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親共的奧秘 千金小姐回到康公館

  1940年初夏，四輛破舊的卡車從延安楊家嶺駛出，在盤旋於西北黃土高原的簡陋公路上揚起陣陣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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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隊中第二輛汽車的駕駛室里坐著周恩來。

  因國內政治局勢險惡，國民黨頑固派已在醞釀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江南抗日前線的新四軍和中共在大後方的基層組織面臨極大的危險。到蘇聯治療臂傷後回到延安的周恩來，受命返回重慶，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迅速解決這些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

  經過了一路上的長途顛簸，在5月的最後一天，周恩來一行風塵僕僕地回到了重慶紅岩嘴。

  周恩來回到重慶後，立即馬不停蹄地展開了工作。

  6月初，他會見蔣介石，申明中共立場，批駁頑固派為掀起反共高潮而製造的謠言，力圖維護團結抗戰局面。

  6月5日，他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幹部會議，作有關形勢和任務的重要報告。

  6月15日，他主持南方局常委會，聽取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關於新四軍工作的匯報。

  6月16日，他出席南方局常委會，聽取湘鄂西區黨委書記錢瑛的工作匯報。

  6月17日，他在南方局常委會上對新四軍工作作總結髮言……

  在此期間，周恩來還多次約見已再次離開新四軍領導崗位的葉挺，同他進行耐心細緻的談話，對導致他離職的內部矛盾給予妥善解決，促使他安心回到新四軍去。

  就是在這樣的緊張、忙碌中，周恩來還細心周到地辦了這樣一件事。

  與他從延安同行回到重慶的人中，有一位穿著十八集團軍制服的年輕姑娘。

  這天，在紅岩嘴的一個房間裡，那姑娘脫下軍裝，換上了周恩來囑咐為她特地製作的旗袍，鄧穎超等人還幫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變成了一副大家閨秀、千金小姐的模樣。隨後，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陪同她驅車前往重慶城中名叫領事巷的小街，來到一幢高牆大院的舊式公館……

  原來，這位年輕姑娘名叫康岱沙，是重慶著名民族資本家康心之的女兒。

  兩年前，已是中共地下黨員的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學生康岱沙，為了參加抗日工作，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和登報脫離父女關係的威脅，毅然離家出走去了延安。

  不久，康岱沙祖母去世，母親思念女兒，憂慮成疾。康心之無奈，只得找到周恩來，再三懇請他幫忙把女兒找回來。

  周恩來答應了。但他於1939年夏回到延安後，不久即因意外手臂骨折而去蘇聯治療。治療期間，他還受命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工作……經過近一年的奔波、操勞，他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之中，並沒有忘記重慶那位資本家康心之拜託他的家事。這次回重慶前，他把康岱沙找來作了耐心細緻的談話，說服了這個一心想到抗日前線去的熱血青年，回到她早已決心與之決裂的重慶家中去，為抗日大業作另一條戰線——統一戰線的工作。

  康家當時是重慶有名的大資本家家庭。康心之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會會員，曾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北京大學史地系主任、教授。除老大外，下邊三個兄弟都是著名民族資本家。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並曾兩度出任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銀行總經理，重慶天府煤礦、東林煤礦董事長，西南實業協會常務理事；老四康心遠是寶豐公司總經理。

  在陪都重慶，康心之還有一個美名「孟嘗君」。因為他結交了許多國民黨的黨政要員和社會名流，他的公館裡常是高朋滿座，有的著名人士如馮玉祥、于右任、邵力子等還在他公館裡常住。

  周恩來十分重視對康家的工作。他對康岱沙的回家，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在百忙中專門抽出時間，幫助康岱沙對家庭主要成員、重要社會關係，以及他選擇的一些統戰對象進行了具體分析，他指出，對國民黨元老、地方實力派和某些工商業者，不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時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資本家剝削工人，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但他們還是要抗日的，願做愛國的企業家和生意人，可以為抗日做點貢獻。他還指導康岱沙如何運用區別對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這些人的統戰工作。

  周恩來還特別叮囑康岱沙不要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甚至對她的父親、親友可能對她提出的問題，和她在這個環境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都作了設想並考慮了答案。康岱沙多年後回憶到這件事時，感慨地說：

  「恩來同志真是手把手地教我。比如他說，如果家裡人要問你去延安這麼久了，怎麼還不是共產黨員呢？你就說他們看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來的，我的生活習氣不同於工農，不會要我入黨的。再問的話，你就說是加入了青救會，多的就不要談了。如果你一暴露，就會產生無窮的問題。」

  為了防止回家後閒著，家裡人會催逼康岱沙結婚，周恩來還教她，回家後先把中耳炎病治好，再向父親提出要繼續讀書，要求送她到美國留學，不行的話就爭取考上國內的大學。

  從此，康公館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據點。1941年夏，由一批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人士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成員，少數中共黨員組成的中共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習稱「小民革」），就是在康公館召開的成立會。

  康岱沙回憶周恩來親自對她家做統戰工作的情況時說：

  「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來材料，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有時，親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談的機會，同每個成員接觸、交談，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相機做些工作，好從側面了解國民黨內有關情況和統治階級內部關係，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於判斷形勢，制定政策。」

  「恩來同志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體的數字，利用開座談會的機會，列舉事實，有力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對民族經濟的敲詐勒索，用材料和數字說明事實真相。這種有理有據的談話，使得我父親等人對恩來同志和我黨十分欽佩和信服。在家人聚會時，談起恩來同志常常是讚揚不已，心服口服。」

  後來，因康岱沙在成都光華大學讀書時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過一次，並有再次被捕的危險，周恩來決定將她再送到延安去，並向康心之說明了情況。康岱沙臨走前，周恩來特地安排讓康心之到紅岩嘴看女兒一次。當時汽車不能直接開上紅岩嘴，周恩來他們平時都是在坐車到山下，再沿小路爬坡上山。這次周恩來十分周到地叫辦事處專門準備了一乘滑竿，將康心之抬著上山。那天因周恩來在城裡參加國共兩黨談判，不能回紅岩嘴，便讓辦事處處長錢之光代表他接待康心之，並招待康心之吃了一頓飯。

  康心之這次不再阻攔女兒去延安了，還托女兒帶了兩條「三五牌」香菸，請她轉給毛澤東先生，並替他向毛先生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