，當政府需要額外的土地時，除了填海造地外別無選擇，使其在商業和環境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價。現在計劃人員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如何把香港擁有的工廠遷往更加深入內陸的地方，如何縮短把商品運往亞洲日益發展的市場的時間。貿易發展局局長說：「主權的變化使得我們能與持非常積極態度的內地密切合作。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個概念突破的重要意義。」香港新政府現正同廣東省合作，要把邊界的中國一側變成香港老年人退休後居住的比較廉價的地區。過去，如果香港居民滯留在外的時間過長，他們就不能領取退休金支票，也不能在邊界那一側享受低價醫療保健。但現在，決策人為房地產投資開發公司和從事保健事業的專業人員開闢有發展前途的新領域開了綠燈。

  香港中文大學前副校長高錕敦促董建華政府起用中國頂尖的科學家為香港的金融服務，為通信業開發產品和設計程序。他說，有了這些智囊和這個市場，香港可能成為「信息高速公路的最重要的活動中心」。

  當然，這種越界的活動不僅僅是單向的。香港有人擔心，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陸可能會把整個香港淹沒。香港的學者已經面臨大陸學者的競爭。負責香港過渡計劃的政治學家麥可·德戈利耶指出，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和助理教授的數量在增加。他說：「使我的學生感到震驚和恐慌的是，這些大陸人中有許多人的英語極棒。而這些人正是今後與他們爭奪就業市場的競爭者，現在正在匆匆忙忙地到處找工作，以求在這裡找到立足之地。」民意測驗表明，香港群眾更關心的是住房、教育和對老年人的援助，而不是民主和法治這樣一些在7月1日政府交接前居於主導地位的抽象問題。

  董建華不能完全避開政治方面的關注。如果他通過增加來自大陸的工人的定額而使商人感到滿意，那麼他也要安撫焦慮不安的當地工人，而且他需要向各家各戶保證，他將履行一年建造85000套新公寓的諾言，解決香港尖銳的住房短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