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父親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還來不及跟他說一句話，來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此處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此處禁止小便我曾經害怕他活著我現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張著嘴。此處禁止小便這條告示消滅了我十三歲那年的一切動心的言語。

  

  後來我下鄉，讀大學，從湖南到海南，見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裡。積攢多年但無法說出的話，現在已開始在我心中腐滅。我很慚愧地承認，我已經沒有信心尋找了，對他的記憶已開始模糊和空洞。我沒法再在牆上的水漬里找到他，沒法再在牆上的燈影里找到他，沒法再在牆上的裂紋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來兩張發黃的照片，兩張小膠片未能打撈起來的一切正在流失無蹤。我努努力，也只能記起他戰爭年代參加過國民黨，也追隨過共產黨，在共產黨的軍隊裡立過戰功，後來一直在教室里和講台上度過餘生。我再努努力，能記得他被兒女偷偷扎過一次小辮，在路上被劃破過一次腳等等，如此而已。對一個人來說，這種被忘卻不就是真正的死亡麼？這當然沒什麼。我們不是已經忘卻了幾十代幾百代但仍然在抽菸喝酒或談情說愛麼？

  或許他的身體還努力在人世間留下痕跡，比方說力圖把眼睛傳給兒子，下巴傳給女兒，某條鼻子或某對難看的短腿傳給外孫女。但遺傳過程把他的身體特徵分解，不過兩三代，便會使它們完全消融，融進茫茫人海，不會讓它們比記憶活得更長久。比方說，隨著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餵胖，她那條我父親下巴所特有的曲線，頃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這麼多巧克力工廠，它們每天都埋葬著多少亡人體態的殘跡。

  但我們家的某些異象總是尾隨著我們。從父親那隻藍花瓷碗開始，我家總是有瓷碗無端炸裂，就像櫥櫃裡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的鮮花綻開，墮下紛紛的花瓣，慶祝母親的生日，或祝賀我的遠行歸來。這實在有些奇怪。我遷居海南之後，爆炸力又從櫥櫃向整個房子輻射，燈泡、鏡子、窗戶玻璃、熱水瓶等等都曾無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紋或燦爛的碎片。尤其是燈泡，有時買上十個回來不到兩個月就炸完了。有人說是燈泡質量不好，或者是電壓不穩定。但這完全不對：為什麼鄰居家幾乎就不買燈泡？而且鏡子的菊花狀裂紋與電壓有什麼關係？　 日子一長，我們對這場防不勝防和綿延不絕的炸裂，也慢慢適應了、麻木了。有時媽媽掃地時未發現什麼碎片，還會很奇怪：

  「咦？這個月怎麼沒什麼動靜？」

  媽媽老了，已經扎不動鞋底了，而且兒女都有了穩定職業和收入，無須母親動手做鞋了。因為父親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還發來撫恤金。但她似乎總不能明白錢是怎麼回事。

  她穿著軟塌塌的破布鞋出門。

  我告訴她，柜子里有新的，換哪一雙都好。穿成這樣像個叫化子，人家還以為我們當晚輩的虐待老人。

  她認真地聽著，微笑著，深明大義地使勁點頭，但乘我們一轉身，又十分機靈迅速地把舊鞋穿上，一舉獲勝地走出門去。

  有時，她也公開反抗，噘起嘴尖：「我就是喜歡這一雙，你們買的那些鞋，打腳，痛死人。你們不曉得。」其實，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買的，也都試過的和誇過的。現在她可以全不認帳。

  她對我們買米買鹽之外的任何開銷，對我們購置任何新的用具，幾乎都懷有不滿和挑剔，總是譴責媳婦大手大腳——雖然有時明知是兒子乾的。尤其是對一些有很多鍵鈕或外文字母的家用電器，她總是有種偷偷對著幹的勁頭。買來彩色電視機後，她好幾年還經常鄙棄地收縮著鼻子，說它根本不如黑白電視好看，比如屏幕里的鮮血紅得太可怕，或者屏幕里的某位女郎實在太難看——她總是把任何女演員、尤其是漂亮女演員的年齡無端誇大二三十歲，對她的「老」來俏的做派「哼哼」一番。

  她開過冰箱後總是不掩門，用過燃化氣灶具後常常不關氣閥，讓危險的氣體瀰漫到客廳里來。她說她只顧上吹熄灶火，忘了關氣閥這道程序，或者含含糊糊說那沒什麼關係，沒什麼關係的。她當然更不願意坐車，去我哥哥所在的學校走走，或去大菜場買菜，她出門時就用眼角餘光暗暗提防你，一旦發現你想為她叫上三輪車，她知道大勢不好，立刻迅速反應，拔腿起跑，似乎兒女叫來的不是司機而是殺手。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跑起來的步子碎密，緊張，踉踉蹌蹌，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機總是騙錢，鬼名堂多！」她為走路而辯護。

  其實，有一次我發現本該付一元錢車資，她橫蠻地只給司機八角，理由是當天的白菜漲了價。司機對這樣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惟有一樣東西，她總是催我們去買——她的鞋。她時而惦記膠鞋，時而想念棉鞋，

  時而打聽一種鞋面是深色平絨布的布鞋。套鞋有兩雙，她好像忘了，皺著眉頭問：「這下雨

  天穿什麼？」我提醒她，讓她參觀床下或衣櫃裡那些根本還沒穿過的鞋，她哦了一聲，斥責自己記憶力的衰退。臨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給我錢：「你到廣州，我什麼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種面子是平絨，不要系帶子的布鞋有沒有。人家說只有廣州才有這種鞋，也不貴，兩塊多錢一雙。」

  她不知道，那種鞋的價格已漲過好幾輪了，最重要的是，那種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裡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點醃酸菜。醃罈照例無端地炸裂，醃大蒜醃蘿蔔什麼的傾翻在地，帶著白色浮膜的醃水流了一線，往樓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傷了盆骨，不便出門了。我找來一些書刊來給她解悶，其中有一本關於她老家的《澧州史錄》。但她只愛讀《水滸》，合上書便驚喜讚嘆武松或魯智深的勇武。至於其他的書，她有時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細看，便發現她根本不翻頁，或者眼睛已經閉上。

  我倒是翻過這本野史，發現卷四中記載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間，澧州洪山嘴發生過一次民變，土民一齊發瘋，披頭散髮，狂奔亂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稱皇上或皇親，被稱之為「鄉癲」。後朝廷令湖廣總督率軍剿辦，統領額勒登保帶兵攻占洪山嘴，斬劉四狗等十四人，斷癲匪六百餘人之雙足以示懲戒……我吃了一驚。六百多雙腳，血糊糊堆起來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圖上尋找洪山嘴，發現它與我老家相距不過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斷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個或幾個就是我的祖先？而母親奇特的鞋癖，是否循著某種遺傳，就來自幾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來的人腳？

  人足變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貴與尊榮之物？

  我問媽媽聽到過這些事沒有。她搖搖頭：「沒有。誑講。沒有的事。」

  她回憶起老家，講得最多的只是發水災。她說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處是被水淹昏了頭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盤成一餅動也不動。人與蛇差不多就緊挨著睡覺……

  那麼，母親的鞋癖到底從何而來？它與六百多人的斷足之刑真的沒有任何關係？抑或它只是貧困歲月殘留下來的一種主婦習慣？我為此請教過一位心理學家，他當時興致勃勃正盯著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團魚湯，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陣。

  人真是最說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