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並愛的覺伯 ——懷念前輩王覺

  劉 陽

  海闊約我寫這篇文章，我沒理由不寫。我曾好幾次想做這件事情，應該寫寫覺伯，但因故幾度放下。我知道，我放下的是筆，對覺伯，我怎麼能放下，怎麼也放不下。

  

  轉眼他離開我們近30年，這30年，覺伯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並未消失，他時常為文壇緬懷，時常被文友回憶。這三十年，恰是我在《紅岩》雜誌工作的30年，開展工作時不時就說起他，他真的不曾離開。他曾是我們的老主編，他對刊物的重視，是他鮮明的工作思路；他對作家的愛惜，是他濃厚的工作情感；他評價作品，從不摻雜人情，好即好，差即差，對寫出好作品的作家，他說起來如數家珍，愛如自己的兒女。現在想來，覺伯對文學工作的態度一直潛移默化影響著我，我是跟隨他的步伐，在走編輯《紅岩》雜誌這條文學之路。這三十年，我步履踏實而堅定，覺伯無形中成為我的引路人。

  覺伯出生巴縣王氏大戶人家，家境富裕，小時衣食無憂。受先輩影響，成年後胸懷家國，追求進步。認識覺伯，是我大學畢業不久，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的時候。覺伯時任「文化大革命」結束重慶文聯恢復工作後的黨組書記，同時兼任復刊後《紅岩》的主編。作為經歷了人生一次次嚴峻抉擇和反覆歷練的老派革命者和老布爾什維克，他的經歷閱歷，他的審事閱人，自然奠定了他在重慶文藝界的分量和地位。在新時期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初，舉國百廢待興，文學需打破萬馬齊喑迎來萬馬齊鳴的特殊歷史節點的時期，開啟文藝事業可想困難重重。由他把舵，有他把舵，歷史已證明是重慶文壇之幸，是《紅岩》雜誌之幸。

  我曾撰文談及，新時期重慶文學藝術的開篇是不俗的。不僅不俗，而且不可謂不精彩！周克芹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在《紅岩》刊發，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送展全國美展，等等，這都是當時影響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破冰之作和文化事件，因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父親》均已載入中國文學藝術史冊。而在春寒料峭的當時，如何對待評價這樣的小說和藝術作品，定奪者是需要足夠膽識和預見力的。我們聽了太多關於《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的發現、修改和發表，覺伯和殷白、馬戎、熊小凡、楊甦怎麼一次又一次和周克芹研究溝通改稿的；聽了太多關於《父親》的討論和定稿，覺伯和牛文等怎樣與羅中立反覆商量推敲修改的。不止這些，各種版本的佳話，反映出當時重慶文藝界打破僵化，開放革新和發展繁榮的趨勢。正是如此，通過文藝界的共同努力，創造了重慶文學的歷史，創造了重慶藝術的輝煌。

  覺伯經歷豐富，一生追求光明，青年時代開展革命工作。與一些革命前輩有過交往，與許多文藝前輩過從甚密。他身為文聯黨組書記和《紅岩》主編，同時又享受紅軍待遇，可他沒有丁點架子，反而為人謙遜，平易近人。難怪他的同輩同事都直呼其名很少叫他書記，年輕的後輩無論何時何地都親切叫他覺伯伯。我現在還記得，他對待人那種微微的頷首，他處理事那種謹慎的思索；他講話時不高的語調，他交流時笑盈盈的目光。

  他風格懷柔，做派儒雅，心性率真，本質良正。

  遇到工作難題他會摸耳撓頭，遇事不便當即表態常言或表示贊同常言「那嘛當然」。這句「那嘛當然」起初著實讓我犯難。我不明白所言何意，可時間一長，此話不僅明白而且意味致遠。這句「那嘛當然」化解了多少工作上的矛盾，留下了多少迴旋的空間，不拒人千里，又真情瀰漫。「那嘛當然」實乃覺伯智慧，覺伯智慧而幽默，我們至今都時不時學上一句——「那嘛當然！」

