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導師 變不利形勢為研究機會

  1941年皖南事變後不久的一天，一個高個子、高額頭、三十多歲的男子，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走進重慶城西北角上的曾家岩小巷。他雖然貌似悠閒，但卻一路上十分小心地以警惕的目光瞥視著兩旁。來到曾家岩50號大門口，他突然一閃身拐進了那光線昏暗的門廊……

  來人是住在重慶遠郊北碚歇馬場鄉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早在1928年旅法學習期間，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他在以國民黨太子派頭子孫科為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主編《中蘇文化》雜誌。因為有這樣一個公開身份，所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皖南事變後撤退、疏散人員時，徵求了他的意見，經過研究，決定讓他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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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同志們一個個疏散、撤離了，一度有點生氣的山城重慶，變得死一樣沉寂下來。特別是侯外廬又居住在遠離市區的鄉間，離歇馬場那條鄉間小街都還有兩公里路，更是感到寂寞難耐。

  以往，他每周總要到曾家岩50號去一次，多是為《中蘇文化》雜誌的事去請示——這個雜誌名義上是由國民黨人把持的，實際上卻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得到周恩來經常的關注和指導，成為中共在《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之外，可以公開宣傳社會主義，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陣地。

  皖南事變後，形勢嚴峻，南方局文化組長徐冰告訴侯外廬，輕易不要再去曾家岩50號了，以防不測。

  但是，侯外廬感到在這種局勢下沉悶得透不過氣來，終於沉不住氣了，決心去找周恩來，向他傾訴心中的苦悶，希望他能布置點工作。

  見到了周恩來，看到他那神態自若的樣子，聽著他那跟往常一樣爽朗的談笑，侯外廬又不好意思訴苦了。只是在周恩來問起《中蘇文化》編輯部情況時，侯外廬才話外有話地說了一句「編輯部的工作是有限的」，流露出了浮躁不安的情緒。

  周恩來睿智的目光緊盯著他，想了想，親切地說：

  「形勢不利於大規模地搞公開活動，但這也是一個機會。有研究能力的人，盡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坐下來搞點研究。抓緊時間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幾個問題，想寫什麼書，趕快把它寫出來。」

  說到這裡，周恩來又帶著笑，抱著兩臂，以打趣的口吻說：

  「等革命勝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個時候，大家就更忙啦。你們想研究問題，寫書，時間就更難找啦！」

  多年後，侯外廬回憶這次見面時，感慨地寫道：

  「短短几句話，說得我豁然開朗。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的，在困難的時候他鼓勵同志，往往不是講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對革命必勝的信念來感染你。那天的一席話，在抗戰最艱苦的日子裡，自然還不只是必勝的信念，周恩來同志早已成竹在胸，他是在向我展現他心中早已繪成的革命勝利後新中國的藍圖。還有什麼語言的力量能比得上它呢！我頓時勇氣倍增，立刻明白自己應該做什麼，以及怎麼去做。」

  在那次談話中，周恩來還跟侯外廬談到學術界的情況。令侯外廬驚異的是，周恩來對學術界的情況了如指掌，對侯外廬的個人經歷也十分了解，甚至還清楚地知道，因為王亞南與郭大力合譯的《資本論》已經出版，侯外廬持續了十年之久的翻譯《資本論》的工作已經不得不遺憾地中斷，而另外著手進行新史學的研究工作。周恩來給予他充分的理解，鼓勵他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地的開拓和建設。

  侯外廬就從這時開始，全力投入了史學方面的著述。陸續完成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兩部著作。

  這以後，周恩來向他提出，希望他根據時代的需要，研究一些中國近代史或近代思想史的問題。侯外廬又把目光投入新的領域，寫出了《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

  這一系列著述，為侯外廬以後研究中國思想通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一個新型的史學工作者就這樣迅速成長起來了。

  周恩來這種「變不利形勢為研究機會」的方法，使當時陪都的學術工作者們獲益匪淺。正是在這種方法指導下，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翦伯贊的《中國史綱》、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等著作，陸續在那迷霧籠罩的環境裡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