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伯伯

  李耀國

  覺伯伯的真名叫王覺，原文聯黨組書記兼副主席，同時也兼任過《紅岩》的主編。但文聯的年輕人卻少有叫他書記或主席的，除了正規的場合直呼其名之外，平時都叫他覺伯伯。那時重慶還沒有成為直轄市，屬四川省管轄，到了成都，省文聯和省作協的老同志都叫他王大哥，好像大家都不習慣稱呼他的官位。實際上王覺的資格很老，屬於紅軍時代的幹部，解放初期就定為行政13級，相當於現在的廳級，但他卻沒有一點官的架子，隨和得好像一個慈祥的老頭。

  我第一次見到王覺是在1978年4月的南泉創作會議上，那是「文革」過後文聯恢復工作召開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學創作會議，我因為剛從部隊復員回來，對重慶文藝界的情況很不熟悉，對於王覺，我也只是遠遠地看見過他坐在主席台上發言，從未有過接觸。有一天晚飯後，他突然找到我，說要和我談談。我心裡明白，這次談話，將決定我今後的命運，因此心裡顯得有些忐忑不安。我們沿著花溪河邊，慢慢地走著，我向他談起我在部隊的情況以及發表的文學作品，他默默地走著，不住地點頭，似乎已有所了解。他突然停住腳步，轉身面對著我，沉默了一會，說：「關於你的調動，黨組已做了研究，同意你調入文聯，但不能當專業作家，只能當編輯，因為文聯恢復工作後，首要的是辦好刊物，發現和培養作者，繁榮創作。」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徵求我的意見，而我當時只要能夠重歸文藝隊伍，幹什麼都行，於是向他表示願意接受，他這才笑了笑，我們繼續沿著河邊散步。夕陽灑滿江面，閃耀著金黃色的波光，兩岸蒼翠的樹林，不時傳來晚歸鳥兒的啼鳴，使人感覺到濃厚的春天氣息。王覺向我談起他的經歷，我這才知道，原來他也一直從事編輯工作，早年和何其芳一起，編輯出版了許多進步作家的書籍，其中在沙汀最困難的時候，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困獸記》。我知道，他向我談這些，無非是想說明編輯工作的重要，這次談話，影響了我的一生，使我在編輯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一定成績。我們的談話開始變得無拘無束，似乎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可以敞開心扉，坦誠交流，以後我調到文聯，和他長期相處，從沒有上下級的那種隔膜，他那種平易近人的作風，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每當我想起王覺的時候，我的腦海里便會浮現出我和他在南泉散步的那一幕。

  我調到文聯後，當時文聯下屬的各文藝協會還沒有成立，文聯的工作主要還是偏重於文學方面，王覺長期從事文學工作，抓文學創作自然是駕輕就熟，他提出要儘快恢復刊物，並和四川省作協商量，《紅岩》將辦成大型刊物，以發表中長篇小說為主，以區別於《四川文學》，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文藝隊伍嚴重青黃不接，而要辦好刊物，必須依靠一批作家隊伍，因此發現和培養人才，便成了當時文聯的重要工作。當時我是編輯部最年輕的，王覺便安排我到基層去了解「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創作比較活躍的業餘作者的近況，我感到他一直惦記著這些作者，希望他們重新拿起筆來。後來我才聽說，有的業餘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衝擊過文聯，王覺曾被他們批鬥過，但他似乎已經淡忘了。我和王覺相處十多年，從未聽他談起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遭遇，最近我從網上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憶錄，我不僅了解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同時還驚訝地發現，他在文聯工作這麼多年，竟沒有一篇文章指責他，特別是反右鬥爭，文聯那麼多人被打成右派，居然沒有一個人與他相關，使我深深地感到王覺一貫待人的寬厚和善良，我能在這樣的領導下面工作，覺得是一種幸運。我按照他提供的名單，去到「文化大革命」前業餘作者相對集中的重鋼、嘉陵廠，見到了鄢光宗、彭明羹、付相干、蘭艱、採風、杜夫等一大批業餘作者，對於我的到來，他們都很感動，覺得經過十年浩劫，文聯還沒有忘記他們，但其中一些作者，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批判，對文學創作心存疑慮，有的創作已跟不上改革開放的形勢，在作品多次不被《紅岩》採用之後，心裡便有了怨言，在文聯召開的創作會議上，大聲疾呼：「《星星》（在成都辦的刊物）太遠，《紅岩》太高。」意為《紅岩》對作品要求很高，其實他們不知道，《紅岩》自復刊之後，定位於「立足重慶，背靠西南，面向全國」，瞄準的是全國一流作品，把本土作家也放在了全國平台上。《紅岩》舉辦的第一次筆會，邀請的都是全國一流作家，我記得有陸文夫、高曉聲、周克芹、蘇叔陽、葉文苓、李晴、馮苓植、克非、黃化石等一批當時蜚聲文壇的著名作家。當時《紅岩》的經費十分拮据，每年的財政補貼才三萬元，為了節省開支，編輯部陪同人員乘船只能坐四等艙，王覺也和大家一樣，到了宜昌，不敢住高級賓館，就睡在火車站旅館的過道上。直到第二天，碰到了後來成為湖北省作協主席的鄢國培，他見王覺這樣的級別還住在這樣的環境裡，於心不忍，才把他接走。以後我多次和他一道出差，本來按他的級別，乘火車可以坐軟臥，但每次他都堅持和我們一道坐硬臥，他說這樣不僅節約錢，並且大家在一起聊天，探討一些工作，也不讓時間白費。實際上，我感覺他並非刻意這樣做，他在骨子裡就是一個追求平等的人，他不願意比別人特殊。王覺不僅對自己十分苛刻，他也不因討好上級領導而慷國家之慨，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原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就叫文聯的食堂備了一桌簡單的飯菜。還有接待原《文藝報》主編、著名文藝評論家羅遜，也只在一家大排檔隨便點了幾個菜，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編輯部全體人員都參加了，一共才花了28元，連我們都覺得寒磣，但他似乎不太在意什麼禮遇，正如他到外地組稿，有的作者約他到公園的露天茶館見面，他也欣然前去，喝完茶，談完事，隨便吃碗小面，也算接受了款待。想到現在一些單位的高規格，深深感到王覺的清廉。

