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切不要強加於人

  「讀書會」這個名稱，現代人已經十分陌生了。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信息傳播媒介的增加，人們已經很少聚在一起交流讀書心得了。

  在當年，讀書會曾經是一個十分有益的學習園地。

  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南方局為了幫助重慶的一些文化、學術工作者提高理論、政策水平，組織他們建立了一些不同形式的讀書會。

  當時，一個由幾個理論工作者組成的讀書會，在學習交流中，把唯心主義哲學家馮友蘭、賀麟視為對立面，每次聚會，都對這兩個人的文章進行研究、批判。大家都覺得這是十分正常的，沒有誰會感到有什麼不妥。

  有一次，周恩來到讀書會來，正碰上這些理論工作者們在頗為熱烈地談論這個話題。

  聽了好一會兒，周恩來發言了。他平靜而中肯地對大家說：民族大敵當前，在千千萬萬種矛盾中間，學術理論界也面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們和馮友蘭、賀麟在階級立場上，矛盾固然是尖銳的，但畢竟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學術理論上最危險的敵人，是國民黨右派的妥協投降理論，我們鬥爭的鋒芒應該對準陳立夫的「唯生論」。

  周恩來一席話，說得這些學識淵博的理論工作者們心服口服。

  像這樣的事情，當時在重慶的理論工作者們還可以舉出不少。

  西南聯大教授、歷史學家雷海宗主編的刊物《戰國策》，對中共態度不友好，《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組織了批判「戰國策派」的文章，《新華日報》負責人章漢夫親自寫了評論《戰國派的法西斯實質》，點了雷海宗的名。另一次，曾因救國會七君子案被捕入獄的前南京救國會負責人、抗戰期間從事農村經濟工作與研究的孫曉村主編的一家經濟刊物，有文章說了不利於統一戰線的話，受到了許滌新等中共理論工作者的批判……周恩來得知後，都一一向這些同志指出，從抗戰的大局出發，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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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還特別注意培養良好的學術作風。他經常向這些理論工作者強調，學術上的是非真偽，要通過深入研究、充分討論、詳盡說理來解決。切切不要強加於人。強加於人不僅不能達到目的，相反還要失去群眾。

  「切切不要強加於人」，這是周恩來反覆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

  著名共產黨員作家夏衍也曾回憶到周恩來當年在重慶對他作過這樣的叮囑：交朋友的面要廣一些，對於政治上，文藝思想上意見不同的人，對他們也要和和氣氣，切忌劍拔弩張，這方面我們犯過錯誤，吃過虧，千萬不要再犯。

  1945年1月18日，周恩來從延安給南方局發來《關於大後方文化人整風問題的意見》，指示「文化人整風只限於文委及《新華日報》社兩部門的同志」，不要擴大到黨外文化人，「否則，抽象地爭論世界觀、人生觀，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對歷史問題的爭論，以致鬆懈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鬥爭，招致內部的糾紛，這是很要慎重的。」並提出不要以延安文教大會的決議和內容來衡量大後方文化人的工作。

  這個意見，也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切切不要強加於人」的一貫思想。

  侯外廬在回憶當年讀書會生活時，總結了這樣一段話：

  「周恩來同志很關心我們的讀書會。每逢我們集會，只要他能抽空，總趕來參加……他每次出席讀書會，都給大家帶來信心和力量。有時，因為形勢不利，與會者顯得不活躍的時候，周恩來同志出現在大家面前，總是談笑風生，甚至講點笑話；當我們討論熱烈的時候，他則通常是靜聽不語。在我的印象中，周恩來同志與會時，讀書會的成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問什麼就問什麼，大家絲毫不覺得拘束。有時，他也發言，那是一種完全以平等身份發表意見，探討問題的發言。」

  時而談笑風生，時而靜聽不語，「完全以平等身份發表意見，探討問題」……這就是周恩來！

  作為一個政治家，要做到「談笑風生」是容易的，要做到「靜聽不語」也是不難的，但要做到「完全以平等身份發表意見，探討問題」，則不是「做」得出來的。

  沒有人稱周恩來為「導師」，但他實在是一個十分高明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