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談中美外交進程

  1972年2月9日，尼克森總統向國會提交了其對外政策報告。報告如下：

  能稱得上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並不多。我在7月15日宣讀的公告堪稱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公告說：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雪梨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森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個公告對於後代能夠具有最深刻的意義。導致發表這一公告的航程是經過小心翼翼地駕駛的；我們已經做出的開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體成果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們的目的，在現在也是我們可能達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建立接觸，是要使我們今後的抗爭局限於會議桌上。現在進行接觸，可能有助於防止以後發生後果不堪設想的大禍。這樣做當然有益於豐富我們兩國人民的生活，還可能導致將來我們兩國合作從事一些事業。」

  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會晤將是前所未有的。

  中美最早的接觸是在19世紀初逐漸開始的。那時候，安全而居於優越地位的古老的中華帝國剛剛開始那個使自己適應對外部世界的痛苦過程。中國人由於具有世界上最長的自治的歷史，而且是他們地區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們作為世界的「中央王國」是自信的，閉關自守的。儘管如此，他們卻受到技術上優越的外部強國的剝削。美國當時由於奉行孤立主義，埋頭於本國的發展，主張中國的領土完整；但是我們平等對待一切外國人的「門戶開放」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是曖昧不清的。

  中國人的經歷不是作為平等者與外部世界交往的經歷，而是要麼中國超人一等，要麼受外國剝削的經歷。在最近的數年內，中國經歷了一個內部動亂和對外關係發生改變的時期。中國領導人已經決定衝破那種部分的是自己選擇的孤立狀態，探索同其他國家建立比較正常的關係，並且參加到國際對話中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種新方針反映了新的現實。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自信心使它們得以承擔較多的責任，也使我們得以轉向發揮比較有限制的作用。而且，由於一個國家可以代表所有共產黨國家發言的時代早就過去了，我們現在同各個國家打交道是以它們的對外政策而不是以它們的對內政策為根據的。

  因此，1972年2月，在經過了許多變遷、取得了許多成就和我們這方面的演變之後，美國和中國將在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的基礎上開始這種對話。我們都正在為自己的歷史揭開新的一頁。

  回顧我們的歷史和考慮到未來的世界，我認為目前的時期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時刻。國際關係中變化著的潮流，我們的對外政策的新前景以及中國變化著的面貌——這些就是不僅在華盛頓而且還在北京起作用而指引我們兩國朝著對話的方向走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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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本屆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出於下列的一些考慮：

  ——亞洲的和平與世界的和平需要我們交換意見，這種交換意見與其說是撇開我們之間的分歧，不如說正是由於存在這些分歧。在一個動亂和核武器的時代，較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圖是極為重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決定影響到它的利害關係的國際安排中起適當的作用，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只有這樣做，那個偉大的國家才會同這種安排有利害關係；只有這樣做，這種安排才能持久。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成為代表一個國家集團的唯一的發言者。我們要根據具體的問題和對外行為，而不是根據抽象的理論來同所有國家打交道。

  ——倘若我們不需要把彼此看成是永久的敵人，那麼中美兩國的政策就會溫和得多。從長遠來看，我們基本的民族利害之間無鬚髮生衝突。

  ——中美兩國有著許多相同的利益，在為豐富我們兩國人民的生活方面能共同做許多事情。中美兩國人民有如此長期的友誼的歷史，不是偶然的。

  在這一基礎上，我們斷定應該著手為建立一種新的關係進行謹慎的探索。我們認為是能夠使中國人從事這種努力的。

  ……

  過去三年的記錄證明，導致我的旅行的是現實，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態度。現實還將決定我們未來的關係。

  我到北京去將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儘管如此，為了我們兩國人民，為了世界人民，我將抱著要改善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的決心到那裡去。我們和中國人民選擇的這條道路是信心的產物，而不是由於個人的性格或者由於可以取得戰術利益的前景而產生的。我們將這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

  ——相信一個和平的和日益繁榮的中國是符合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的；

  ——承認它的人民的才能和成就應該在世界事務中得到適當的反映；

  ——確信要使亞洲保持和平，要使亞洲和世界取得最充分的進步和穩定，就需要中國做出積極的貢獻；

  ——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一樣，是不會犧牲它的原則的；

  ——確信只有我們在和我們的朋友的關係中以及在和中國的關係中是可靠的，我們才能同中國建立一種持久的關係：

  ——假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種互惠的態度來制定它對美國的政策。

  這些原則將指導我在即將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進行的會話中所採取的方針。當然，這些討論的趨向以及我們未來關係的趨向並不僅僅取決於美國。它要求相互諒解彼此的看法和相互願意把原則性態度和對彼此利益的尊重結合在一起。

  在歷史的這個時刻，我們需要進行最高級會談。在日內瓦和華沙進行的18年斷斷續續的大使級討論表明，枝節性問題在初級階段不能夠得到解決。然而，我們領導人之間具有權威性的交換看法，現在看來有希望逾越鴻溝進行真誠的交談並規定一個新的方向。

  北京之行本身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過程的開始。這次旅行的歷史意義超過我們可能達成的任何正式諒解。

  我們終於要會談了。我們將以平等地位進行會晤。戰後形勢的一個顯著特點將發生變化。我們將在最高一級把一章結束掉，看看我們是否能開始寫新的篇章。

  可以預料，雙方都將十分坦率地說明自己的原則和看法。我們彼此將清楚地知道對方在那些把我們分隔開的問題上的立場。我們將尋求能開始減少我們的分歧的途徑。我們將謀求尋找某種可以據以建立比較有建設性的關係的共同之處。

  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些目標，那麼我們就是確立了一個紮實的開端。

  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說，我們將看看兩國——兩個歷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近時期來是完全隔絕的、意識形態是互相衝突的、對於未來的設想是互相牴觸的國家——是否能夠從敵對走向聯繫再走向諒解。

  ……

  在經歷了一個對抗的時期之後，我們正在進入談判的時代。

  我們謀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對各種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在這個世界裡，大小國家的人民都不會怒氣沖沖地處於與世隔絕的地位。

  我們不能指望使每個人都成為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設想使任何人都不成為我們的敵人。

  我在說這些話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思想中占很大地位。正是這種態度從一開始決定了我們的政策並導致發表了1971年7月15日公告。我就是本著這種精神到北京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