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藤摸瓜，深究其源

  雍正認識到胤禩集團的殘餘力量才是自己的心腹之患。曾靜案發，為自己提供了良機，他要不失時機地予以毀滅性打擊，殺一儆百，爭取輿論優勢。

  

  為查找此案根源，雍正對張熙、曾靜的供詞詳加推敲。

  張熙在川陝總督衙門受審時，曾昂然供稱：「我輩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呂晚村，號東海夫子。我曾親自到其家，見其所著《備忘錄》並《呂子文集》。惜其子孫不肖，忽背先志，貪慕榮利，已作仕宦，可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錄詩冊，即晚村作也。」

  曾靜也供稱：他的「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的反清排滿言論來源於呂留良的《呂晚村文集》，他供稱：「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儘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滑，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占據去了。」「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舉凡一切言論，皆當以他為宗羲。」於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地發論至此。」雍正把注意力轉向了這個呂留良。

  呂留良，安莊生，號晚村，又名光輪，字用晦，浙江石門人。崇禎二年生。少年時期即有文名，十二歲時在家鄉與人結文社，明亡後曾散家財，結客謀圖恢復。順治十七年即二十五歲時參加科舉，中秀才，此後連年周旋於科場，心跡相違，苦悶已極。後頗悔之：「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八年倦容違心做，九日寒花滿意開。」康熙五年，他執意不再入科場，拒不參加學政按臨的科考，被取消秀才資格。遂歸隱故里南村，躬耕隴畝，以「天蓋樓」為名刻選時文，著述授徒。於是聲名大噪，被人們尊為「東海夫子」。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詞科；一般讀書人頗以被舉薦應試為榮。浙江巡撫薦舉呂留良，他以死拒不應試。康熙十九年，郡守又欲以「隱逸」「舉薦」，呂留良吐血滿地，枕上剪髮，報僧衣以示拒絕，更法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於吳興妙山築「風寸庵」隱居講學，門人弟子眾多，影響也很大。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終年五十五歲。其後人將其詩文彙編刊刻，成書有《呂晚村詩集》》《呂晚村先生文集》、《慚書》、《四書講義》、《論文匯鈔》、《八家古文精選》及評選的明文和清人時文等。

  呂留良和一般的明朝遺民不同，一般遺民的「抗清」只是吟詩，作文暗寓譏諷，發些牢騷而已，而呂留良卻是一個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理論，同清統治者是格格不入的。他主張皇帝和臣子的關係，不能同父子關係一樣，而應當以義為重，反對尊君卑臣的風氣。他還主張把驅逐異族統治者，恢復漢人的天下，看作是比君臣之義更重要的道德原則。這些思想顯然是反對滿洲貴州統治的，所以雍正皇帝說道：呂留良寫的文章和日記，全是叛逆的詞句，凡是做臣子的，都會不忍看，不忍讀，不忍寫出來的。這說明清政府對呂留良的反清思想是深惡痛絕的。

  據張熙供稱，曾靜遣其投書策反岳鍾琪謀清的直接動因就是肇啟於呂留良的反清著述。呂留良有《時文評選》留世。所謂時文評選，就是選出有代表性的古今八股文進行分析評論，幫助士子掌握八股文要義。曾靜多次應試科場，所以對呂留良的《時文評選》不能不加以留心。從順治十二年到康熙十二年，呂留良評選的時文多達二十餘種，想圖科舉進身的讀書人無不奉為經典，於是不脛而走，「風行海內，遠而且久」。事實上，呂留良已不僅僅是一個批選八股文的專家，而且儼然成為一方社盟的宗主，一言一行，都為人們所信服、景從。對於多次落第而又心所不甘的曾靜，呂留良其人其文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曾靜千方百計地弄到了呂留良的全部遺書後，對這些著作，「始而怪，既而疑，繼而信。」反清思想逐漸激烈。他經常和呂留良的門生嚴鴻逵等人來往，並把反清的思想變成了投書策反的實際行動。

  雍正理清了曾靜等人的思想來源於呂留良之後。雍正決意把現行犯和思想犯一併辦罪整治。而且他更看重後者！他深知思想上的叛逆比具體行動更為危險。雍正的「上諭」指出，以前浙江發生過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海寧、平湖也有「騷動」，那都是呂留良思想的「遺害」，如今曾靜、嚴鴻逵等人，相距千里，居然能夠相互呼應，共謀反清，可見問題嚴重，非加嚴辦不可。

