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之人未必可用

  國家設官定職，出發點是為辦事，不是為用人，尤其不是為養閒人，誰能把事情辦好就應當用誰，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這個前提下，對於有缺陷的能人加強教育，對不能辦事的善人，或調換職務，或離職賦閒，讓出缺位給有能力的人來干。

  雍正經常和他寵信的大臣一起探討識人和用人的原則、方法。有一次，鄂爾泰在奏摺中說：

  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

  他強調用人一定要得當，要因事擇人，不能因人派差事。雍正異常讚賞他的觀點，轉告他批諭田文鏡的關於用人的兩句話：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雍正稱自己就是這樣用人的，並要求臣下也效法他，他說：這句話，提出如何對待可信任的人與他的能力之間的關係問題，即對那些可信任而又不能勝任官職的人，就不能抱有什麼希望，對不可信又不能勝任的人就不必給他職責了。

  雍正不僅重視官員的可信程度，更重要的是把它同他們的才能結合在一塊考慮。雍正曾在給臣下的硃批中寫道：

  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乃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誠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到之道也。

  雍正提出用人要用人才之人。雍正看到，一些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與那些庸愚聽話的人不同，不容易駕馭，但是他認為不必懼怕他們，應當用心去掌握他們。在這裡尤需注意的是「惜之、教之」的思想，這是說人才難得，對已經湧現出來的幹才，儘管他們有缺陷，也要愛惜，不能摧殘；愛惜的方法之一，是對他們加強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過失，以利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鄂爾泰見到硃批後，於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陳述自己的意見：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己。忠厚老成而略無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眾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

  鄂爾泰認為國家設官定職，出發點是為辦事，不是為用人，尤其不是為養閒人，誰能把事情辦好就應當用誰，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這個前提下，對於有缺陷的能人加強教育，對不能辦事的善人，或調換職務，或離職賦閒，讓出缺位給有能力的人來干。他進一步說明和發展了雍正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點即加以教育的用人方針，雍正看後大為欣賞，稱讚他的說理「實可開拓人之胸襟」。雍正用人，一定要使他的才能和職務相當，有才而不肖，賢而無才，取前者而舍後者，這是他用才思想的一個內容。

  雍正和臣子討論用人的話，並不是虛言空調，我們從他重用李衛的事上，可以看出雍正確實是馭人有術。

  李衛是雍正朝的一位「督撫模範」。他並非科甲出身。雍正用他，是看到他品性耿介，操守廉正，「勇敢任事」，是實行新政的難得之才。

  雍正繼位前李衛原在戶部任職，官職雖微，卻敢揭上司之短。當時管理戶部的親王在收納正項錢糧時，卻要加收「平余」，中飽私囊。李衛諫阻，親王不理，於是他在戶部大堂放一錢櫃，寫上「某王贏餘」。親王貪侵曝光，十分難堪。因此雍正即位後便啟用李衛為雲南布政使，兼管鹽務。當時鹽務極難管理，雍正給他這份差使，也算是對他的考驗。

  李衛到任後，利用布政使之權，嚴厲整頓鹽政、堵塞漏洞、揭發貪員、懲罰污吏，使雲南鹽務肅清。雍正對此非常滿意，稱讚李衛是「國家衛器」，當即調升為浙江巡撫，那時他才38歲，是清代少見的年輕疆臣。

  李衛是個「粗人」，他生得膀闊腰圓，武功很好，但文墨不通，奏摺多讓人代寫。其耿介過火，往往不合法度，做司官時，往往直稱上級「老高」、「老楊」；火氣上來，會痛罵一頓。後來多所參奏大吏，因此多遭人忌恨，許多官員上折告他：「狂縱傲慢」。對此，雍正一方面好言為他辯護，向參奏者說明李衛「大節不虧」、「秉公持正」、「實心任事」、「勇敢廉潔」。同時不厭其煩地下旨警告李衛不要「任性使氣」、「滿腔冰炭」，讓他修習涵養，戒驕戒躁。

  李衛的習性終生也未改多少，但雍正用其大節，始終信賴，加官至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太子少傅。