  覺伯不僅對工作真摯，而且對文學真摯。

  我國一度將英國作家勞倫斯的一部長篇小說列為禁書，在批精神污染那陣，我托朋友買得一本，看後拿給覺伯看。我說，不看怎麼批，看了再來批。

  我清楚記得，我是通過電話詢問覺伯的。覺伯在電話那頭直言：「我看不能簡單粗暴否定一部偉大作品。」毫無心機的話語，毫無戒備的交談，何況我是晚輩，他尚如此真誠。自此以後，我對覺伯愈加尊敬，並愈加愛他。他有文學的標準，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後來我了解到，覺伯自年輕時代就有志文學工作，其文學鑑賞力經長期閱讀鑽研和革命實踐磨礪而成，很早就在我國一些重要報刊發表不少理論文章和評論作品。

  覺伯是很派的。他具有很派的長相，很派的氣質，很派的派頭，很派的穿戴，很派的講究。他的這種派是一種老派，在其他老一輩文人中可見的一種派，是一種骨子裡的派，是日積月累養出來的派。你看看覺伯與好友甦伯在一起，在文聯花園踱步，一個拿菸斗、打火機把玩，一個將身上的上海開開襯衣抻了又抻理了又理，那樣的一前一後，一左一右，那樣的一步一款，把審美賦予日常細節，那樣的款款踱步的派，一直是我眼中的一道風景。我不悲哀世上這風景已逝，這曾經的風景也那麼好過，誰說又不是文化的風景，人文的風景。

  覺伯是有格的，有品格。

  他的品格自然建立在他的修養上——文化修養，人的修養。

  覺伯的格，是大格。經歷過大風大浪，雨打風吹，生死考驗，自是雲淡而風輕，臨高而志遠。

  他有自己的原則，律於操守，一心工作。熱情幫助他人卻忽略關心家人。他心地善良，有時受人誤解，甚至受人欺負，權不當回事。他寧對子女有虧欠，對兒女的工作安排也從不向組織開口，更不用權力開路。

  他就是這樣坦坦蕩蕩，清清爽爽；謹謹慎慎，兢兢業業。

  他又是那樣講講究究，親親和和；儒儒雅雅，正正直直。

  我調到《紅岩》工作時，覺伯已經離休。但我感覺得到，覺伯對我的這一選擇是贊同的，是支持的，是肯定的。他不太用語言關心，而是默默關注。他曾對我說：「做編輯工作好，這個工作很重要。」

  我剛到雜誌社工作不久，覺伯就生病了。平素少生病的他，一病就生大病。癌症晚期，住重醫治療。在他病危之時，不巧雜誌舉辦赴三峽採風的全國作家筆會，臨行前我到醫院向覺伯辭行，時而昏迷的覺伯卻清醒過來，他說：「放心去，把筆會組織好，把雜誌辦好。」

  在外筆會20天，回來覺伯已走遠。

  其實覺伯有託夢給我，只是我不願相信，不願接受這樣的現實。

  而他對我說的簡單平實的話語，我一直默默放在心裡，當作他的遺訓。

  恍然，覺伯離開我們近三十年，覺伯也將一百年誕辰。

  在這樣的時刻，我唯有表達深情的緬懷。

  大家都叫他覺伯伯，我常常拖長了聲音叫他，就把「伯伯」兩個音節，叫成了長長的一個音節「伯——」。

  此刻，我又在叫您了：「覺伯——」

  您一定聽見，我多想您笑盈盈應答我。

  我多想向您這位老主編說說雜誌的發展，再聽您說聲，您獨具智慧而幽默的那句「那嘛當然」。

  覺伯，我尊敬並愛的覺伯。

  謹以以上文字，獻給您——

  向您這位老派革命者致敬！

  向您這位老布爾什維克者致敬！

  2020年8月7日初稿於辦公室

  1986年，左起盧德龍、王覺、劉陽、饒成德、羅哲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