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的團結要緊

  抗日戰爭勝利後，民盟於1945年10月1日至12日在重慶特園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以和平建國為目標的新綱領。代表們在討論中對若干問題有爭論，有的爭論還比較激烈。

  周恩來這時正忙於參加最後階段的重慶談判，與國民黨代表一起商定準備公布的談判紀要，同時他還要處理如李少石遇難這樣的突發事件，高度警惕地負責毛澤東的安全……

  在這樣緊張忙碌的情況下，他仍然關心著民盟。

  

  為了幫助民盟把這次大會開好，他曾不止一次擠出時間趕到特園，與張瀾、沈鈞儒等商談，又分批約見各方面代表，分別情況做工作。

  據一位當時曾被約見的當事人回憶，周恩來對他們說，民盟這樣一個由幾黨幾派組成的團體，在某些問題上內部存在分歧是必然的，作到求同存異就行了。堅持原則是好的，而非原則問題則可以適當讓步，以利於人民事業。依靠進步，團結中間，幫助落後，反對敵人，這條原則是不能含糊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將來政治上一定範圍的分化，這對於各種政治集團來說也許難免，不過，到非分化不可時分化了，不一定是壞事，但現在卻決不能鬧翻。

  周恩來的這些講話，很全面，很透徹，對民盟開好這次大會，擬好政綱，鞏固和發展組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國共兩黨重慶談判達成的「雙十協定」，確定了要召開中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協商會議，國共雙方還初步商定參加這個會議的代表名額是：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及社會賢達各9人。因為國共兩黨代表名額相等，社會賢達又由兩黨商定，民盟代表的態度在政協會議上就有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蔣介石深知這一道理，便千方百計拉攏民盟中的青年黨，企圖分化民盟。

  於是，青年黨節外生枝地提出，他們是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大黨，也是民盟三黨三派中最大的黨派，因此要在民盟9個代表中占5個名額。青年黨還進一步提出，如果民盟不同意這個方案，他們就要以獨立單位參加政協，民盟有多少個名額，青年黨就要有多少個名額。

  青年黨的這個意見當然遭到民盟大多數的反對，僵持不下。問題又交給國共兩黨去協商。

  共產黨方面最初堅持不承認青年黨作為獨立單位參加政協，同時堅持民盟9個代表的席位一個也不能減少。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等為此一再去到特園，向民盟負責人表示態度，並要他們堅持這個意見，鼓勵他們內部除青年黨外，今後應更加強團結，準備在政協會中共同鬥爭。

  最後，因國民黨方面堅持要青年黨占5個名額，共產黨方面為了讓政協會議得以順利召開，作出讓步，同意讓青年黨以獨立單位參加政協，給5個名額。但民盟的9個名額不能少——但這樣一來，政協代表名額總數就超出了原定數目。據羅隆基回憶：

  「共產黨於是提出，為了保持民盟9個代表名額，由共產黨和國民黨讓出名額來解決問題。兩黨讓出名額的比例是二對一，即共產黨讓兩個名額，國民黨只要讓一個。國民黨當然無話可說了。」

  關於共產黨讓名額一事，在民盟老盟員趙錫驊所著《民盟史話》一書中還有另一個說法：

  政協會議召開前夕，幾經反覆，協商出國共兩黨和民盟各8個名額。但民盟在內部分配名額時出現了矛盾：救國會分配到一個名額，由沈鈞儒作代表。這時張申府提出，救國會分南北兩派，他是北派代表人物，也應作代表。周恩來得悉此情後，又親自到特園去，對民盟領導人說，民盟內部包括的方面多，8個名額的確不好安排，中共可以讓出一個名額給民盟，讓民盟保持9名，中共只要7名。

  不論這兩種說法有何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中共方面為了民盟的團結和保持民盟的名額不被削減，主動讓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與國民黨對等的名額，使自己的名額降到了7個。這種顧全大局，以國事為重的精神，使民盟的領導人們非常感動。

  在政協會議期間，周恩來與民盟領袖張瀾相約：彼此互通聲氣，若一方要提新的方案，一定要先和另一方打招呼。這樣雙方密切配合，同頑固派進行了尖銳複雜的鬥爭，使政協會議作出了符合人民利益，有利於實現和平民主的五項決議。

  當時為準備召開國民大會代表人選的問題，曾使政協會議一度陷入僵局。因為國民黨堅持要以近十年前選好的國大代表來開國民大會，而那些代表全是清一色的國民黨人。這一辦法，不僅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反對，甚至也遭到已被國民黨拉過去了的青年黨的反對（因為原選代表中也沒有他們的人）。

  最後，是周恩來、王若飛等到特園與民盟代表團一再商量，認為為著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大前提，姑且向國民黨再作一次讓步，承認原選代表，但增加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700名、台灣和東北幾省代表150名，堅持中共與民盟代表總數共占四分之一強，堅持憲法的通過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這樣，便可防止蔣介石把國大變成他的表決機器。

  周恩來勸民盟代表團，不要為這個代表問題把政協會議弄破裂了。王若飛也說，民盟堅持反對原選代表，這個原則是對的，我們是一致的。不過以後每年都要選舉一次，這次沒有競選機會，以後一樣可以競選，這次我們雙方還可以共提幾百名代表，假使你們民盟真有困難，把你們要提的名單分一部分給我們好了，我們幫你們想法提出來。