  王覺對文學青年的關心和培養，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只要在來稿中發現有才華的年輕作者，即使稿子還沒有達到發表標準，他也一定要邀請到文聯或他家裡長談。我還記得周克芹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的經過，那時周克芹還是四川簡陽一個普通農民，他創作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在內江地區的內部刊物《沱江文藝》上發表了前五章，王覺看到後，認為寫得不錯，立即帶上編輯部的幾位編輯趕往內江，在通讀了全文後，在內江當即拍板，全文發表，並邀請周克芹到重慶修改。這期刊物出版後，王覺又給沙汀寫了一封推薦信，當時沙汀任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他看後也認為寫得不錯，又給周揚去信，正好周揚也得到老作家殷白的推薦，最後形成了中國文壇的兩位泰斗互相通信，對這部作品高度讚揚，並發表在《文藝報》上，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能夠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並排在榜首，似乎早就成了定局，而王覺和殷白的推薦，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重慶及西南地區一批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許多都得到過王覺的關心和幫助，如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葉辛，當時落戶貴州，他早期的作品多發表在《紅岩》；著名影視導演王冀邢（執導過電影《焦裕祿》、電視劇《黑冰》）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發表在《紅岩》上；而四川一大批青年作家，如成都的賀星寒、林文洵、王成功，南充的魏繼新，達縣的雁寧、譚力，重慶的徐軍、曾憲國、石厥仁，無不成了《紅岩》的朋友，他們也和我們一樣，見到王覺，便親熱地喊：「覺伯伯！」徐軍後來去了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生畢業後，留在了美國工作，她第一次回國探親時，聽我說王覺已經過世，她的眼淚霎時涌了出來。我知道王覺一直很喜歡徐軍，經常對她的作品讚不絕口，後來她的一篇小說被報紙公開點名批判，王覺也承受很大的壓力，但他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怕徐軍經受不住這種批判從此息筆。他知道我和徐軍關係很好，便要我去安慰徐軍，當徐軍知道我的來意後，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倔強的姑娘哭了。

  正因為《紅岩》團結了一批作家，因此《紅岩》在復刊之初，便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我至今還記得復刊第一期在解放碑新華書店售書的盛況。第一期發排之後，究竟印多少冊，大家心中都無數，如果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刊物發行量，無非就是幾千冊，而經過十年浩劫之後，人們對文化的渴求空前高潮，王覺大膽地提出印6萬冊，大家心裡不免捏了一把汗。發售那一天，編輯部幾乎是傾巢出動，早早地來到解放碑，看見新華書店的門口已排起了長龍，從民權路延伸到中華路，我見王覺笑得合不攏嘴，趕緊叫美編凌承緯用相機拍下這珍貴的鏡頭。首印的 6萬冊還沒有出重慶就銷售一空，不得不再加印12萬冊，還供不應求，因此第二期發排，一次就印了22萬冊，這是《紅岩》的鼎盛時期，王覺和當時的老編輯為此付出了艱辛的汗水，使《紅岩》當時和《收穫》《當代》《十月》齊名，被全國文藝界譽稱「四大名旦」。

