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造就了健康的環境
2024-10-04 06:53:12
作者： 何蜀
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出現了一樁引人注目的事件——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共培養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共產黨員作家、翻譯家王實味，延安出版的一部分馬列著作的主要翻譯者，因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野百合花》等雜文獲罪，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開除中共黨籍，被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領導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康生下令逮捕，不久被殺——這一冤案，在近半個世紀之後的1991年終於得到徹底平反昭雪。
這一事件當時也波及到了重慶。
當時中共中央發起的整風運動是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因此在重慶的中共報刊《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也就陸續刊登了范文瀾、艾青、潘梓年等批判王實味的文章。
這在重慶引起不小的震動。國民黨方面自然趁機攻擊中共；而文化界人士則對中共如此批判一個文化人大不理解，感到疑慮、困惑。
這時，《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新華日報》專門反映各界朋友呼聲的《友聲》專欄，在12月10日（即王實味在延安被捕前後）發表了《一個黨外人士的話》，署名蘇德鄰。
文章說：「近來有所謂『野百合花事件』的傳說，喧騰眾口，形諸黨報黨刊，據說這個事件在延安鬧得相當厲害，但在重慶也鬧得不能不算厲害了。」作者沒有依照其他批判文章的調子將王實味稱作「托匪」「奸細」「特務」，而說王實味是一個文化人，文章說，「有些文人，尤其是沒有受過磨鍊的文人，都不免有一種壞習氣，就是喜歡意氣用事，憑著個人的主觀判斷事物，自命不凡，說話往往誇大得沒有分寸，有時甚至近於說謊造謠。」把已經被定性為「托派奸細」、「特務探子」的王實味，輕描淡寫地（現在來看應該說是頗有分寸地）說成只是由於文人的壞習氣而自命不凡、說話沒有分寸，並且還進一步說：「我個人覺得，所謂『野百合花事件』實在不值得那樣宣傳，宣傳的效果未必是正的，也很可能是反的……」
顯然這是與此前中共報刊上發表的批判文章極不協調的。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王實味時，著重批判了他的《野百合花》等「揭露陰暗面」的文章是對延安現實的歪曲、誹謗，而蘇德鄰的這篇文章卻特別說到，延安的工作上不會沒有缺點，延安的人既在整風，就表明要努力改正缺點，「我們只希望他們自我檢討做得更加徹底，更加坦白，完全不怕暴露出自己或大或小的瘡口。越能這樣的人才越是康強有為的人。假如有了瘡口而只用一張膏藥貼起來，或者指著別人的瘡口以為藉口，說自己的瘡口是應當的，那就要令人嘆氣了。」
這已經近乎於為王實味幫腔了。
這樣一篇小小的文章，當然是不會對王實味案起到什麼作用的。不過，在當時的形勢下，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新華日報》，為什麼能夠刊登這樣的反映「逆耳之言」的「友聲」（而且事後並未對此進行批判、「消毒」）？這是耐人尋味的。
侯外廬回憶往事時的一段話，或許可以為這件事作一個小小的注釋：
「重慶時期，就拿史學來說，同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彼此的學術觀點可能大相逕庭，對具體疑難問題的歧見，更是俯拾皆是。甚至文人中間幾千年遺留下來的相輕陋習，不利團結的閒言碎語……也都存在著。但是，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唯獨不存在自己營壘內部以勢壓人的過火鬥爭。」
「唯獨不存在自己營壘內部以勢壓人的過火鬥爭」！
無庸諱言，這種「自己營壘內部以勢壓人的過火鬥爭」，當時不僅在延安有，在中共領導的其他根據地也時有發生。而在周恩來所在的重慶，這種鬥爭「唯獨沒有」，這雖然有歷史環境方面的特殊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顯然是周恩來所起的作用。因此，侯外廬感慨地說：
「是他，一手造就了這個健康的研究環境。」
其實，何止是研究環境呢。
1943年底，中共中央宣傳部對《新華日報》《群眾》周刊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在「七、八、九月，黨對反共高潮嚴厲反擊」，而《新華》則「大捧」林森等國民黨要人，「這是失掉立場的。即在平日，對蔣介石、國民黨亦不應人云亦云」。
當時周恩來已經回到延安，由董必武主持了《新華日報》的整風，幾位有關當事人章漢夫、陳家康、喬冠華和夏衍都受到了批評。
據夏衍回憶，章漢夫是因為在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時讓《新華日報》全文刊出了中央社發的消息和照片，並圍了一個很大的黑框。陳家康、喬冠華和夏衍，則是因為在副刊上寫的文章有錯誤，有的對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作了不正確的過高評價，有的是宣傳乃至欣賞了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另據喬冠華回憶，他受到批評是因為他在《中原》雜誌上發表的《方生未死之間》一文談及大後方進步作家的創作時，片面強調了「到處都有生活」這個觀點……
夏衍回憶說：
「這次小整風批評是坦率、尖銳的，但並沒有什麼『殘酷的鬥爭』。……我們這幾個人都作了自我批評，但並不覺得因此而背上了包袱，所以我們還是繼續不斷寫文章。」
這次批評所涉及的，已經不是「學術研究」上的不同意見，而屬於政治性的問題了，即使如此，南方局也並未把問題往「政治」上、「階級鬥爭」上拉，展開「殘酷的鬥爭」。
這時雖然周恩來已經不在重慶了，但他領導下造就的健康環境仍然保留了下來。
周恩來還十分珍視保護這個「健康環境」。他於1945年1月18日從延安發往重慶的《關於大後方文化人整風問題的意見》中，特別作了這樣的強調：
「即便對文委及《新華日報》社同志的整風，歷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檢討的中心仍應多從目前實際出發，顧及大後方環境，聯繫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導同志們更加團結，更加積極地進行對國民黨的鬥爭，而防止同志們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緒的增長。」
不要小看了這幾句話，這裡面包含著周恩來親眼目睹了延安整風運動審干工作中那個一度搞得人人自危，冤假錯案迭出的「搶救運動」之後，為保護中共在大後方好不容易才造就的「健康環境」而費盡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