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伸出無私援助之手

  民盟自成立之時起，就陷入重重困難之中。

  民盟成立時是秘密的，在國民黨統治區沒有合法地位，不能公開活動。而要公開民盟組織，又怕遭到蔣介石的破壞。左右為難中，民盟領導人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先到香港辦一份報紙，作為喉舌，爭取國外的同情與支持，將民盟組織在海外公開，造成既成事實，使國民黨無法設置障礙。

  3月28日，即民盟正式成立後不到10天，梁漱溟來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向周恩來談起了這一計劃。周恩來深表贊同，當即寫信給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負責港澳及海外統戰工作的香港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兼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熱情介紹了梁漱溟，要廖給予支持。

  梁漱溟一介書生，到達香港後，本來還想儘量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任務。誰知港英當局卻有許多令他頭痛的規定：辦報要先立案，交付押金，還要有擔保人；要請律師，也要先交一筆錢，以後每月還要交錢；印刷廠印報也要先付錢……

  

  最使梁漱溟為難的是，他帶去的錢不多了。這也要錢，那也要錢，他真是一籌莫展。

  正當此時，得到周恩來關照的中共組織主動找上門來了。廖承志囑咐正奉周恩來之命在香港創辦《華商報》的范長江，要他以一個南洋僑商的名義，資助了四五千港元給梁漱溟，解決了梁漱溟的燃眉之急。

  在中共支持下，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順利出版了。

  然而，好事多磨。

  香港各家外國通訊社規定，發表政綱必須有政團同盟的通訊地址，並要有領導人簽字負責。

  民盟是一個在抗日救國大旗下團結起來的政治聯盟，成立之初，仍很鬆散，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約束，凡是入盟的黨派成員和領導人，都有兩重身份，既是民盟盟員，又是另一黨派成員。政治素質本不一致，對待問題的觀點自然不同，因此一開始就有分歧。

  一個政黨要有政綱。而民盟領導成員們對政綱的討論一直各執己見，久拖不決。黃炎培在政綱上作了多次修改，仍然莫衷一是。他不願在這樣的政綱上簽字負責，加之其他原因，便欲辭去主席一職。這時有人提議改推國社黨的張君勱負責，但青年黨又不同意。

  最後，由梁漱溟提議，在周恩來協助下，商請無黨無派而又德高望重的張瀾出任主席，這才得到一致通過。

  張瀾就任後，首先主持改定了政綱，稱為「十大綱領」，獲得一致通過。由張瀾、羅隆基、章伯鈞、左舜生聯合署名，與民盟宣言和成立啟事等一併送往香港《光明報》發表，並譯成英文，發給英美各國在港的通訊社記者，由他們向各自國家發布消息，

  這樣，民盟就在海外公開了。

  蔣介石聞訊大怒，責令追查此事。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迅即下令不准報刊發表有關民盟的消息和評論。

  立法院副院長劉維熾到了香港，請求港英當局不要讓《光明報》出版，但因《光明報》已辦好立案手續，請好律師，港英當局不便再阻止其出版。

  不久，立法院長孫科又到了香港，他大罵民主人士是中國抗戰中的「第五縱隊」，誣衊說「民盟在重慶成立」的消息是梁漱溟的招搖撞騙，並信誓旦旦地聲稱，對此事「在公在私俱無所聞」「絕無其事」。

  ——第五縱隊原為西班牙內戰時在共和國內部暗中進行破壞活動的叛徒、內奸、間諜的總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對被收買而暗助外敵的內奸的流行稱呼。

  孫科這一說法，迫使民盟不得不公開亮相了。

  於是，民盟領導人便第一次以民盟組織名義，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舉行茶會，招待國民參政會參政員50多人，在茶會上向各參政員正式宣布民盟已經成立。這樣，民盟在國內也就公開了。

  然而，事情還有磨難。

  民盟闖過了成立組織這道難關。內部矛盾又變得激烈起來。青年黨是民盟的右翼。蔣介石見已經不能阻止民盟的成立了，便又想通過青年黨來控制民盟。青年黨仗著黨員多，力量強，由其領袖左舜生把持民盟中央事務，與盟內其他黨派成員衝突不斷，使這個新的政治聯盟面臨破裂的危險。

  周恩來深切關心這個民主黨派的健康成長，為促進其團結、進步，作了不少工作。多年後，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回憶了這樣一件感人的事。