  十月，雍正派副都統海蘭，十一月，又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祿作為欽差急赴湖南，協同巡撫王國棟，將曾靜、劉之珩（原永興縣教諭，曾靜好友）、陳立安（劉之珩的學生）、陳達（陳立安之子）、張新華（張熙之父）、張照（張熙之兄）、張勘（曾靜的學生、張熙的堂叔）、譙中翼（華容縣七十二歲教書先生，與曾靜一樣崇拜呂留良）、譙大谷（焦中翼之子）、曹珏、廖易（都是曾靜的學生）等，全部拿獲。另外又在陝西寶雞縣拿獲毛儀（貢生，張熙赴陝路經他家）。同時命浙江總督李衛查抄已故呂留良家，將呂留良之子呂毅中、呂黃中、長孫呂懿歷、沈在寬（嚴鴻逵的學生）等拿獲。命江南總督范時繹將車鼎豐、車鼎賁（因沈在寬在其家教書，張熙去江南時曾在他家住過，並接受銀一兩）、孫用克（字學顏，張熙聽說他學問好，並未見過面）等拿獲。接著，分別在湖廣、浙江、江南等地反覆刑訊，最後確認曾靜等並不是一個有計劃的組織嚴密的謀反集團，根本沒有六省「在我一呼可定」的安排和可能。雍正心裡石頭落地，平靜下來，命將案內各犯解送北京，交刑部進一步審理。

  那麼宮中發生的事情又何以外傳呢？經過明察暗訪，雍正還弄清了曾靜投書中指斥他「謀父」，「逼母」等「十大罪狀」，是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禵之「逆黨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以為實之所致。」於是，雍正立即採取措施，首先打擊他認為威脅最大的諸皇子殘餘勢力。

  按照雍正的經驗，因為仇敵某人，而對其人造謠誹謗，以泄其私忿，這樣的事並不鮮見。他早就料定胤禩等人的黨羽「必有怨望之詞」，「但不料其誣衊詆毀，怪誕奇特至於此極，亦並不料曾靜、張熙輩遂信以為實，而便生背叛之心也。」他進一步認識到胤禩集團的殘餘力量才是心腹之患。曾靜案發為自己提供了良機，要不失時機地予以毀滅性打擊，殺一儆百，爭取輿論優勢。因此他首先下令追查謀反書中關於雍正失德罪狀的來源。

  關於雍正繼位製造的種種議論，曾靜供稱：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胤禩天下，皇上（指雍正）將「十」字改為「於」字而篡了位；又說「聖祖在暢春園病重，皇上給聖祖端碗人參湯，聖祖喝了後便駕崩了。」關於逼母，說是雍正逼太后在鐵柱上撞死，人言可畏，這直接關係雍正這個皇帝寶座是否能坐的大問題，因而他決心清除心腹隱患，不惜以萬乘之尊同犯人逐條辯論。「你是怎麼知道的？」「何以聽聞？」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證之」，等等發咒和質訊，確實惹怒了雍正。

  另外曾靜還供認，他是聽安仁縣生員何立忠和永興縣醫生陳象候說的。何、陳供稱此皆聽聞於茶陵州看風水先生陳帝西。陳帝西供認是他在往衡州路上，聽四個北方漢子講的：「岳老爺上了諫本，不知避諱，恐怕不便。」「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根據這一線索，輾轉追查，發現自雍正五年（1727年）四、五、六、七月發往廣西的軍犯即胤禩集團的黨羽、心腹太監，有達色、蔡合科、馬守柱、耿桑格、六格、吳守義、霍成等七人。這些人從京城南下廣西「沿途稱冤，逢人訕謗」。凡遇村店城市，高聲呼招：「你們都來聽皇帝的新聞，我們已受冤屈，要向你們告訴，好等你們向人傳說。」「只好問我們的罪，豈能封我們的口！」又查出原軍充軍東北的胤禩集團親信，有八寶、何玉柱、關格、馬起雲、王進朝等，也「肆行誣捏，到處傳播流言，欲以搖惑人心，泄其私忿。」所謂雍正失德十大罪，這些人的小道消息廣為傳播起了很大作用。可是，曾靜所供認的，是聽到何立忠、陳象候傳說關於岳鍾琪與皇帝悖訐之事，至於曾靜謀反書所列舉的雍正失德的十大罪狀又是聽誰說的呢？曾靜並沒有具體交待清楚，起碼這十個方面不全是從充軍者中聽來的。雍正心裡很清楚，謀反書中所指斥的情節，早已是流布十分廣遠的公論，但他只抓住胤禩黨羽充軍廣西這件事，調轉矛頭，追查這批軍犯散布希麼流言，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傷當今皇上的胤禩殘餘分子，罪加一等。雍正這一招，可謂一箭雙鵰，而這批人的悲慘命運可想而知。利用曾靜的案子，雍正又自我宣布找到了誣衊他失德的輿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