  參加了政協會議的民盟代表羅隆基回憶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插曲——

  政協會議後，負責「調處」國共兩黨衝突的美國特使馬歇爾見中共在政協會議上作出了重大讓步，便問羅隆基，是不是民盟勸共產黨讓步的。羅隆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羅隆基說：

  「恰恰相反，有些問題還是共產黨來說服民盟讓步的。」

  他給馬歇爾講了上述事例。馬歇爾雖然政治態度上偏袒國民黨，但聽了這件事，也不由得對周恩來、王若飛二人稱讚了一番，認為他們兩人眼光的確很遠，對這次政協會議的成功，他們兩位是有很大貢獻的。

  政協會議後，繼續協商政府改組問題。政府委員總名額原定為40名，其中國民黨占20名，各方無異議，

  爭論的焦點在其餘20名的分配上。

  國民黨提出中共8名，民盟、青年黨、社會賢達各4名的方案，若如此，中共和民盟一共只有12名，超不過總數的三分之一，不能保證否決權。因此，中共和民盟都堅決不同意。中共提出要占10名，民盟提出要占6名，青年黨則提出要和民盟對等，也要占6名。民盟反對青年黨與之對等。中共支持民盟的主張，而國民黨支持青年黨的主張，雙方相持不下。

  為了打破僵局，周恩來又到特園，和張瀾等民盟領導人商量，提出十分機智的新主張：中共與民盟聯合占14個名額，這樣既能保證有超過三分之一強的否決權，又能使青年黨硬要與民盟席位對等的要求無所藉口。周恩來對張瀾說：

  「至於這14個代表名額怎樣分配，那是我們共產黨同民盟雙方自己內部的問題。民盟是一個許多黨派合組而成的集體政團，你們數目少了，不好分配，將會影響團結。在目前的政治鬥爭中，民盟的團結要緊。在這14個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們要幾個都可以商量。你們要6席，共產黨就8席，你們要7席，我們雙方就各半，你們要8席，我們就6席，你們大膽提出來，絲毫不要客氣。我們共產黨方面沒有問題。總之，民盟的團結要緊。」

  羅隆基回憶說：「這一席話使民盟在座的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感動。張瀾主席更是喜笑顏開，不知用怎樣的措詞來表達他內心的感動。」

  周恩來徵得民盟代表團同意後，馬上就在特園打電話給國民黨代表王世傑，要他將中共與民盟共同要國府委員14個席位的建議告訴蔣介石，徵得蔣的同意。並要王在半小時內回電話到特園來，他在這裡等著。

  不一會兒，王世傑的電話果然來了，告之蔣介石已同意這一建議。

  當周恩來離開特園後，民盟一班領導人都很高興，都認為中共幫民盟解決了一個參加政府席位的分配問題。否則，在民盟兩黨（青年黨已被開除出民盟）三派還加上無黨派盟員這樣的單位，若是只分配4個國府委員席位，是很難不引起矛盾的，中共真正幫助維護了民盟的團結。

  後來雖因蔣介石出爾反爾，中共與民盟只被同意共占13個席位，即只能占三分之一弱。以致形成長時間的僵持局面，使政協會議終無結果。但周恩來設想的方案，已使國民黨理屈詞窮，更加暴露其堅持獨裁的頑固面目。而民盟則更加感佩中共對民盟的信任和鬥爭策略的高明。

  當年周恩來成了特園最受歡迎的常客。

  他不僅在這裡與民盟人士共商國是，還在這裡以中共代表團名義舉行記者招待會，在這裡與國民党進行談判……

  一次，特園主人鮮英約定周恩來到他家來吃飯。但等到飯菜都涼了，周恩來還沒有來。鮮英知道周恩來一定又被公務纏著了，便只好叫家裡人先吃。

  一家人都已吃完飯，快下席的時候，周恩來才匆匆趕來了。他一見到鮮英，就連連道歉，說讓他們久等了。鮮英忙叫人去告訴廚房另做幾樣菜來，周恩來趕緊攔住說：

  「不用了，將就吃點就行了。天天幾十個人在你們家進出談話，光準備煙茶就夠麻煩了，不能再給你們增添麻煩。」

  他一邊說，一邊端起碗，就著桌上的剩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

  鮮英坐在一旁，感慨萬端。他後來多次對家人說起這件小事，他說，周恩來為國事整日操勞，生活卻如此儉樸，還處處為他人作想，這同那些只知道吃喝玩樂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比起來，真是有天壤之別啊！

  那時進入特園大門後，要走過較長的一段路，再爬上80多級沿山修築的石梯，再走一段約百米長的石板路，才能到達高踞於10級半圓形台階上的鮮宅大門。鮮宅主樓達觀樓位於小山頂上……

  社會的變遷已使這片地方面目全非，當年特園的核心建築，接待過若干歷史人物，見證了若干歷史事件的達觀樓，也已毀於「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內戰」的野火。

  沒有任何照片（更不用說電影鏡頭）紀錄下當年周恩來步履匆匆奔走在這條路上的身影。

  但是人民會記住他的辛勞。歷史會記住他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