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十多年前事向友黨客人檢討

  1945年1月下旬，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從延安飛抵重慶，參加與國民黨的談判。

  就在這緊張忙碌的日子裡，周恩來抽出時間招待了一批特殊的朋友。

  

  這批朋友是「第三黨」的幹部。

  所謂第三黨，是中國各民主黨派中最早誕生的一個政黨。大革命失敗後，一批決心繼承孫中山遺教，繼續進行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的人士組建了這個政黨，最初一度被叫做中華革命黨，後來定名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因為它仍然冠以國民黨的名稱，所以被人們區別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而稱之為第三黨。在九一八事變發生、該黨領袖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之後，該黨決定從名稱上與國民黨徹底決裂，遂更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後來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出於習慣，也為了簡便，人們一般仍稱之為第三黨。

  在陪都重慶，第三黨的幹部們是周恩來經常會見的老朋友。

  這是一個細雨霏霏的下午。周恩來在曾家岩50號宴請第三黨的章伯鈞、韓兆鶚、郭則沉、劉宗寬等人。

  在宴席上，周恩來分析了抗戰勝利在望的形勢，勉勵大家走團結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國。

  漫談中，談到了中共與第三黨歷史上的關係。周恩來非常坦率地說：

  「我們黨過去在統一戰線中犯過關門主義的錯誤。當時『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黨中央，對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而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錯誤地認為是所謂『最危險的敵人』認為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採取了關門主義，拒絕與之合作。這樣就把一切可以爭取的朋友，一概拒之門外，孤立了自己，幫助了敵人。這是慘痛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時向在座的第三黨幹部作這樣沉痛的檢討，這是他們都沒有想到的。

  應邀赴宴的章伯鈞，這時是第三黨中央總負責人。他早在1923年在德國留學期間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周恩來、朱德等一起參加了中共旅歐總支部活動。以後他又曾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後來因不同政見而脫離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三黨的創始人之一，主要負責宣傳工作。對於周恩來所檢討的「關門主義」，他是深有感受的。

  在第三黨剛剛誕生之時，因為它不贊成中共當時倡導的工農武裝暴動等政策，把中共和國民黨改組派放在一起分別加以批評，便被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所發的一份通告中稱之為豪紳資產階級蔣介石的走狗。以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上又發表了連載文章批判第三黨的理論和綱領。

  更為典型的「孤立了自己，幫助了敵人」的「關門主義」，是這樣一件事。

  1933年冬，主張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建立了反對蔣介石集團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後來通稱福建人民政府）。在這次事變中，第三黨是主要的策動者和參與者，第三黨負責人黃琪翔等參加了這次事變的領導工作，章伯鈞還在福建人民政府中擔任了經濟委員會委員。

  但是當時正處於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下的中共中央，卻拒絕與宣布實行「聯共反蔣」方針的福建人民政府合作，不僅不給他們以應有的支援，還在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中指責說「事實上證明，這一政府還不是人民的，而且也還不是革命的」，還說：「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在後來發表的另一份宣言中，甚至稱福建事變的領導人是「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了三個月便告夭折，而中共也失去了與友軍配合粉碎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機遇……

  這件事已經過去十餘年了。抗日戰爭開始後，特別是在中國政治中心遷到重慶後，第三黨已經與中共進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雙方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親密的盟友。而周恩來卻仍然念念不忘那「慘痛的教訓」，並親自向第三黨的朋友們作出沉痛的檢討，這怎不令他們吃驚和感動！

  參加這次宴會的第三黨幹部劉宗寬後來回憶此事時，十分感慨地說了一段頗能代表幾位赴宴者心情的話：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一個政黨的重要領導人這樣親切、誠懇、精闢的談話，使我深受感動，銘刻肺腑，成為我參加民主運動的巨大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