  那時候，身任民盟中央組織部長的章伯鈞天天要找左舜生談判，遇到問題，他常去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說，只要有一點點進展，也應該跟左舜生談，儘量爭取他。

  章伯鈞每天為民盟的團結奔走。有一次，他跑得餓了，隨便在小飯店裡吃了一頓飯。沒幾天，他夫人李健生發現他的大便里有膿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說，已經與周恩來約定上午10點見面，不可失約。就這樣，他還是堅持出去工作了。

  兩天之後，章伯鈞終於病倒了，住進了重慶的「武漢療養院」。經檢查，他得了痢疾，發燒很厲害，昏迷不醒，醫生說有生命危險。要用盤尼西林（即青黴素）搶救。那時盤尼西林是進口貴重藥物，而且只有從美國軍隊那裡才能買到。

  這時周恩來來了，了解情況後，果斷地說：

  「一定要治好伯鈞。買盤尼西林，錢由我們出。再貴也要買，救人要緊！」

  打了幾針盤尼西林之後，章伯鈞得救了。出院後，周恩來還再三叮囑他：

  「今後千萬要注意，別在小飯館吃飯，那兒不衛生……」

  切不要以今天中共處於執政地位時的情況來想像當時。在當時，「錢由我們出」，這可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第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曾於1942年9月來到重慶，在紅岩嘴住到1943年6月。在他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當時重慶的許多物價數字。據他記載，當時紅岩嘴工作人員的物資供應情況是：津貼，電台最高15元，最低9元；夜餐每人每月45元不分等級；保健分180、140、100三等，「以身體、工作、資歷為標準，任何人均可享受」……

  而這些錢可以有多大用途呢？他記載了當時重慶城裡的公共汽車票價，「每次3元不論遠近」，按此計算，最高的津貼費15元，只能乘坐公共汽車5次，最高的保健費180元，只能乘坐公共汽車60次。

  伍雲甫還記下了他和周恩來一起吃的一頓飯的有關數字。那天下午他們在城裡看話劇《北京人》，看完後已是晚7時，若回紅岩嘴，已過了晚餐時間，周恩來便請他到一家名為「三六九」的小餐館去吃飯。伍雲甫在日記中記下了當時餐館的物價數字：

  「炒鱔魚一小盤廿元，素餃子（比兩個指頭略大一點、內中餡子為白菜筍子）每隻一元，飯每小碗一元，清白菜湯每碗六元，小費加一。」

  若按此價，則紅岩嘴的最高津貼費買兩碗清白菜湯都還不夠，最高保健費也只能吃到九小盤當時葷菜中最低檔的炒鱔魚（還不算小費）！

  周恩來就是在經濟如此拮据的情況下向民盟的朋友們伸出援助之手的。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周恩來致電廖承志、潘漢年等，詳細部署了撤退困留在香港的愛國人士的大規模營救工作。在共產黨人想盡辦法，冒著危險，耗費了極大的人力、財力，將包括民盟機關報《光明報》負責人梁漱溟及其報社全班人馬在內的大批愛國人士安全轉移到內地的時候，國民黨頑固派卻是另一種態度。在當時周恩來發給延安的《南方局統戰委員會關於爭取中間分子之經過及其經驗報告》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頑固派幸災樂禍，以為香港失陷，民主同盟的老巢傾覆了，於是加緊對他們的壓迫……」

  為了擴大抗日民主力量，民盟中央執委會在1942年底派宣傳部長羅隆基去昆明籌建雲南支部。周恩來表示大力支持。他與民盟主席張瀾商議後，特派周新民、李文宜前往昆明協助工作。周、李二人行前，董必武還對他們作了有關廣交朋友、擴大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具體指示。羅隆基後來在回憶「共產黨對民盟始終採取鼓勵、支持和幫助的態度」時，就曾感慨地談道：

  「1941年我在昆明創辦民盟支部的時候，共產黨在昆明的地下黨組織是予以全力的支持的。那時候共產黨地下黨員周新民在重慶已經參加了民盟，他特地來昆明的雲南大學教書，實際上他到昆明來，是來幫助民盟發展工作的。不久，地下黨員李文宜也到昆明來進行婦女工作。昆明的民盟支部後來發展得比較好，成了當時昆明學生運動的推動力量，實際上這是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對民盟工作的支持和鼓勵的結果。」

  羅隆基還進一步總結說：

  「民盟在昆明的情況是這樣，民盟在西南和西北的各城市中能夠得以成立和發展，情況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