  1981年市文代會召開之後，各文藝家協會相繼成立，雖然協會是成立了，但卻沒有人員編制，那時文聯也沒有配備秘書，王覺不僅經常要參加各協會組織的作品研討會和演出活動，同時許多文件的起草，他也不得不親自動筆，有時我處理稿件晚了，路過他的辦公室，還能看見他佝僂著身軀，伏案寫作。即使這樣，王覺對《紅岩》還是情有獨鍾，凡是編輯部組織的筆會，他一定會參加，我印象最深的是川維廠那次筆會。由於當時文聯的經費很緊，他通過自己的朋友關係，由川維廠免費提供食宿，編輯部集中了四川和重慶20多名作者在川維廠外賓招待所里改稿。筆會結束那天，王覺從市區趕到長壽，向大家表示了祝賀，晚上又參加了大家自發地組織的聯歡晚會。那天的聯歡會，簡直稱得上狂歡，王覺和楊甦也被拉進舞場，和年輕人一道又唱又跳，全然不像已過花甲的老人。這是我和他相處以來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這麼歡樂，這麼無拘無束。晚會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4點，他悄悄告訴我，他必須提前走了，因為早上8點他還得到市委參加一個會議，我有些後悔，不該讓他勞累這麼久。那時市區到長壽還沒有高速路，即便是小車，也得開三四個小時，我只好勸他在車上打個盹，但他毫無倦意，一路談笑風生，任意點評與會一些作者的作品。車到上清寺後，已快8點，他下車去了市委開會，而我們卻回家補瞌睡去了，我真佩服他的精力，如果不是癌症，他絕不會走這麼早的！

  1989年，王覺已屆七十，雖然在文藝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仍在位上，沒有退休之說，但王覺卻面臨著這樣的抉擇，他突然變得沉默寡言起來，許多人都認為他是不願意離開這個崗位，畢竟在文藝戰線上奮鬥了一輩子，一旦讓他離開，他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兒子海闊卻告訴我，他的父親也許病了，因為他發現父親時常流口水，說話也變得遲鈍起來。於是有一天晚上，我和編輯部的劉彥去家裡看望他，他的變化令我吃驚，他不再像以往那樣說話充滿激情，聲音高亢，而是變得十分低沉和憂鬱，他坐在我們面前，就像向領導匯報工作一樣，緩慢而毫無表情地低聲談起他一生的經歷，談到他是如何參加共產黨的，又是如何暴露了身份，被迫離開重慶到解放區，後來又隨解放大軍回到了重慶。他的思維雖然很清晰，但他的神情分明告訴我，他一定是病了。送他到醫院檢查後，結果證實他患的肺癌，並已轉移到了大腦，雖然動了摘除手術，但很快又復發。在他住院期間，我多次去看望他，也許他已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多次流露出讓他一生遺憾的事情，特別是文聯老同志的住房沒有解決好，使他深感內疚，使他在重病期間，精神備受煎熬。王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關心的仍然是別人。其實在王覺患病之前，周克芹的英年早逝和老編輯楊甦的去世，對他刺激很大，特別是楊甦和他共事很久，當楊甦確診為肺癌後，他首先想到的是楊甦對生活很講究，當時醫院的普通病房條件很差，他感到楊甦無法適應這種環境，說不定因為心情鬱悶而加重病情。於是找到市委宣傳部，要求讓楊甦住進高幹病房，在當時要住進高幹病房有著嚴格的規定，必須要有相應的級別，而楊甦的級別遠遠不夠，但他強調楊甦是個高級知識分子，應該受到尊重，在他的堅持和努力下，楊甦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我送楊甦住進醫院高幹病房時，他感慨地對我說：「其實我這個病，根本無法治癒，但我最後能夠得到這種禮遇，我死而無憾了。」楊甦在平靜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旅途。王覺對個人的待遇從不向上級提任何要求，但對下屬的利益，總是積極爭取。文聯在編制上屬於參公單位，按規定只能享受公務員工資標準，不和職稱掛鉤，但王覺考慮到文聯專業人員多的特點，多次找有關部門協商，我曾陪他去找過編委、人事局、財政局有關領導，還去見過分管文化的副市長，說到動情處，他還掉下熱淚，也許他的真情感動了有關領導，終於同意文聯實行雙軌制，職務工資和職稱工資並行，使文聯多數具有正高職稱的專業人員在工資、分房和醫療上一直享受副廳級待遇，這在全國的參公單位都是罕見的，後來在工資改革時，文聯這種雙軌制被取消，不能不說是件遺憾的事，也使我們更加想念王覺，想到他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

  王覺去世後，在文聯禮堂搭建的靈堂里，擺滿了全國各地文藝界送來的花圈和輓聯，其中不乏許多名人，一些詩人和書法家寫下的許多飽含熱淚的詩詞，將靈堂里外掛得滿滿的，像紛飛的雪花，象徵著王覺一生的潔白。藝術家們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來寄託著他們的哀思，我至今還記得一首輓聯這樣寫道：「獻身文壇從未絲毫懈怠鞠躬盡瘁君為表率，揮汗藝苑不敢半點偷閒死而後已你是楷模」，充分表達了對這位一生獻給黨和人民的文藝老戰士工作的肯定和深切的哀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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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覺去世後，文藝界許多人稱「王覺時代」結束了。「王覺時代」是艱苦的，但也充滿了歡樂，而這種歡樂是王覺帶給我們的。

  此文刊發於《紅岩》

  1984年《紅岩》編輯部新春茶話會

  1985年李耀國（右一）與王覺、馬戎在大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